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阿炳”

80多年来，左权县盲人宣传队成了“太行山里的文艺重步兵”，他们用流传千年的左权“开花调”唱着自己和山里人的故事。音乐学家田青称他们是“活着的阿炳”，作家唐师曾说他们的音乐“应该跪着听”

“问天问地问爹娘，活了这一辈，老天呀，我是甚模样?

走过了一村又一庄，拉起这胡琴来，老天呀，俺们整日里走四方。

云为盖的山为床，暑去寒来，老天呀，俺们走遍了太行。”

正如这首《问天问地问爹娘》歌曲中所唱，在层峦叠嶂的太行山上，有一支盲人队伍，他们背着行李，串成长串，抬头向天。队伍中的人一手抓着导盲棍，一手搭着前面人的背包或肩膀，脚尖颤巍巍试探之后，身体的重量才落下来。深一脚浅一脚，队伍蹒跚在山沟、小路上。行走，演唱，行走，演唱。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寒来暑往，一年要走360多个村庄。

他们行走的时间不以年计，而几乎以世纪算。从“三皇崇拜”到张起“太行抗日救国盲人宣传队”大旗，他们一直背着行囊，为太行乡民歌唱至今。

80多年来，山西左权县盲人宣传队成了“太行山里的文艺重步兵”，他们用流传千年的左权“开花调”唱着自己和山里人的故事。音乐学家田青称他们是“活着的阿炳”，作家唐师曾说他们的音乐“应该跪着听”。

《谁说桃花红，谁说杏花白》

“谁说桃花红来谁说杏花白，瞎瞎地活了这辈辈啊，我可没看出来。

山路路你就开花，漫天天你就长，太阳开花是甚模样，这辈子难思量。”

两张桌子一拼，八个凳子一摆，八个盲人操弄起他们背来的乐器，“咙咚呛”的锣鼓声一响，村民们迅速围拢过来，抽着烟的，抱着娃的，“盲宣队来了，盲宣队来了。”

这是8月12日下午6时，山西省左权县五里堠村街口发生的一幕。锣鼓声毕，左权县“向天而歌”盲人宣传队的成员有的更换了乐器，他们每个人跟前几乎都有两三种乐器，拿在手里，绑在腿上，或放在手边。

演出开始后，反映抗击疫情的新曲目、传统曲目等一首首歌曲，以村民们熟悉的“开花调”旋律，在盲宣队队长刘红权、王树伟等人的口中涌出。

演唱时，除了王玉文把脸埋在双手捧着的笙上，盲宣队大部分队员的脸都朝着天，头部跟着旋律晃动，一下一下，干脆有力。他们似乎不管有没有观众，只唱给自己听，只在一曲终了，听到村民们的鼓掌和叫好声时才会回过神，咧开嘴笑。

刘红权唱完《谁说桃花红，谁说杏花白》后，气氛似乎达到了一个高潮，村里63岁的申淑萍自告奋勇，走到刘红权和王树伟身后，简单交流几句，音乐声又起了，在盲宣队的伴奏下，申淑萍唱了一首《二婶婶》。

接下来，几个农村妇女开始推搡一个穿红裙的女人，远处的男人们也跟着起哄，“上去，来一个。”50岁的王仲芳既想去又害羞，最后一摆手，也站到了申淑萍刚才的位置。王仲芳唱的是《有了心事慢慢来》，这是一首当地传统的情歌，王树伟和她对唱。王仲芳的声音响亮，调子很高，最后的一句合唱，王树伟破了声，大家哈哈大笑。

演出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刘红权连说了几句“完了，散了吧”，这一两百名五里堠村民才陆续散开。

晚上，同事徐伟请盲宣队员们吃饭，中间的几个小插曲让记者意识到这群“没眼人”嘻嘻哈哈、互相打趣，看似豁达背后的艰辛。

吃饭时选了一张大桌子，他们互相拉扯着一个挨一个坐到了座位上。点菜时，刘红权说“一个人点一个”，结果8个人就点出来两个菜，一个是山西最常见的“过油肉”，一个是“凉拌莜面”。“给啥吃啥，谁能叫得出菜的名字呢。”68岁的药成江说。

