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光”把人生照亮，“盲人律师”从黑暗走出

绝大多数人，在生活中都很少接触过盲人，也不知该如何与盲人相处，甚至会误以为“眼睛看不见”就什么都做不了。“不是不人道，而是不知道。不是不理解，而是不了解。”王慧反复强调他对这些误解的理解

王慧注视着客户，听对方介绍案情，偶尔用笔记本电脑做些记录，就像所有律师接待客户时那样。也许区别仅在于，王慧戴着耳机。

这是一副骨传导蓝牙耳机。很多爱在户外跑步的人都会戴这种耳机。因为佩戴时不用将耳机塞进耳朵里，佩戴者可以同时听见耳机里的音乐以及马路上各种车辆靠近的声音，以便避让。

王慧在工作时戴耳机，并不是要“开小差”，他需要通过耳机“读屏”。

王慧是一名盲人，他看不见电脑屏幕，需要借助读屏软件，将电脑上的内容通过语音朗读出来。为了不让读屏的声音打扰到客户，他才戴耳机。

王慧于去年通过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是天津史上首位通过这一考试的视障人士。今年7月，35岁的他应聘进入一家律师事务所，开始迈向成为律师的道路。

接受黑暗

王慧并不清楚，客户是否知道自己是个盲人。因为他的盲态并不重。所谓盲态，指的是视障人士的样貌是否能够让人辨别出他们的眼疾。

王慧和人交流时，总是面向说话人，眼睛透过镜片注视着对方。如果不仔细盯着看，一般人恐怕很难迅速注意到他的眼睛异于常人。

可王慧确确实实什么都看不见。陷入彻底黑暗的日子，他已过了十年有余。他现在戴眼镜只是出于习惯，毕竟此前戴着两千多度的厚重镜片，和黑暗搏斗了20多年，鼻梁上不架点什么总觉得别扭。

王慧的右眼天生失明。在人生的前20多年当中，他靠左眼模糊的视线念书学习。他从没读过盲校，一直和健全的同龄人在同样的学校里念书。王慧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直到高中之前，他都是年级前五名，始终是家人的骄傲。

进入高中后，王慧左眼的视力也急剧下降，原本1000度的镜片已不够用。换成2000度的镜片，坐在第一排，王慧仍然看不清黑板。为了知道老师的板书内容，他每堂课下课都冲上讲台去帮老师擦黑板。擦黑板的距离，对王慧来说相对合适，他边看边擦，边擦边记。

王慧并没有主动说过自己遇到的这些困难。所以无论是家人还是老师同学，也并不知道王慧的视力衰弱到如此程度。父母虽然知道王慧视力不好，但没有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眼睛上。

有同学私下里跟王慧说:“你这个人吧，哪儿都好，就是有点傲。”“我哪儿傲了?我怎么傲了?”王慧不服气。“你仗着自己成绩好、个子高，平常走路时趾高气扬，路上碰到熟人，人家远远就开始跟你打招呼，你都不带搭理的，也太骄傲了吧。”王慧很委屈。他不是不理人，而是因为看不见。

为什么不跟人说呢?“可能是因为自尊心吧。”王慧也有点说不清。

王慧在兰州大学读大三时，眼睛彻底失明。他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高建华为此哭得像个泪人，王慧却表现得很平静。

“这么多年来，我从没见你因为眼睛的问题流过眼泪，你是在一直强迫自己坚强，还是背后偷偷哭过?”高建华问他。

“你想听我真实的感受吗?”他反问道，“其实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了失明，能够以一种平和的心态与失明相处。当我从视力微弱变成全盲的时候，其实心里反而有一点轻松，因为不需要再用微弱的视力硬撑‘明眼人’，可以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是一名盲人了。”

不服不行

“我必须要接受。眼睛看不见，是我遇到的障碍。但人生没有什么不可能。”这是王慧的人生信条，“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障碍，以及随之而来的问题。我觉得，最终决定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能过上怎样生活的，在于我怎样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在于问题是什么。”

可2008年毕业求职时，王慧就挨了一记当头棒喝。当时他最心仪的工作是进入盲校当老师。“我接受了重点大学的完整高等教育，我自己经历过从弱视到全盲的转变，我觉得我的心理更贴近盲童们的感受。”王慧觉得这个工作对自己来说再适合不过了。可是很遗憾，绝大多数盲校都不招收盲人当老师。

不仅盲校，盲人想进入其他的企事业单位，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如果你说我专业能力不符合要求，我都能接受;可是你只因为我眼睛看不见，就连接触的机会都不给我，我不能接受。”王慧不服，“我从来不觉得一个人的某项生理特征能够衡量一个人的水平高低，并成为是否能胜任某项工作的决定性条件。”

可是不管王慧怎么想，多数人并不这么想。

王慧也知道为什么。一方面，绝大多数人，无论怀有什么样的同情和悲悯，在生活中都很少接触过盲人，也不知该如何与盲人相处，甚至会误以为“眼睛看不见”就什么都做不了。“不是不人道，而是不知道。不是不理解，而是不了解。”王慧反复强调他对这些误解的理解。

另一方面，王慧更清楚，很多工作盲人并不是不能做，而是受到教育水平的限制。多数盲人都没能像他一样，到普通学校中与健全的同龄人一起学习生活，而是在盲校接受特殊教育。即使其中有人坚持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往往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最终只能选择按摩、调律等有限的几个专业。

于是王慧决定借助科技手段，帮助视障人士摆脱获取信息上的障碍。他成为了一名信息无障碍工程师，和伙伴们研发各种便于盲人使用的“读屏”软件，积极与各个软硬件开发的科技公司沟通视障群体的信息无障碍需求。

并不是所有的机构都能够意识到自己应该在信息无障碍方面有所行动。当王慧与他们沟通需求时，对方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你是盲人?你怎么会使用我们公司的产品?你怎么打电话的?你也能用手机吗?

