雷神山不知道他们的姓名

2月18日，武汉市雷神山医院，去吃午饭的建筑工人。据了解，雷神山医院建设项目的工人中许多都来自于不同地区的农村。记者 赵迪/摄

雷神山的工地上是没有姓名的，通行的称呼是某某“师傅”。细心的工人会在黄色安全帽的一侧写上姓氏，后脑勺位置写上“武汉加油”。

高峰时，武汉为应对疫情而建的板房医院——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工地，2.5万名建设者昼夜劳作。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急剧上升时，雷神山医院的规划总面积6天增加了3次，从3万平方米增加到7.99万平方米，床位从1300张变为1600张。

紧急赶来将这张图纸落到现实的人群里，有人带着工具连夜开车，也有人骑了2小时自行车。谈起那段生活，一位工人说，自己累得“站着都能睡着”。另一位则说，像这样“带有光环”参与援建工程还是人生首次。

“这是我有史以来打的工资最高的工。”开着面包车赶到武汉的周萍说。

出发前，50岁的周萍对老婆说，好像几十年没做过一次让自己觉得蛮光荣的事情，他希望能抓住这次机会。年轻时他有个军人梦，但体检没有通过。这次他觉得像去战场打敌人，是一件可以对后辈说起来很自豪的事，“到时候对自己小孩子说的时候，爸爸在非常关键时候也去支援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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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和建筑材料，都是分批次到达雷神山的。医院建设分几十道工序，29岁的师贞勇属于安装组最早到达的工人之一，他是一名领班，前后带了80名工人。

师贞勇是湖北十堰人。2019年6月，他和朋友在武汉开了一家钢结构公司，在网上卖推拉雨棚。他当过兵，建设雷神山医院的消息传开后，战友们调侃他有事就跑，他听着心里不爽，“脑袋一热”就跑来了。

施工中的雷神山没有黑夜。1月26日晚，师贞勇赶到雷神山时，一股浓烈的消毒水味扑鼻而来。这里被灯光笼罩，空地上几百台机械设备忙碌地挥舞着“长臂”，发出轰隆隆的声音。

熊小华是湖北天门人。2月6日那天，他瞒着家人，和同一个镇的周萍开着一辆面包车上了高速公路。同时出发的还有身在荆州的易涛。三人相熟多年，在武汉一起从事水电安装工作，封城前一天，各自回到老家过年。

疫情之中，易涛觉得在家待着“有点废了”，去雷神山还能有钱挣。听说工资1200元一天，他有些不敢相信。熊小华和周萍给身边的几十个朋友打了一圈电话，“有的说年还没过完，有的直接说怕死。”当天出发时，本来有9个人，临走前5个人又变卦了。

熊小华很理解，“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往前冲”。他本人没想过有什么后果，将其归结为冲动，“冲动后面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也说不出来。”

除了高额的回报、未知的风险，还夹杂着某种“意义”。熊小华不知道怎么描述这种意义，“现在是和平年代，也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只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个思想吧。”

他们到达武汉时，天上下着小雨，宽敞的大道上车辆稀少，静得可怕，这是他们没有见过的武汉。高速路上的工作人员很热情，倒热水、发方便面，有的还向他们致敬。

雷神山路两边停了几百辆私家车，像超大型停车场。从车牌判断，人们多来自武汉及周边地区。有工友在私家车上拉着红色横幅，上书“某某施工队”，或“某氏家族支持雷神山建设”。

看到工地上密密麻麻的黄帽子，他们的紧张感消除了大半。工地到了。

施工远比想象中紧张，师贞勇是夜里12点到雷神山的，还没来得及休息，就被叫到工地上干了一整夜。他们要先跟在挖掘机后面工作——挖土后，安装排水管。

在这座板房医院，他们感觉到了施工的复杂。必须快速完成样板间的制作，图纸只提供了大概的方案，只能凭经验“边施工边拍板边调整”。物资从不同公司临时征调来，不同型号和标准在使用时增加了麻烦。医疗设备的尺寸也要实时和医生沟通。

为了避免交叉感染，雷神山设计的是负压病房，设置新风系统和排风系统，室外新风经高温杀菌处理后送入医护走道和病房，病房内的空气经两级过滤器吸附处理后排出室外。12米长的管道吊到屋顶上，管子粗到可容成人进入，工人们需要七八个人合力，才能将其架到铁架子上，再与每个房间的细管道相连。

