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美欧达成“新冷战”共识？新瓶装旧酒难奏效

原标题：杨言宏论|美欧达成“新冷战”共识？新瓶装旧酒难奏效

2月22日适逢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首倡对冷战竞争对手苏联实施“遏制战略”的著名五千字“长电报”发表75周年。意味深长的是，美国新任国务卿布林肯在2月22日受邀出席欧盟主办的外长视频会议期间，美欧双方决定协同向全世界证明民主才是最好的制度。这不仅表明在特朗普执政期间渐行渐远的跨大西洋关系经由2月19日先后举办的G7视频峰会和慕尼黑安全会议特别会议宣示了自身和自诩为自由世界领导者的美国的同步回归，而且预示着联手应对中俄已经从西方政治精英的思想共识转为操作议程。

G7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在冷战期间构建的旨在协调立场的重要国际机制，慕尼黑安全会议是当今世界讨论大国关系和安全政策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际论坛，欧盟外长会则是欧盟成员国协调统一对外政策的关键平台。如果将2月18日布林肯和欧洲事务核心国家，以及美国传统盟友德法英三国外长的在线对话计算在内，短短五天内如此高频次的接触本身就已经彰显了美欧关系的回暖。种种迹象显示，在西方曾经高调宣布的早就进入“后冷战”乃至“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里，一个以制度竞争和制度对抗为内核的冷战幽灵仍在四处游荡并且不断兴风作浪，而这很可能为仍疲于应对新冠疫情巨大冲击的全世界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

美欧已开始价值观层面的守势外交

特朗普执政时期退出了多项国际协议，施行“美国优先”政策，疏远盟友甚至威胁退出北约，跨大西洋关系一度陷入低谷。基于此，欧盟各国在拜登执政后迫不及待期盼跨大西洋关系能有新起点，因而对拜登此次亮相及重回传统路线的相关政策宣示高度认可。

从上述几次战略互动看，拜登政府的全球战略与轻视多边主义、忽略盟友感受的特朗普主义做了明显切割，更强调跨大西洋关系的特殊性和平等性，安抚和拉拢欧洲的力度显著提升。拜登在2月19日举行的G7峰会和慕尼黑安全会议中不仅一改特朗普单边“蛮干”的颐指气使风格，而且更注意顺应欧洲伙伴的心理预期，在其首次面向欧盟的正式演讲中不再突出美主欧从的盟友结构，而是将话语重心落在美欧合作上，强调这是“21世纪完成所有使命的基石”，满足欧洲国家对跨大西洋平等但特殊关系的期许。为此，拜登反复宣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及美欧共同价值观的历史传承，多次重申将“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与欧盟伙伴紧密合作应对共同挑战，郑重宣布不仅收回前任政府从德国裁撤驻军的命令并取消在德驻军规模上限，承诺坚守在北约框架内对欧洲的安全保障。拜登高调宣布兑现两年前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让美国回归的诺言，修正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策略，重新加强与欧盟的密切交往和谘商，以修补并重新获得此前失去的信任，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和深化彼此间的国际合作。

作为恢复多边主义的实质性行动，拜登宣布回归伊朗核协议，并支持欧盟就伊朗核协议进行调解。此外，拜登还特意选择在演讲当日正式重返欧盟高度重视的巴黎气候协定。苦特朗普久矣的欧盟也主动迎合，对以联欧为核心、总体框架已相当清晰的拜登外交新政积极回应。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等欧洲政要均在公开发言中热情欢迎美国归来。德、法还主动表示将提升军事开支，在安全政策重要领域上为不堪重负的美国减轻负担，给拜登送上特朗普梦寐以求的见面大礼。G7峰会甚至将拜登竞选口号“重建更美好”写进最终发表的联合声明，给足了美国面子与机会。

值得重视的是，美欧双方在数轮对话中均清晰表明，以“专制-民主”二元对立为前提、以制度优越性竞争为内核、以零和博弈为机理、以文明和价值观冲突为表征的冷战式思想共识已经形成。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特别会议期间的发言中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一场未来走向专制还是民主的根本辩论中，认为民主制而非独裁制为人类提供了前进的最佳路径，是迎接当前包括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新冠疫情等在内的共同挑战的最优模式；主张两种制度的竞争而不是东西方竞争才是21世纪的主要矛盾；强调必须捍卫民主，为民主而战，巩固并振兴之。

针对拜登的系统陈述，欧洲主要政治精英予以了正面响应。斯托尔滕贝格等老调重弹，称欧美必须捍卫正在受到挑战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G7峰会联合声明也声称将利用作为民主、开放的经济体和社会的优势和价值观，重塑世界规则。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22日外长视频会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一语道破美欧最近频繁战略对表的实质关切，在于“民主制度正在受到打击”。而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主席沃洛京近日以美国的乱局反证俄罗斯是“最后的自由之岛”，可能进一步刺激了西方。

在相对实力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弗朗西斯·福山和奥尔布莱因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不约而同提出的基于自由资本主义更具优越性的“历史终结论”和“地理终结论”正在全面退场。西方主要大国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失去了道路自信，进入了试图重新证明自身制度优越性的战略焦虑期。面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不断增长的经济影响力和俄罗斯等传统对手日益强势的硬实力外交，浓烈的冷战思维已经成为美欧重塑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关键要素。在某种程度上，以最近的四场多边外交为起点，美欧已经开始了价值观层面的守势外交，试图从捍卫国内的价值观开始，展现民主体制仍有更好的良政与善治能力，进而捍卫西方所谓“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