即使对方的态度很消极，王慧也不气馁。但有时也不得不考虑诉诸法律进行维权，而这又是另外一个专业领域了。

二战“法考”

王慧决定补补法律知识，试试参加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也就是民间俗称的“法考”。

2018年，王慧开始自学相关知识备战“法考”。报考时，他担心因自己是盲人，被拒绝在考场之外，就没在填报基础信息时，主动申报视力障碍这件事。当报名审核通过后，他给主办方写了一封邮件，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并希望能提供一些合理的便利，以便他能完成考试。

王慧做好了为此再打一场漫长口水仗的准备。没想到三四天后，他就收到了天津司法局的电话，告诉他已经了解并核实了他的情况，让他安心备考，会为他提供相应的考试条件。

2018年，天津司法局为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在当地有史以来唯一的盲人考生王慧，设置了专门的考场和监考人员，以便王慧通过读屏完成考试。

王慧是这个特殊考场上的唯一考生，但他面对的考题和考试时长，和所有其他考生一模一样。阅卷人也并不知道这份考卷来自一名特殊考生。

遗憾的是，王慧在当年只通过了“法考”的客观题。他也曾犹豫，还要不要继续。但回想起自己报名时，和天津司法局沟通的一个细节，他决定再战。

“当时他们没有问我是怎么报名的，也没有质疑我有没有参加考试的能力。”王慧很激动，“可能这就是从事法律工作的人的思路:法律规定你有这个权利，那我们就想办法维护你的权利。这件事仿佛照亮了我，激励我完成‘法考’。”

“你知道他有多不容易吗?”高建华忍不住一再插话，“他准备‘法考’根本就没有书看，我们得不到那些教材教辅的电子版。王慧备考，完全靠在网上看相关的视频讲座和自己刷题。”

王慧总结自己第一次考试没通过主观题的原因，认为可能是因为打字太快，拼音输入法的重音字词太多，导致他的卷面有很多错别字，令阅卷人难以理解。为此，他花了三四个月学习重码较少的五笔输入法。另外，有“法考”的社会辅导机构得知王慧的故事，也愿意为他提供辅导教材的电子版。

2019年，王慧“二战”告捷，从首位在天津报考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盲人，“升级”为首位在天津通过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盲人，并在今年夏天成功应聘进入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开启了作为一名律师的职业生涯。

心之光

对于自己应聘律所的经历，王慧轻描淡写。他说律师和一些其他的工作不同，有“法考”作为明确的进门标准，通过“法考”就意味着具备了一定条件。至于能否使用手机、电脑等办公设备，对于当了十几年信息无障碍工程师的王慧来说，更不在话下。他现场给律所的人操作演示，用事实说话。

王慧刚进入律所时，也会有同事对一位盲人同事的出现感到陌生。但相处一段时间后，发现和王慧并没有什么交流和工作上的障碍，大家就逐渐习以为常了。

“再怎么呼吁，声音也是有限的，我们盲人也必须要走进各行各业，让人们看到我们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也可以用事实证明自己。”王慧说，“如果多数人从上学开始，同学当中就有盲人同学，工作中也有盲人同事，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考虑到盲人的需求。”

王慧希望有更多的盲人能够像他一样走出来、走进去——从黑暗中走出来，走进到真正的生活中去——他希望让眼睛感受不到光芒的人们，心灵能感受到光芒。

王慧和向阳路社区的工作人员以及天津城建大学的志愿者团队合作，利用街道的“社区之家”，在业余开办了“心之光无障碍智能体验中心”。起初，他们在这里为视障人士讲解科技产品的使用方法;从去年开始，王慧担当主讲，又为社区里的老年人开办了智能手机使用培训课堂。

10年前从调料厂退休的宋树新师傅，是王慧手机课堂的学员。来上课前，他只会用手机接电话，用手机往外打电话都费劲。他说:“王慧老师的‘心之光’啊，那光可太亮了，把我们的生活可都给照亮了!”一年时间里，这位72岁的老人跟王慧学会了怎么用手机发微信、打车、购物。现在，他下楼买菜买早点都用微信支付，还经常网购。

“我主要买什么你知道吗?买油、买面!买那些大件儿的、重的!我家住4层，没电梯。我们老两口单住，如果不网购，靠自己把这些往楼上搬，搬不动啊!你看我，两百多斤的大胖子，自己上楼都上不去，难啊!”现在宋师傅再看到街坊里有老人买米买面，都劝他们来王慧的“心之光”课堂学怎么用手机。

宋师傅从来没觉得自己的手机课老师是个盲人，有什么不对劲。每次上课忙着跟王慧学，让王慧帮着点手机，他甚至没顾上想过:王慧这么个盲人是怎么学会用手机的。王慧说他觉得这样最好，因为这本来也不是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本报记者尹平平)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