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狂欢”如何收场？

原标题：被疫情摇晃过的“可乐”：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狂欢”如何收场

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大戏仍在上演，尽管似已过了高潮，但将如何落幕？相信不但局外的观察家们不敢妄言，即便是台上的各个角色也都不知怎样收场——因为，这是一场没有剧本的大戏。

从10月4日至7日，不过短短两三天时间。从议会选举到街头政治，从抗议集会到冲击政府大楼“白宫”，从“劫狱”释放前总统到总理、议长换人，从要求议会重新举行选举到“建议”总统辞职，从同仇敌忾到渐生嫌隙，一幕接着一幕，变化波谲云诡，令人目眩……

10月4日，吉国家议会举行选举。根据选举初步计票结果，团结党、吉尔吉斯斯坦我的祖国党、吉尔吉斯斯坦党、统一吉尔吉斯斯坦党都获得超过7%的选票，得以进入议会。

初步计票结果公布后，未能进入议会的反对派5日在首都比什凯克市中心举行抗议，支持者很快由数百增至数千近万。

6日凌晨，反对派支持者占领了集总统府和议会办公地点为一体的政府大楼“白宫”。随后，抗议者又占领了吉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大楼，并释放了在押的前总统阿坦巴耶夫和其他前政府官员，其中包括随后出任代总理一职的萨德尔•扎帕罗夫。

为什么一个议会选举结果会引发如此大的风暴？

一次议会选举打破“南北平衡”

话要说回2016年。2016年9月，吉最高议会批准了修宪法案，该法案计划大幅加强内阁议会和总理的权力，削弱总统权力。当年12月，全民公投通过了该法案。自此，议会在吉政治生活中得到了“实权”地位，形成了对总统的有力制衡。

根据这次选举的初步结果，进入议会的四个政党基本都是亲总统的，即便立场不甚明了的，过去也从未站到总统对立面。这就意味着议会对总统的钳制失效了。

而这种钳制的失效，打破的是吉政坛的铁律“南北平衡”。

在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上分为南北两大派系。过去的历史经验表明，南北之间若在权力分配上基本平衡，则国家就可维持平稳。这种南北平衡具体表现为，在同一时段内，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与作为政府首脑的总理必须来自南北不同的地域。若总统是北方人，则总理须是南方人；若总统是南方人，则总理须是北方人。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就会出现动乱。

在这里，选举的结果一定要体现出南北之间的公平。而这次的选举结果则意味着从总统到议会都进了南方人的口袋。这是反对派所代表的北方力量所不能容忍的。这就是反对派5日走上街头的直接理由，也是整个风暴的导火索。

但从5日开始出现抗议，到6日凌晨占领“白宫”，反对派支持者从数百，猛增至数千，甚至近万。又不得不令人思考，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聚集起如此之众的力量，且表现出如此强大的行动力？

疫情酝酿出的“狂欢”

现场一些图片和视频令人惊讶，抗议者冲进“白宫”后，脚踏总统照片，享用总统办公室内的饮品，坐在议会的发言席上讲段子，现场时不时出现尖叫和哄笑……这难道不就是一场狂欢吗？

6日晚，在口号和口哨声中，聚集在阿拉套广场的抗议者用手机打着光在黑暗中挥舞，如果抗议者手中的手机换作火把或者荧光棒，就与经典的广场狂欢模式绝无二致了。

“狂欢”是社会矛盾纾解的出口。“狂欢”创造出的暂时性平等对话机会和开放性，可以极大地缓解个体与社会、交往与独处的矛盾。好比一瓶被剧烈晃动过的可乐，一下子打开必然会爆喷。若将盖子先拧开一个小缝隙，慢慢地释放出其蕴藏的气体，就可避免这种情况。一个积聚了巨大能量的社会也是如此，“狂欢”可以释放部分矛盾，以防社会出现大的断裂。

而当前的吉尔吉斯斯坦社会就是一瓶被疫情摇晃过的可乐。

吉经济部副部长阿雷巴耶夫9月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按照预测，2020年吉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5.6%。这意味着吉自2010年因国内政权更迭出现负增长以来，再次出现负增长已成定局。

此外，吉今年1-7月的侨汇总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9.3%。侨汇的大幅减少将对吉经济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据世界银行统计，侨汇可占到吉国内生产总值的31.5%。

吉侨汇的97%来自俄罗斯。侨汇的减少主要缘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一方面，防疫隔离措施限制了人员流动；另一方面，俄罗斯经济受到疫情冲击，无法提供从前的工作岗位和薪酬。要指出的是，侨汇的减少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出现了大量青年失业人口。早在疫情并未得到完全控制前，吉国学者就曾提醒政府，必须考虑国内年轻人的务工需求，或者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或者考虑与俄罗斯等传统外出务工国家恢复交通。

众多的失业人口，带着经济不景气与新冠肺炎疫情隔离限制措施酝酿出的满腔愤懑情绪，在某个由头的刺激下，其冲击力可想而知。

一场没有剧本的“共谋”