好在晚上一起吃饭的还有五里堠村的会计，不然又闹出后悔的笑话。等上菜的工夫，他来了，看了一眼说，换座位。盲宣队的8个人按隔一人坐一人的方式分开。

“他们挨着，吃不上饭。”那名会计说完，把大家分散安插在他们中间，负责给他们夹菜，随后他又把这八个人面前的小碟子拿走，一个人发给一个大碗，“有什么菜都给他们夹到碗里。”

《红都炮台》

“红都呀炮台修哩牢，四围呀围墙，同胞呀，两丈多高。

英勇的八路军坚决往前冲，架云梯过围墙，攻在炮台根。

……

六月二十三天明四点半，红都呀炮台完了蛋。”

这首《红都炮台》是盲宣队唱了近80年的歌。“红都炮台”是日本人修建在太行山上的一个著名炮台，这首歌就是八路军摧毁炮台后当地百姓表达喜悦而唱出来的心声。

1937年全面抗战以后，八路军北上抗日开辟根据地。三个师分别控制吕梁、五台、太行诸山脉，作为开展华北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长期斗争的战略基地。

太行山中部的左权县原名辽县，东汉始置辽山县，宋置辽州。“太行八陉，山西锁钥”，意思是八百里太行山，只有八个出山的交通要道，成为打开山西的钥匙。左权县境内的辽河(今浊漳河)与太行山呈“十字”状，成为古“太行八陉”之一。

八路军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山中南部之后，开辟了晋冀鲁豫抗日革命根据地。1940年开始，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师部，中共中央北方局、野战政治部、后勤部、《新华日报》社等150多个党政军机构，在左权麻田驻扎了长达五年之久。八路军总部曾在陕西、山西、河北的80多个村庄驻扎过，在麻田时间最长。

左权县史志研究室主任张俊平说，左权县当时有两个政权，一个是位于北部今县城所在地的日伪政权，一个在南部麻田的八路军政权，两者相距50公里。麻田除被称为“小延安”之外，还被称为“小江南”，这里是太行山中的一个小盆地，气温较高，且是富水区，左权县有大大小小2000多条河流。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群众基础决定，适宜总部机关驻扎。记者在麻田镇看到，当地村庄现在还有莲藕种植基地、水稻种植基地等。

1942年5月，日军大扫荡期间，为掩护总部机关转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于此，为纪念左权将军，辽县在当年9月更县名为左权县。

左权县原副县长、左权历史研究者王占文说，抗战时期，八路军团结并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在这种背景下，1938年成立了盲人宣传队，成为八路军领导下的一个“特殊工种”。

“在此之前，据我们的师傅们口耳相传，太行山上的盲人和各地的盲人一样，算卦、卖唱、‘坐门墩’，在财主家门口唱曲、唱吉利话，赏碗饭吃，或领些赏赐的钱、小米等东西。”刘红权说。

据学者刘洪庆考证，在旧社会，盲人的“行会组织”为“三皇会”。那个年代，凡是游走在太行山上依托说书、算命而生存的盲人，必须参加“三皇会”，不参加就不允许卖艺、算卦。加入这样的组织，需要缴纳一定数量的银钱，“会首”也称“瞎官”，将这笔钱放贷出去，来年收回的利息，就够组织一年一度的集会活动。

“三皇会”以州为单位，如沁州的沁县、武乡、沁源为一个组织，每年农历五月初五聚会，辽州的辽县、和顺、榆社为一个组织，每年农历九月初九组织聚会。《左权文化志》称:“‘三皇会’行‘会考、审案、说书’诸项活动，是盲艺人交流、竞赛的盛会，也处理盲人违纪行为，约束、规范艺人行止、言论。”

1938年，太行抗日民主政府将民间盲艺人组成盲人宣传队，1938年有3人，到1940年发展到11人，1943年发展到45人，分4个小队活动。他们以艺人身份为掩护，出入于敌占城乡，甚至炮楼、营房，借唱书和卜卦之名，宣传抗日，特别是在瓦解伪军方面有较大贡献。这一时期的曲目有《男十大劝》《女十大劝》《伪军十大恓惶》等，在根据地演出的书目有《红都炮台》《人民子弟兵》《拥护八路军》《左权将军》等。