2月1日，查汉军刚到雷神山，就投入到这项工作中。置身其中，他感觉现场就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修水库，“热火朝天的，到处都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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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越来越忙，几乎每天都有新人进来。31岁的工人罗杰回忆，从2月1日起，工地进入全面施工，“越来越需要人”。他所在的班组人数在2月初达到峰值。他的弟弟罗冲，刚在武汉新洲区农村老家举办了婚礼，也喊了5名亲戚朋友赶来支援。

为了赶工期，工人们连轴转。安装两天水电后，查汉军开始加晚班，每天干一夜，再等白班师傅接班。几百斤重的管道压得人腰酸背痛，夜里屋顶到处结霜，人总是摔跟头。赶上下雨，衣服里面全是水汽，贴在身上难受。为了不让自己睡着，查汉军不停活动，“哪个位置一坐，你都恨不得不想动了，那个脚都不像是自己的。”

“时间太急了。”罗杰负责协调一个几十人的班组，一天要带两个手机充电宝，面孔多不好记，忙乱的时候前脚交代的事，他扭头会再讲一遍。

晚上下班都是10点之后。罗杰没空看关于疫情进展的新闻，回到宿舍几乎倒头就睡。打回家的电话也屈指可数，他担心吵醒6个月大的女儿。

作为领班，师贞勇要负责工人住宿信息统计，为工人发放工资、口罩和水。网民们在屏幕前通过直播欣赏医院的崛起时，他每日想的都是如何才能完成施工任务。

那几天武汉常常下雨，师贞勇天天穿着雨鞋在泥地上跑来跑去，脚被磨破了皮。由于任务繁重，他的班组里有人离开，有人嫌累，有人怕死，觉得“拿命换钱划不来”。

2月6日晚，熊小华、周萍和易涛到来时正赶上建设高峰期，逾万人、近1500台机械设备投入施工。

站在屋顶望去，整个工地都是密密麻麻的黄色安全帽。人与人的距离只有几十厘米甚至为0。听到有年纪大的工人咳嗽几声，查汉军会格外敏感，尽量离他们远一点走。一旦听到有人因为体温过高被隔离，熊小华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

喜欢抽烟的人，只能忍着。实在忍不住了，就去空旷地方抽上两支，抽完赶紧干活。几个人同住一间宿舍，易涛格外注重防护，一旦有人抽烟，他会立刻提醒：“又不想回去了？又要祸害大家了？”

只有吃饭时才能将口罩摘下来。2019年武汉那场世界军运会的运动员餐厅，成为雷神山医院后勤保障楼，工人们每天在这里吃饭，餐厅里撤去了桌椅，他们就餐时或蹲或席地而坐。用餐高峰时，要排半小时到1小时的队。

早餐多是面条，中午可以领到三菜一饭，每天能吃到肉。每隔几天会发一袋熬好的中药，帮他们“增强抵抗力”。午餐后，罗冲和工友们能领到一个口罩，起初几天是N95，后来变成了蓝色的医用外科口罩。

去雷神山前，周萍准备了生活用品，但到那里发现用不着，宿舍里的雨靴、雨衣、棉被、牙刷、牙膏、沐浴露一应俱全。每晚10点，加班工人还可以去领饮料、牛奶和面包，以补充体力。矿泉水供应未中断过，看到有的工人不喝完就丢掉，周萍觉得心疼。

工人们都不回去午休，困了就在工地上躺着睡一会。几乎每天都有新人到来，宿舍也在不断调整。

病房排水管道位于地板下，工人们需要爬到里面施工，由于施工夹层只有40厘米到60厘米的空隙，需要屈膝作业，周萍的个子太高无法进入，就在外面递工具。

雷神山医院“边建设、边验收、边培训、边收治”，有时候急着赶工，赶上雨天，工人连雨衣也来不及穿。眼看每日不断增加的死亡病例，病患排队等待一个床位，熊小华说，大家心里很着急，总希望快点做。谁不想加班时，领班们会鼓励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快一个小时就相当于救一条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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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回忆，2月8日那天，他们负责的24间病房验收完毕，下午做完卫生，护送病人的救护车晚上就到了。

