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轻人开始赛着比“抠”？

消费观念正从“消费主义”向“实用主义”转变

这些年轻人开始赛着比“抠”?

疫情冲击，给年轻人的生活带来不确定性，也让豆瓣上“抠门男性联合会”“抠门女性联合会”等小组迅速壮大“出圈”，网络上年轻人纷纷加入各种“抠组”。在网络世界，他们不讳言“抠”或“穷”，反而以“更抠”为豪。

一时间，一些“月光族”开始尝试从生活的细枝末节处学会节俭。他们在组里分享“0.9元解决一顿午饭”“自己剪头发”“自行车通勤”等省钱体验;发布“想喝奶茶求骂醒”“关闭花呗的第五个月”“0消费第一天，立帖为证”等各类求监督的帖子。

以抠会友，交流抠门技巧。分享者津津乐道，浏览者兴趣盎然。例如，在抠门男性小组举办的“首届抠王大赛之衣不如旧”活动中，就有近400名网友踊跃参赛，获得600多万的浏览量。有人晒出自己6岁时表演节目买的裙裤，现在他26岁，裙裤变成了短裤;还有人晒出奶奶辈传下来的外套。

这些年轻人比“抠”行为的背后，带有一些戏谑成分，却也蕴藏着物尽其用、拒绝过度消费的时代心理之变。

消费主义转向实用主义

安全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贾小雨的消费观念。

疫情期间，贾小雨失业在家，靠着先前的存款生活，第一次意识到了“钱”的重要性。

这名95后开始反思自己此前的消费观念——买了1000元的衬衣，就需要买1000元的裤子和1000元的鞋子去搭配，再买个2000元的包，才能显得这一身不是假货。

“但实际上，我真的需要这些东西吗?”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贾小雨决定成为一个“抠门”的人。

发生转变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她发现了父母的衰老，希望给父母攒下一笔养老钱。另一方面在于疫情带来的危机感，她希望自己以后无论何时都不被钱难住，能稳定有保障地生活。

和贾小雨有着相同想法的年轻人不在少数。央行4月28日发布《2020年第一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2.0%，比上季度下降6.0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53.0%，比上季度上升7.3个百分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戈艳霞认为，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有的年轻人连续几个月零收入，不仅当前的生活品质下降，而且对未来的预期也相对降低。

记者观察到，“抠组”火起来除了因为一些带有调侃戏谑性质的帖子，很多组员分享的内容不乏经济实用的省钱妙招。

95后女孩刘瑜(化名)所获颇丰。她出身于普通家庭，毕业后在广州的食品行业工作，薪资水平一般。最近，她瞄准超市打折时间和清仓区、使用返利购物软件、每天签到领积分等。她本人还在“抠组”更新着一个记账帖，事无巨细地记录每天花销。“比如我有段时间会经常买饮料喝，记账让我发现在这方面花钱太多，等再想喝的时候，就会去控制自己。”她说。

曾经，和大多90后、95后一样，刘瑜也是个“有多少就花多少”的人，一次去医院的经历彻底让她意识到攒钱的必要性。几个月前，她发烧去医院做检查，花了几百元，在等结果时，旁边有个病人正在办理住院，需要交1000元押金。“当时我心想，幸好我还有1000元余钱，幸好我没有花掉”。

随后的日子里，刘瑜有意控制自己的花费。“便宜不是我们购物的原则，需要才是。”她逐渐总结出自己奉行的消费观，也勘破了消费主义盛行背后的逻辑——很多商家以某些噱头来吸引人，“一生一定要拥有”“必备”这些词语抓住了大家的眼球，造成“这就是我需要的东西”的错觉。

“抠友”们总结出五花八门的省钱妙招:“购物要和公司采购一样，做成本分析和竞品对比。我曾看到酒店在卖一款特别好吃的月饼，就直接跳过酒店找到代工厂的淘宝店购买了”;“我靠想象就能‘拔草’，比如告诉自己奶茶、零食又浪费钱还会发胖，就压住了消费欲望”;“我上淘宝从来不看衣服鞋子，而是看拍卖不动产频道，有的不动产只要20多万元还能贷款，能激励自己不要买其他贬值品”。

戈艳霞分析，购买一件商品承载着消费者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这些年轻人消费观念正从“消费主义”向“实用主义”转变，即他们在消费行为中的精神需求变弱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不再像过去那样强烈依靠消费来获取，从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年轻人消费观念回归理性;当然，这种转变也将导致对奢侈品等需求减弱，可能给消费市场供给侧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和变化。”

在“抠门”中收获乐趣

当节俭成为一种习惯，年轻人希望在“抠门”的行为方式中，找到更多乐趣。

出生于1988年的宋鹏(化名)清楚记得自己在“抠门男性联合会”第一次发帖的原因，“一双拖鞋，鞋面断裂了，用别针勾起来继续穿”。一瞬间，作为北漂的心酸油然而生，他决定通过自己的方式，为大家提供一种更加积极的生活态度，让节约行为有意思、不磕碜。

用闲置物品做手工，是宋鹏的省钱妙计。这个来自陕西铜川一个普通煤矿工人家庭的男生，几年前只身来到北京。快节奏的工作压力，让他有些喘不过气。反而是回到租住的房子，看着自己亲手制做的简单家具、生活用品、玩具手办，让他变得放松自在。