但是盲宣队并没有进入革命队伍的正式序列，抗战胜利后他们依旧是流浪的民间艺人，是文化部门领导的一支编外队伍，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太行抗日救国盲人宣传队”改名成“左权县盲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又演唱《歌唱互助组》《合作社》《反腐败》《打假冒商品》《左权十大变》《退耕还林》《抗击疫情》等。

《光棍苦》

“正月里梅花开，花开人人爱，光棍有心采一枝，拿回家没人爱。

二月里刮春风，光棍没人好伤心，衣服上破的都是窟窿窿，还得光棍去求人给缝，光棍有心不去求人缝，春风吹得腰腿痛。

……

十二月一年了，大小人说过年好，案板上家家响得叮叮当当，家家剁肉都吃饺子，有老婆的人家吃饺饺，光棍吃的面条条。”

这首传统的琴书《光棍苦》是盲艺人在唱自己。盲宣队没有来自国家财政的生活保障，他们靠农村市场养活自己，一旦离开队伍，就无法生存。

今年68岁的王玉文是目前盲宣队最早加入的一名队员，王玉文出生在左权县边上一个叫独兰凹的村庄，14岁坏了眼，18岁放羊就瞧不见羊了。1975年，王玉文跟上了盲宣队。

在左权的300多个村庄和各个单位游走演出，是盲宣队的谋生手段。刘红权说，每年正月二十六，队员们在县城集中起来，文化局编排节目集中培训半个月，随后分成两个队，开始下乡，一支队伍负责县城南半部，一支负责北半部。一年走三回，一回两三个月。

“正月里走了，到三四月回来，把冬棉袄换成薄衣服，再下去，八九月回来，穿上冬衣，再下去。转上一圈，就是一年。”刘红权说，去的时候隔一个村子演唱一次，回来的时候把剩下的补上。到了村里演出完吃“派饭”，一家负责一个盲人，所以每个人吃的饭都不一样。村里人家住的地方多就安排在人家里住，没有住处就把教室里的桌子拼起来，当床，“桌子、椅子、凳子都睡过。”

王玉文说，盲宣队下乡就靠着两条腿走，有点视力的在前面领着，其他人搭着前面人的背包。每个人身上都背着几十斤重的包，里面有铺盖、衣服、鞋子、毛巾等日常用品，还有与他们相依为命的乐器。他们不带碗筷，但是带尿壶，晚上起夜不方便。

“有时候一天走20多里，刚开始走时腿疼、肩也疼，后来就习惯了。”1995年加入盲宣队的刘红权一走走了20年。太行山崎岖不平，有的地方甚至没有路，盲人行走难度可想而知。没有路，没有桥，盲宣队最害怕的是下雨下雪，陈玉文如今还对刚进队时的一次过河心有余悸。刚下完雨的太行山里河水暴涨，“衣服都脱干净，两个村民架着一个个盲人蹚水，水到了胸口，脚下够不着底。”陈玉文吓个半死，怕被冲走。

从1938年至今，盲宣队多的时候有40多名成员，现在还有八个人。这中间，五个人还能看见点光，三个人彻底失去光感，陷入无边黑暗。

八个人中，一共有三个人结过婚，目前只有两个人有妻子。

50岁的刘双明曾结过婚，30岁那年害了场眼病，视神经萎缩了，此后再没看见过东西，包括太阳。看不到太阳是盲人的底线，就是说对光没有了感觉。两年后，妻子和刘双明离了婚，把几岁的女儿留给了他。上有老下有小的刘双明哭着把女儿丢给老母亲，离开距县城130多里路的车谷村，参加了盲宣队。“上有老，下有小，总得有个收入吧。”刘双明说。

资深记者南香红在2003年采访完刘双明时写道:刘双明的悲苦是刀刻在脸上的，什么时候也丢不掉。他总是默默地坐着，一双完好但没有光泽的眼睛看着前方，好像那眼睛里随时有眼泪流下来。“不习惯，不习惯。”刚入盲宣队一年的刘双明头上顶着一个大包，是撞出来的，导盲棍在他手里还不灵巧，走哪儿撞哪儿。