而这种“狂欢”的动力被反对派发现和加以利用了。

相关证据表明，反对派的确事先就准备若选举结果有失“公平”则进行抗议。但他们并未料到，广场上在半天之内可聚集起如此众多抗议者，而且可以迅速地拿下“白宫”。以及包括后来从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救出前总统阿坦巴耶夫等人，均是计划之外的事情，是街头政治斗争经验丰富的反对派政治家们在突然发现抗议者的巨大“干劲”后，果断加以调动和利用的临场之举。所以阿坦巴耶夫被救出来后一言不发，格外低调。他的政治影响力早已丧失殆尽，不会发生所谓“新老总统之争”。

冲击白宫、“劫狱”救人作为整出大戏的戏核和高潮，实际上并无剧本，而是一场火镰遇到火石而撞击出的“共谋”，抗议集会的青年人从反对派政治家那里获得了“狂欢”的正当理由，反对派政治家利用了“狂欢者”的巨大冲击力来打击对手。

所以我们看到，从开始到现在，反对派都没有统一的行动纲领，全是因时因机的策略性举措，开始是指责选举存在舞弊，然后变成了要求重新选举，在拿下“白宫”后，就又升级为“建议总统辞职”。自始至终与吉总统热恩别科夫并无“路线”之争。

而正是由于缺乏剧本，全是临场应变，总是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新情节。

6日凌晨拿下“白宫”后，吉议长、总理于当天晚些时候先后辞职。来自共同党的议员梅科特别克•阿卜杜勒达耶夫被任命为新任议长，根据议会临时会议的任命，刚刚摆脱囹圄之困的反对派人士萨德尔•扎帕罗夫出任代总理。

议会、政府“易手”，热恩别科夫6日晚些时候依靠英国广播公司（BBC）发声说，作为合法总统，自己已做好与国内各党派开展对话的准备。他同时指出，反对派的目的不仅是质疑选举结果，“今天已经非常清楚了，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辞职。”

反对派咄咄逼人，其领导人萨利耶夫表示，建议现总统热恩别科夫自愿辞职，“还有一条出路，那就是等待议会提议对总统进行弹劾”。

纵虎容易缚虎难

眼看反对派上台已是大势所趋。但事情到了7日又出现了新变化。反对派的内部开始出现分化，共谋的双方生出了“代沟”。

胜利果实就在眼前，是时候谈利益划分了，于是反对派的内部矛盾开始暴露出来。7日当天，反对派内部先是开始对此前推出的新议长、代理总理人选出现不同意见。接着反对派分成不同的联盟，分别成立了自己的协调委员会。一上午的功夫，协调委员会从一个变成了三个，且频频通过媒体发声，其中不乏彼此的批评和质疑。

与此同时，参加抗议集会的年轻人则成立了青年小组。他们在获得了“狂欢”的合法性后，就不再需要与反对派的政治家捆绑得那么紧了。后者对于他们来说甚至已可有可无。反对派的政治家在试图驯服这些出笼的猛虎时碰了壁。6日被抗议者从囹圄中救出的老资格政治家、吉首富、前总理巴巴诺夫走上广场试图引导抗议者时无功而返，在年轻人的嘘声和哨声中垂头丧气地离场。

反对派政治家与这些年轻的抗议者之间生出了“代沟”：前者是以抗议为手段与热恩别科夫进行交易，对政治利益进行重新划分；而后者要的就是抗议本身，因为那是他们所追求的“狂欢”，是疫情造成的压抑情绪的释放，是对失业带来的挫败感的逃离和心理补偿。

年轻人能否再跟着反对派政治家的节奏起舞，现在成了问题。热恩别科夫似乎也已发现了二者之间存在“脱钩”的可能。他7日若有所指地发表了一段视频讲话：我再次敦促走上街头的人们和他们的组织者、领导人回归法律轨道。在当前的困境下，我要特别感谢年轻人。年轻人为忙于分配利益的老一辈人树立了榜样。

——反对派在接近成功时出现了内讧，已有各自为战趋势；

——抗议者成了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能否再与反对派捆绑，存在变数；

——热恩别科夫自反对派占领政府大楼起一直未曾现身，不战不和，以拖待变，“等待对手出错”。

这就是吉尔吉斯斯坦当前的基本格局，未来解决如何，仍需谨慎观察。但无论如何变化，最终的结果一定要符合两个条件：第一，热恩别科夫与反对派政治家之间，南北之间的政治利益划分要达到一个各方可接受的“公平”；第二，抗议者的“狂欢”情绪必须得到安抚，引发“狂欢”的社会经济问题须有所改善。

此外，尽管有外部势力介入的影子，但不是问题的主要矛盾。对于这番政治动荡，国际社会也予以了强烈关注。联合国秘书长、俄罗斯、美国、欧盟、中国均先后发声，各方立场接近，均希望吉各方在宪法框架内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通过政治途径和非暴力方式克服危机，呼吁吉所有政治力量展现智慧与责任，以保障国内稳定与安全。

吉如果能尽快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这是国际社会所热盼的。目前，吉已出现了失序的危险苗头，出现了本地和外国在吉企业、银行和商业机构受到冲击的事件。无论停摆还是失序，都会给吉本身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外投资者的利益带来巨大损失。

（作者系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