除了救护车，工地上还常见爱心企业捐赠物资的车辆。有的拉着管材、空调，有的满载给工友们的牛奶、泡面和能量饮料。

第一批病人入住后，工人们每日结算的薪水也有了变化，从之前的1200元一天涨到2000元。

到2月14日，雷神山医院内部基本交付使用，大批工人开始撤离。有工人向师贞勇提出隔离要求，他去反映，“上面人说是没地方安排”。工人们被要求回家隔离，隔离期间可获得补助。

师贞勇的几十名工人走了大半。他本计划回十堰老家，但当地村干部不希望他回去，还说回去就把他“抓起来”，这令他很气愤。后来，县公安局工作人员又打电话安抚他说，“你是我们这里的人，回来也是我们的英雄，怎么可能把你关起来？”但也希望他继续留在武汉。

县里又给他家送去了酒精和口罩，并给他的父亲开了特别通行证，让老人可以去另一个村子里看孙子。师贞勇心软了，决定留在武汉负责一些收尾工作。

他的队伍里，有8名水电工最后留下，用将近10天时间，对几十间病房进行收尾检查，确保病房里的灯、插座、空调、电视能通电，更重要的是保证房间里的每一个阀门不渗水。

除此之外，工人们还要对负压病房进行调试，把可能会漏气的位置，用锡纸胶布全部密封——将一根棍子绑上一小条一小条的纸巾，放在缝隙位置，纸巾动则代表漏风。工人们就这样一点点测试，直到整个房子密不透风，像气球一样严实。

他们也为病房浴室的花洒“站过岗”。在安装淋浴花洒时，他们发现总是有花洒在第二天不翼而飞。补上后，第三天发现又有几个不见了。他们觉得窝火。病人尚未入住，几个工种的工人还在不同房间收尾，门不能上锁。为了防止花洒再次被偷，他们两人一组，夜间轮流值守，从晚上10点到早上7点，每隔1小时就巡视一圈。

就在即将收尾时，医生验收病房发现了新的问题：进气管道装在病床床头，排气管道在床尾，风从床头吹进来时，将加大空气流动，进而增加医护人员感染的风险。

医生建议，将进出气管道对换位置。8位师傅迅速商讨施工方案，临时做出了一个样板间，由医生验收后再对剩余房间进行调整。为了保证尽快完工，6名工人从其他区域被紧急调到这里，14名工人连夜加班。

2月24日前后，几十间病房迎来了入住者。周萍觉得，这是一种对工作成果实实在在的回馈，“你会想到，那个房间的灯是我安装的，那个房间里的冲水阀门就是我装的，就有这样一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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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尾检查期间，师贞勇几次萌生了回家的念头，但自从2月12日队上有工人回家后被查出感染，要求越来越严。熊小华的老婆给镇政府打电话，想让丈夫回家，但镇里说最好别回，回来后要在外面隔离，所有费用自理。

几位师傅觉得，不如安心做完事再返乡。他们相互鼓励要坚持。

新任务很快来了——进入医院内部维修烟感器。由于工人前期在屋顶施工，一些线路磨损，导致一部分烟感器无法正常运行。

当时，病人已经入住。走廊分为医护人员走动区和病人走动区。听说要进医院，师傅们觉得害怕，在门口迟迟不敢进去。项目经理不断安抚，大家仍不敢迈步子。

师贞勇只好打头阵。他说，自己性格一直胆小，心里也害怕，但既然是领班的，就该往前冲。易涛陪他进入走廊后才发现担心多余——走廊里除了穿着绿色工作服走动的医护人员，还有其他工人在施工。

走廊的烟感器修复完后，还要去病房里安装烟感器。这又是一场心理考验——进病房避免不了会和病人接触，带来感染风险。

防护服穿到身上，紧张感才慢慢消除。两层防护服像巨大的塑料袋套到身上，整个人热得汗流浃背。护士们培训他们如何穿防护服、戴护目镜，并帮他们捏紧两层口罩的鼻梁夹。

工人们第一次体会到医护人员的不易。他们每天要进出3次病房，每次换防护服要花费20分钟。因为衣服很薄，怕划破，他们不敢乱动，操作幅度不敢太大，一旦流汗，护目镜上有了雾，就只能先暂停，找个地方坐会儿，平静下来再继续施工。