每年盲宣队结束放假，在县城集合时，刘双明天不亮就得起床，从村里出发摸索走五里地，坐上班车，再用大半天时间才能到县城。在县城，他在一个戏台里住了七八年。

这是一个废弃的戏台子。从1990年开始，盲宣队发现了这个无人问津的地方，把后台修了修，改造成一个小院子和几间破房子，一个房间里挤上七八个人，就算是盲宣队在县城落脚的地方。

事实上，参加盲宣队也并不容易。刘双明打了两年梆子，学了二胡，又学笙，在2005年以后才有了收入。“盲宣队实行工分制，按演出贡献分配，刚来的两年，还是学徒，队里可怜我，才额外给点钱。”刘双明说。

队长刘红权直到父亲去世，才得以加入盲宣队。患有先天性小眼球和小角膜症状的刘红权是遗传，他的母亲是个盲人，17岁时嫁个40岁还没讨上老婆的工人。生下的四个儿子中有三个睁开了眼。

与盲宣队其他成员来说，在太行山盲人宣传的唢呐声里长大的刘红权是幸运的。家里供他在太原读完了盲校，并学了健康按摩。毕业后在一家浴池工作的刘红权感到压抑，在浴池里拉二胡，老板说“这不对”。但是刘红权的父亲坚决不同意他参加盲宣队，认为那样太苦，哪怕刘红权托盲宣队老队员到家里求过几次情也不管用。直到1995年父亲去世，刘红权终于返回了大山。“大山里自由，唱起来快乐。”刘红权说。

《上辈子，下辈子》

“梁柱子那个花开，撑起一间间房，下辈子好歹睁开眼，把这恩报偿。

太行山那个开花，走也走不到头，下辈子好歹睁开眼，看看这圪梁和沟。”

太行山盲艺人唱的这首《上辈子，下辈子》，叫作左权县盲艺人琴书调，又叫左权盲人调。盲人演唱的曲调，吸收外地传来的数来宝、莲花落、琴书、鼓书各种艺术形式，结合左权县本地民歌曲调，逐渐形成一种本地盲人演唱的独特曲调和形式。

左权盲艺人技艺依靠师徒口耳传承，一方面坚持按原来的曲调与乐器，另一方面坚持用方言，原汁原味地传承。

传承千年的左权民歌曾分为大腔、杂曲、小调三种形式，近年“开花调”被外界熟知，逐渐走出太行，走向国际，成为山西民歌的重要代表。左权“开花调”是小调的一种，属“山歌体”，因唱词精巧新颖，以“开花”为比兴，故称“开花调”。

“太行山民因为生活艰苦，看不到光明，每年开花时看到希望，所以开花调以花开为媒，都是很短的上下句。”王占文说，生活的现实让他们悲哀、委婉、低沉，这不同于陕北民歌“信天游”，“信天游”唱起来豪放、舒展。

王占文说，左权民歌代表作《桃花红，杏花白》就是如此，最开始是妇女们一边干针线等手边活，一边顺口倾诉的悄悄话。

“太行山上的盲人不会算卦，吕梁山、外省等地的盲人现在有的依然以算卦谋生。”刘洪庆说，这是因为太行山盲艺人对传统词曲的演艺传承。

王占文认为，“开花调”有两次发展的重要机会，一次是抗战时期“由民间走向了社会”。包括盲宣队、抗日军民演唱的革命歌曲等，都是群众爱唱的民歌小调等旧曲填上新词，大力推广，成为振奋民族精神的战歌。王占文近年研究梳理出150多首抗战民歌。“这中间的许多歌曲，盲宣队一直演唱至今，对‘开花调’走向新中国人民的生活舞台，做出了巨大贡献。”

刘洪庆也表示，左权抗日盲宣队的经验曾在整个太行革命区推广，武乡、襄垣、沁县等地都成立了盲宣队，抗战催生了盲宣队从边缘走向主流，从“娱乐民间”走向“图解政策”，抗战胜利后的几十年也是如此。

