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携全新团队将打出怎样的“外交牌”？

原标题：美国重启（下）|拜登携全新团队将打出怎样的“外交牌”？

当地时间1月20日，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正式宣誓就职。在此之前，美媒曾报道称，拜登拟任命美国资深的亚洲外交政策专家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出任亚洲事务主管，这一职位是拜登上任后将新设立的职位，被外界称为“亚洲沙皇”（Asia Czar）。除坎贝尔外，美媒指出，拜登在白宫国安会内还会任命另外三名官员，分别处理涉及中国、印度，以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在内的亚太事务。

拜登将携这一全新团队打出怎样的“外交牌”，中国又将如何应对，中美关系终将走向何方？

对此，米勒中心教授级高级研究员何汉理（Harry Harding）表示，毋庸置疑的是，拜登政府会希望与中国方面重新展开对话，不过两国关系是否会得到改善尚不可知。

何汉理（Harry Harding）是亚洲和美亚关系方面的专家，也是一位知名的“中国通”。2018年4月，何汉理在上海接受采访时曾称中美关系是一组“充满了挑战和波动”的“错综复杂”（fraught）的关系。

中美关系“充满挑战”几乎已成为中美专家学者们的共识。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所长吴心伯此前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指出，未来十年，中美关系肯定会有一个剧烈的震荡，最终达到一个平衡的关系，而怎么管控好这个震荡，对中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坎贝尔曾在1月14日出席亚洲协会举办的活动上提出有关“停止美中关系直线下坠”的设想。他表示，中美双方应暂停针锋相对，各自后退一步，再各自前进一步，发出建立可行的美中关系愿望的信号。

曾担任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中国问题顾问的弗吉尼亚大学米勒中心实践高级研究员方艾文（Evan A。 Feigenbaum）则认为，未来不排除中美在某些领域合作的可能性。

拜登政府执政后能否使日益紧张的中美关系朝着新的、更积极的方向发展？近日，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米勒中心联合举办了一场视频会议就此进行探讨，来自复旦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的八位专家各自分享了他们的见解。以下为澎湃新闻整理的发言摘录，以飨读者。

卢沛宁：弗吉尼亚大学米勒中心特蕾莎·沙利文实践高级研究员

信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何汉理：弗吉尼亚大学米勒中心教授级高级研究员

方艾文：弗吉尼亚大学米勒中心实践高级研究员

吴心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宋国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信强：我认为，对每一代中国领导人来说，中美关系都很重要。中美关系是影响中国过去几十年外交决策的关键因素。可能在过去的几年里，这种关系对两国都造成了伤害。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政府使用的政策杠杆破坏了两国之间的所有合作。我们希望拜登就任后，中美关系能够恢复正常。

卢沛宁：虽然在拜登宣誓就职之后，美国正在重新启动，但总统需要处理一连串问题，拜登必须介入这些事情并发布命令，他继承了特朗普总统四年的统治结果，现在他必须为此而努力，并且确立自己的优先事项，这将需要一段时间。在短期内，中美关系不会有太大变化。

方艾文：我对中美两国在未来的关系深感悲观。贸易冲突是众多冲突之中最让我感到悲观的核心，即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商品、资本和数据进行限制。

在尼克松1972访华时，美国和中国围绕越南发生冲突。因此，从建立这种关系开始，美国和中国就发生了冲突。由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显然存在差异，安全竞争一直是中美关系的特点。

然而，一旦双方建立了经济关系，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美又在非常紧张的安全较量中平行发展着迅速扩张的经济关系。虽然市场从业者和美国公司总是要将台湾问题、南海问题和军事竞争等问题纳入考量，但它们大多隐没于背后，不构成对商业的影响。

不过，在过去五年，前总统特朗普的所作所为让中美之间的经济和安全关系一起崩溃了。此外，美国还设法让第三国去做像美国对中国所做的一样的事。在我看来，这就是特朗普留给拜登的全部遗产。

现在，中美关系中的不仅安全问题在恶化，而且安全问题正在重新渗透到经济中。例如，美国政府眼下从安全角度看待技术，将一些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列入黑名单，这将大大地限制发放销售许可证和贸易活动。

特朗普政府态度多变，策略简单粗暴。虽然拜登可能会保持特朗普政策的连续性，但是将更加谨慎。

因此，我预计中美之间未来会发生下面五件事：

第一，我认为拜登团队想要为不断恶化的中美关系设置下限。

第二，无论如何强化围绕技术和数据的竞争，拜登团队之后与特朗普之前所做的都是一样的，但拜登将做得更有策略。

第三，拜登政府希望同中国在三个领域展开特朗普团队此前不愿意进行的合作：控制疫情，重启经济，避免生态环境灾难。

第四，拜登政府将尝试与合作伙伴（尤其是欧洲和日本）合作建立合资企业，尽管这一过程会比之前更加艰难。

第五，拜登政府不会想让共和党人觉得他们对中国示弱。因此，从人权、安全到经济问题，拜登政府都将采取政治激励措施。对于像新任国务卿托尼·布林肯，或者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这样的人，他们自然会希望与中国进行外交往来，但他们还将希望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这一点将是一个有趣的政治挑战，因为拜登政府要在这种情况下考虑重启中美关系。