最让师贞勇畏惧的是去重症病房，房间里四五十个病人身上插着管子，痛苦地呻吟。两位工友在里面安装烟感器时，目睹了一场生离死别。那是一位80多岁的老者，七八个医护人员站在他的床前，也无法挽救他的生命，现场氛围凝重。看着老人被推出病房，两人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离自己如此之近。

来雷神山前，几位工人都以为七八天就能完工回家，没想到回家的日子一拖再拖。为了不让家里担心，他们每天跟家里报平安。如果要加班，熊小华会提前告知家人，以免他们担心。

师贞勇的家人每天都在催着他回家，有一天晚上，他手机没电了，重新开机后接到十几个来电，家人纷纷问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非要跟他视频聊天才放心。

3月5日，工作终于结束。几个人都没敢将进过病房的事告诉家里。直到做过核酸检测，周萍才敢跟家人讲这件事，他把写有自己名字的防护服照片发给老婆，说自己做的事非常有意义，平安无事，让她放心。易涛一直没跟家里提过，他打算回家再说。

等待检测结果的那个夜晚“相当漫长”。熊小华翻来覆去无法入眠，不停抽烟。这一晚，宿舍的灯亮了一夜，但房间里静悄悄的，没人说话。看到新闻里说很多人属于“无症状感染”者，他总对自己的身体保持怀疑态度。“我们好多人都因为熬夜有点轻微咳嗽，大家都怀疑自身可能有点什么问题。”到武汉后，他们处处小心，连睡觉时也不敢摘口罩，师贞勇的耳朵都被勒脱了皮。

第二天，所有人的检测结果显示为阴性。几个人在附近超市买了一箱啤酒和几瓶白酒，一起庆祝“重生”。

终于松弛了下来。周萍掩不住喜悦，“就觉得哎呦，这一仗打下来，自己还没受伤，该赚的钱也赚了，该做的事也做了，也可以回去向老婆交差了，心里高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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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工人离开雷神山后，会被安排去酒店隔离。师贞勇他们都去了酒店，滞留在武汉，等待城市解封。

3月20日，针对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滞汉参建工人陆续返岗问题，武汉城乡建设局发布通告称，对外地人员，将陆续安排返乡，对有意愿继续留汉务工的，将结合复工复产安排上岗。

随后，不断有湖北省内工人返乡。

看到医护人员纷纷返程，工人们也希望尽快解除隔离。“护士是真正的一线接触者都可以撤，为什么我们不能撤？”一位工人说。

熊小华觉得隔离时间有些长，“其实我不要隔离（补助）费都可以，我一天（出去干活）的话弄个1000多块钱也都可以呀。”隔离期间，他们只能在酒店待着，实在无聊，就在房间里走走，看看电视。

一天，去国外援建方舱医院的消息突然在群里传播，招工者声称，日薪1000多美元，长期不出酒店大门的工人纷纷心动，报了身份证、电话、银行卡信息。事后发现是个谣言，连信息里的字也是错的——“方舱”两字写成了“方航”。

熊小华说，手艺人靠市场吃饭，没事做就没钱，“所以总是想破头想找好机会，想挣更多的钱。”工人们平时干惯了活，只想尽快回归。

滞留后，熊小华错过了家里的春耕。他家里有6亩地，以往每年到春耕时，他都会请十几天假回家播种。今年，只好请乡亲帮忙耕种。

师贞勇的钢结构公司直到现在还未完全复工，但网上不断有人下订单，定购推拉雨棚。因为隔离期还未到，对于急着要货的客户，他只能放弃，看着单子飞走。

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称，4月8日武汉将解除离汉通道监控。易涛打算解封后立刻回家，往常在武汉做工，他常常半个月回一次家。8岁的儿子不喜欢表达，视频聊天时只是冲他笑笑。将近两个月未归，他知道儿子想念爸爸。

查汉军则计划等到全国大解封再回家，他听说有工人回乡后，村子里的人都避着走，觉得气愤。田魁就是其中一个。3月3日，他开始在指定的隔离点进行医学隔离观察。3月21日，拿着医院开的证明和绿色“健康码”，他回到了老家襄阳。

令他没想到的是，在他回家前，村干部几乎挨家挨户通知人们都要远离他家。“农村就这样，不知道怎么和大家说明白。”田魁有些懊恼，各级政府都放行了，村里人却像躲瘟神一样躲着他。