联而不合，统而不一

美欧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发展既敏感又偏执，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心理上极度不适应国家实力和治理能力东升西降的大趋势，不肯共享更不用说向非西方国家部分让渡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限，仍沉湎于西方统治世界和文明等级更高的迷思中难以自拔。正因为如此，冷战终结三十余年之后冷战思维才又重新借尸还魂。基于零和博弈的逻辑以及预防性外交的经验，美欧既然将中俄确定为主要目标，自然会在诸多领域联手施加巨大压力。可以预期，中俄今后一段时间外部战略环境或有可能出现实质性恶化。

美欧近期的“新冷战共识”或许能给中俄的发展造成一定障碍，但形势比人强，这种“新瓶装旧酒”的做法很难真正奏效。正如丹尼尔·内克松最近在《外交事务》网站发表的相关文章所指出的，美国必须适应一个中国和俄罗斯变得更强的世界；不是北京和莫斯科的任何举动都构成对美国的直接威胁；哪怕是和竞争对手的合作在加强美国的安全和繁荣方面都要远比纯粹竞争有效。

以俄罗斯为例，和中国相比，俄罗斯在国家权力结构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军事四根支柱中相对更依赖安全维度的硬实力，与美欧的相互依赖程度远小于中国。但美欧自乌克兰危机以来持久施压、连续制裁并没有压垮俄罗斯。相反，在战略稳定、伊朗核问题等涉及到美国重大利益以及北溪-2号工程等关乎欧洲安全的议题上，西方不得不考虑与俄罗斯彻底摊牌的可能后果而明显畏首畏尾。在从反腐转为反普京的反对派核心人物纳瓦利内返回俄罗斯并被捕后，欧盟再次启动新一轮制裁，但却不敢与莫斯科中断外交关系。以此为参照，美欧在对华问题上更加形统而实不统，短期内更难整合为一种声音、一种思路，这种联而不合的格局给我国的外交腾挪留下了相当空间。

一方面，美欧更多是在战略目标上形成了共识，但尚未细化到具体的路线图。美欧政治精英在前述几场活动中人人必谈中国，但没能提出具体的有效措施。这几次会议更像是双方在特朗普离任、拜登执政伊始的一次思想“对表”，旨在强调传统意义上作为所谓“自由世界”领导力量的美国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正在回归“正常”。欧美的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的具体路线图仍有待后续商定。

另一方面，美欧在对华战略上仍有较大差异，欧美联而不合的态势短期内难以完全消解。欧盟在中美之间正处于战略焦虑和战略纠结的两难处境之中，一方面希望拜登治下的美新政府能领导西方与在新冠疫情衬托下更显制度优势的中国一较长短，另一方面又期待欧洲能在中美之间充当关键第三方，顺势推进由其主导的多边主义。因此，欧洲至多能在价值观外交等领域做到局部选边站，在没有受强烈冲击前不大可能完全站到美的一边。G7峰会此次在德国推动下强调必须与包括像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在内的G20国家互动，构建公平而互惠的全球经济体系，以及去年底欧盟抢在拜登正式上台前与中国完成全面投资协定，均可为明证。

此外，拜登放弃前政府的极限施压，强调不愿和中国重回冷战，希望在气候变暖等领域继续与中国有限合作。美国这种在国力相对衰退背景下的最优选择，也让欧洲国家难以真正下定决心和中国全面对抗，保持足够的战略自主至少是法德等老欧洲国家的相对共识。欧盟2月17日发表的向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提出的关于加强欧盟对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的贡献的联合通报，以及马克龙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有关欧洲战略自主的表态，都表明欧盟担任独立于中美之外的国际格局塑造者的战略愿景。

“优越幻觉”亟待抛弃

新冠疫情暴发及其全球大流行等全球公共问题的日益增长已经表明，病毒等新威胁既无国界也不辨认制度类型，而是实施无差别攻击；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合作应对方为正道。

在此意义上，有必要回顾一下美国总统肯尼迪1962年在古巴导弹危机结束时在联合国的那场精彩演讲，他提醒美欧政治精英：“……长期的纠纷会从有需求的人们那里把宝贵的资源转移走，耗尽双方的精力，对谁都没有好处。现代世界的通行证是寻求和平解决办法的意愿。……对于那些分歧，我们大可尝试使其不威胁整个世界。我们毕竟都居住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共同利益。我们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都珍视我们子女的未来，而且我们最终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而对于欧美各界开始流散的制度优劣论，乔治·凯南呼吁“更为谦逊”的国家观、抛弃“优越幻觉”的洞见同样值得今天的西方精英记取。这位离开外交战线后多次批评他的遏制思想被误读的战略家警告道：美国或许比其他国家更强大，但美国无论如何也不会比其他国家更道德。近期的欧盟和美国可能都在重蹈“优越幻觉”的覆辙，而这有可能会导致战略性错误。或许，只有在文明对话和文明互鉴的逻辑指引下，人类社会才能更好地迎接新冠和后新冠时代的更多新威胁和新挑战。

（杨成，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