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手工制品全是就地取材，将网购快递盒、一次性筷子利用起来，制作过程也让人大开脑洞。“一个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制作的变形金刚，我设计了每一处零件，收获了很多乐趣，价值已然无法估量。”

在身边朋友的眼中，“百万张”公众号的运营者张百万(化名)同样是个“省钱”达人，他曾用700元价格住过标价6000元的酒店;买了2万元的商务舱，却额外得到两张机票，算下来比经济舱还要划算……这一切就像他在自己的公众号介绍中写的那样——“高品质生活≠高花费”。

事实上，追求更高的“费效比”，是这名出生于1989年的北京小伙一直在做的事情。在他看来，在有限的生命里，不应该通过降低自己的预期去省钱，而是应该在自己能承受的花销范围内，尽可能达到或超出自己的心理预期。这样的想法，可以激发出年轻人的动力，但每一次的目标都应该脚踏实地。

张百万坦言，自己家境普通，2011年大学毕业后就职于一家国企，当时每月只有3000元工资，想吃好一点都有些困难。于是他定下第一个小目标，“吃得比以前好”。这个目标达成后，他又定下“买得起正版游戏”的小目标……就是在实现一个个目标的同时，他找到真正带给自己安全感的奥秘——知识的体量。

这样的“省钱”观念，得到部分年轻人的认可，也成为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从事技术工作的张百万，在业余时间继续运营公众号的动力。现在，一有时间，他就会去更新关于酒店、航空、信用卡的“玩法”，并在越来越多的钻研中，学到自己未曾掌握的知识，提升自己的人脉、获得更多的机会与乐趣。

勤俭节约换取选择权力

“就像‘抠组’的精神偶像——亚裔演员刘玉玲说的那样，如果你有足够多的存款，当有意外发生，或者有人强迫你、辞退你的时候，你可以大声地回应‘去你的吧’。”一位组员表示，很多年轻人希望用攒钱的方式，赋予自己更多选择的权力。

27岁的郑州女孩原洁是“丧心病狂攒钱小组”成员。今年4月，她和母亲一起选购了一套住宅，首付45万元，其中30万元是她毕业4年来的全部积蓄。

此前，母女俩还因为房屋大小有过不同意见，但当原洁掏出全部存款时，母亲决定尊重女儿的意见。那一刻，原洁感受到了“经济独立”所带来的乐趣。

于是，在有40多万成员的“丧心病狂攒钱小组”中，她又为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标:结婚以前再存20万元当嫁妆。

但原洁同时意识到，攒钱并不适用于所有年轻人，“比如那种有闯劲、能将金钱当做一种成本开拓型的人。但像我这样平凡的人，应该学会与自己妥协，早早养成良好的消费观，增强未来应对风险的能力，获得掌控自己人生的安全感。”

不再被超出预期的消费所裹挟后，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选择也似乎更加符合自己的本心。

90后上海女孩柴盼倩(化名)有稳定工作，从小受父母影响培养了节约的生活习惯，“存钱少会不踏实”。她认为勤奋工作、简朴生活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觉得控制欲望的人能办大事。她看过一个香港的综艺节目，说的是一个男生很抠门，但硬是攒钱买了小公寓，相亲的“身价”就此上了一个台阶，找到了满意的对象，还可以自由布置房子，不用再为房东打工，改变了人生的面貌。

开源节流，是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青年职工宋佳龙认可的生活方式。农村家庭出身，宋佳龙深知挣钱的不易。大学期间，他就通过干兼职、摆地摊、拍摄毕业季照片来赚取生活费。工作后，他同样希望通过账户数字的增长带给自己更多的安全感。

“攒钱意味着对未来更有规划。”这名90后说出自己的想法。他上下班骑单车，衣服勤洗不常买。业余时间，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摄影特长，为一些杂志供稿或者拍摄婚礼。几年下来，他买了房子、有了存款，在城市扎根。与此同时，他变得更加自律，做工作更有计划、更高效，工作之余可以腾出更多时间，专注于自己的摄影爱好。

“我们都正经历着一场经济社会环境的巨变，不确定性是未来一段时期的主要特征，包括人们未来的收入和消费。”戈艳霞说，类似“抠组”成员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群体互助行为，在不确定性的冲击影响下，这有利于帮助我们接受和适应不确定性，并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她认为从长远来看，青年也应该尽量避免盲目跟风、透支消费的情况，在确保基本生活有保障的情况下，把钱多花在提升自己的能力上，比如参加教育培训等。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85后青年教师柴民权主要研究消费行为。他认为，从社会心理机制角度分析，年轻人有追求新奇、跟风的心理，有些人觉得类似“抠组”成员的行为很有意思或者有点搞笑，所以愿意参与，随大流、赶时髦，“但这并不是一个很长期的或者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在柴民权看来，“报复性存钱”和过去的“精致穷”一样，源于媒体、社会公众、学术研究等过多强化了年轻一代行为表现的新奇性或者异质性，不能代表年轻人真的越来越“抠门”，他们更理智的消费行为是在人生历程中体验到生活的艰辛后，自然而然产生的转变。

“我们不要去过度地渲染或者拔高这种现象，以免社会舆论反过来影响到年轻人正常的消费观。”柴民权认为，年轻人的金钱观、消费观背后是广大的社会价值观体系，需要各个层面共同引领培植。(中国青年报记者 魏其濛 王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