他想等着武汉解封后，再回到这座熟悉的城市，忙完年前没弄完的工程。原本，武汉封城前，他和父亲从武汉驾车回到襄阳，居家隔离了14天。隔离期满后父子俩又踏上了回武汉的路，这一次是去帮助武汉。

“当时想着，疫情闹得可能今年的行情不太好，能多挣钱就挣一点。另一方面，我在武汉差不多前后待了20年，不管怎么说多少有感情。”田魁说，“武汉要是垮了，我们这些长期在武汉生根落脚的，以后生活就更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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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来，工人们看着这个城市陷入低谷，又亲手帮助它走出至暗时刻。隔离酒店外的高架桥上开始车来车往，对面办公楼以前灯是关着的，如今一间间方格正逐个点亮。

熊小华、周萍、易涛是一家新能源汽车公司的合同工，为人们在各个地下车库安装充电桩。做水电工流动性强，一旦没活儿就意味着没钱赚。

2020年，3人本就谋划着开个早餐店。在雷神山，他们就开心地讨论过这个话题，想着卖什么食物，去哪里租房，3人如何分工。但等到武汉解封之后，他们首先要做的是继续“钻”入地下，跟充电桩打交道。

熊小华将医护人员比作鲜花，将工人比作土壤，“鲜花的后面也是土壤在烘托呀，我们，土呀。”

在周萍看来，此次援建的回报远远大于付出，日工资是日常的4-6倍。另一方面，他觉得，人生已过半，这是一次值得纪念的行程，“像我们这种年纪的，就觉得在这个社会上，如果能够尽自己的一分力，得到别人的认可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有一天，火神山一个工友告诉师贞勇，那边有人感染，让他赶快走。他说自己一直胆小，听到这个消息一晚上没睡着，“那一天是最害怕的，我今年才29岁，（感染了）一辈子就完了。”但要走的话始终说不出口。看别人想走，他还会鼓励几句。

师贞勇说，自己是不会拒绝的人，选择留下就像选择来到时一样，带有冲动性和一种说不清的使命感。以前当兵时，抗洪、抗旱、修堤坝，这次，他本能地觉得自己得来。

他不喜欢偷懒、抱怨的工人，紧张赶工期时，看到还有工人忙着在社交网站直播，他就气不打一处来，想把人家手机砸了。

在查汉军看来，这次经历既不值得炫耀，也不意味着自己“作风有多高尚”。他只知道，国家付给自己这么高的工资，就应该对得起这份工资，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肯定不要去做一些偷奸耍滑的事情，干活的时候就好好干，我觉得自己问心无愧。”

罗杰想到的是“子贡赎人”的故事。古代，鲁国有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看到本国人在他国成为奴隶，只要把他赎回，国库就会报销这个人的赎金。子贡赎回一个鲁国人之后，却拒绝让国家报销赎金，认为自己的行为更像是对国家的天然义务。孔子批评子贡“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大意是说，如果你不要这个钱，虽然你自己在道德上获得了一种满足感，但是其他人的积极性却降低了。

“我就感觉这个故事很贴切这个事情，我们拿到了比往常高的工资，但不是什么英雄。”罗杰说。

他见证这座城市成长，看着汉阳从落后发展到现在。他能扳着手指数出自己参建过的大项目——武汉园博园、汉阳国际博览中心、省委组织部大楼……他也经常跑出武汉去讨生活——兰州、重庆、南宁、锦州、绍兴等地的国际影城和景区。大部分时候他做水电工程，后勤、仓库管理、司机，他也做过。年前，他在美国驻武汉领事馆做工程，疫情发生后，复工一直没有消息。他没学过英语，依靠翻译软件与工作中认识的外国朋友保持联系。

一位工人自豪地向记者介绍，自己参与过武汉绿地中心的建设，这座原设计高度636米的大楼建成后将是一处地标。

尽管不确定出处是哪里，他们见过一些“纪念牌”，有的写着“2020武汉抗击新冠病毒志愿者行动抗疫先锋”，落款是“雷神山突击队赠”。有的装在红色盒子里，印着“抗疫战士留念”。罗杰和工友见过不同版本，他们猜测可能是有人自己制作的，留个纪念。师贞勇很想拥有这样一块纪念牌。百无聊赖等待解封的日子，很多工人都“盗”过这样的图，在微信朋友圈里给自己留一个“纪念牌”。

记者 尹海月 马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