宋国友：对中美两个国家来说，全球经济协调是非常重要的，其次是全球气候变化。我相信，拜登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是认真的。倘若他是对的，那么中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做很多事情，并在诸如新能源、绿色金融等领域进行协调。

我认为，中美两国应该做点什么来使两国关系恢复到特朗普上台前的状态。我知道尽管有些事是无法改变的，但有些政策需要恢复到之前的样子，比如有关竞争的政策。眼下中欧已完成了投资协定谈判，虽然我不知道拜登会对此做什么，但是在我看来，将来中美会有更多竞争，包括技术层面的竞争。

吴心伯：在中国，我们认为，与美国的关系是合作与竞争——我们既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对手。然而，当美国将这种关系描述为战略竞争时，以及最近几年我们听到美国人是如何谈论中国的，协调合作已不再是这种关系的一部分。

何汉理：现在谈论中美关系的变化和连续性问题还为时过早，因为拜登政府仍在组建中，这需要花费一些时间。

我认为最重要的变化是，1月20日我们有了一位新总统，拜登曾作为参议员和副总统研究中国政策。拜登是未来中美关系的重要一环，没有理由相信这将导致中美关系更加活络，也没有理由相信拜登会对中国态度变软。

当拜登政府每个人都就位后，整个行政部门都会有变化。他们将提供有关未来政策方向的重要线索。虽然新任国务卿布林肯不是中国专家，但他很受尊敬，我对他的感觉是积极的。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在国家安全部门任职，我被布林肯要求向白宫做简报，当时我没有被告知该说些什么，也没人告诉我不该说什么，我只是尽力提供最佳分析。这证明了他作为专业人士的声誉，布林肯希望每个人都能获得最好的信息和建议。因此，他将重建被削弱了的美国国务院。虽然中国很重要，但这可能不是他的工作重心。

美国政界另有一些人以对中国持强硬立场而闻名，尤其是美国贸易代表，拜登提名的国家安全顾问与他合作多年。他们已经描绘了建立一个更强大的美国的蓝图，以便更有效地与中国进行竞争与合作。

库尔特·坎贝尔作为亚洲事务主管将重返拜登政府，他对中国持怀疑态度，还是“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主要推手。我们也获悉，拜登政府还将任命一些主张对华强硬路线的官员，不再采取先前所谓的“接触”政策。

拜登政府即将面对的是一个更加自信的中国，而健康、新技术、人权和气候变化，所有这些对美中关系都很重要。

总的来说，拜登团队中可能很少有新面孔出现，但其整体对中国的立场将更加强硬，政策也将更加周密、更加相互协调。在被要求保持和特朗普政府一样的政策连续性时，拜登将把中国视为一个主要挑战者和竞争对手，并会尝试与盟国密切合作。至于对中国的哪些政策将被保留，哪些政策将被放弃，还有待观察。

最后，我们预计拜登将希望与北京进行对话，但尚不清楚这是否可以改善双方的关系。如果拜登这么做，将得到两党共同的支持，尤其是在民主党重新获得参议院控制权之后。

不过，即便如此，拜登的主要优先任务还是控制新冠大流行，应对气候变化，并刺激美国经济。拜登团队仍将把重点放在美国国内政策上，中国将不会成为拜登的重点。与此同时，倘若两国同意，在一些重点领域，特别是应对疫情方面，美国也可以与中国开展合作。

吴心伯：在中美关系问题上，中国的观念发生了改变。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反华情绪如此之高，是我们此前从未见过的。因此，我们要确保中国对美国的做法即使不是更强硬，也会同样强硬。中美合作恢复的前提首先是要稳定经济关系，同时两国还可以恢复技术往来。这里关注的不是扩大经济联系，而是美国要为中国提供优先合作的机会。

我的一点看法是，中美两国能做的是重建信任。我们可以尝试在全球公共卫生、反恐、气候变化、伊核协议等某些领域开展合作，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中美应该合作消除阻碍经济联系的障碍，眼下双方都想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拜登也承认，关税战伤害了美国。唯有这样，中美关系才能取得更多的进展。

所以，总的来说，我可能不会像方艾文那样悲观，但是在预测中美关系的未来时我会非常谨慎。

何汉理：我们是否可以考虑重置中美关系？假使回到零点，重新开始，倘若我们按下重启键，如若我们不再做错误的事情，不让事情变得更糟，那么在这个时候，这样做将是一个巨大的贡献。虽然每个人都说（中美之间）建立合作关系会很困难，但至少我们可以重置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