第二次飞跃发生在近两年，当地加大了对左权民歌的传承和弘扬力度，连续举办左权民歌汇等活动，促进左权民歌走出太行山，走向全国、走向国际舞台。“有20多支民歌被全国人民熟知，部分甚至成为影视剧的主题曲，一批演唱民歌的艺人形成了梯队。”王占文说。

“如今山西民歌最有名的是左权民歌和河曲民歌，河曲民歌讲究创新，左权民歌则坚持传统。”刘洪庆说。继左权民歌红色歌舞剧《太行奶娘》之后，当地正根据盲宣队的故事，紧锣密鼓拍摄新的剧目《向天而歌》。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

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亲爱的人携手前进，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这首为央视某节目演出而改编的“开花调”版《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如今也是盲宣队表演的高频曲目。首次演出时，坐在台下的原唱、歌唱家于淑珍当场流泪。

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多年，也是太行山“阿炳”们迎来新生活的十多年。他们会感激三个人，分别是田青、亚妮和刘红庆。

2003年8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学家田青在太行山上发现左权盲人宣传队的演唱，被感动得热泪滂沱，写出《阿炳还活着》一文，在《人民日报》等媒体上发表，引起轰动。之后田青将盲艺人带到北京多地巡演，这群隐没于太行山中的“阿炳”，引发音乐“原生态风暴”。浙江电视台的主持人亚妮则持续十年拍摄记录他们的生活，将他们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刘红庆是刘红权的哥哥，通过采访、写作，一直致力于推广太行山盲艺人的故事。

左权盲宣队每年在山里游走，也开始走向山外，他们参加电视节目，参加比赛，甚至参加邀请演出。“京广线上的大城市，除了郑州，基本上都去过了。”刘红权说。

左权县城中心的一个小院子，成了他们的工作室，挂了非遗的牌子，还成立了“刘红权民间音乐传习所”。这里原来是左权县一个局的办公室，有十多间平房，院子里有独立的厨房、卫生间和洗澡的地方。刘红权平常也住在这里。其他人晚上则要回自己家。他们八个人，除了刘红权，每个人都有一套廉租房。

刘双明在2010年搬进一套52平方米的廉租房，在一楼，盲宣队的队员大部分分布在他周围单元的一楼。“2005年以后，生活条件逐渐变好，一年能挣几千元，现在每年下乡能挣一万多元。”刘双明说，廉租房的开支是每年1130元，他享受着低保、一级残疾补贴、免费居民医保，每年的社保缴纳自己掏少部分，盲宣队承担大部分。

在家里，刘双明能摸索着自己做饭。前些年，她的女儿大部分时间在外打工，一个人生活的刘双明需要自己买菜做饭。“小区就有菜店，焖点米，和点面压个面条，随便炒个菜，也就应付过去了。”刘双明说，2017年底女儿结了婚，有了孩子，女婿在县城工作，现在一家四口一起生活，日子有滋有味。

盲宣队最年轻的队员是44岁的李彦红，从2015年加入后就没走路下过乡。“五六年前，下乡就换成了坐车，原本需要一年时间转遍的村子，现在只需要几个月。”李彦红说，现在路变好了，村子也少了，但是每年还是得转一遍。

今年48岁的王树伟，2015年和在盲宣队为他们做饭的赵冬梅结了婚。这个患有先天性白内障的男人，曾是队里的帅哥，王树伟说他们是自由恋爱。

1953年出生、20岁上被雷管将左手和右眼炸没的王玉忠，30多岁时娶了带着一儿一女的女人。现在，大女儿出嫁了，儿子读完大学成了家，亲生的小女儿正在读研究生。

1952年出生的药成江到现在仍然过得像个孩子，相依为命的老母亲虽然90多岁了，每天还给他做饭，不让他进厨房，嫌他不干净，嫌他看不见。“快70了，还有娘嘞，幸福哇。”药成江笑起来，眼睛只剩两条缝。

“从《谁说桃花红，谁说杏花白》唱到《桃花不再红，杏花不再白》，现在还是《桃花红，杏花白》。”刘红权说，他们这批盲哥们儿，惜福、知足。(记者孙亮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