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理想丰满现实骨感 联合国如何变得更强有力？

原标题：理想丰满 现实骨感 联合国如何变得更强有力？

来源：新闻晨报

本期访谈嘉宾：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王逸舟

晨报首席记者顾文俊

10月17日是国际消除贫困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今年将有1.15亿人因新冠疫情陷入贫困。此前一天是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说，只有通过农业粮食体系的大幅度转型，才能建设一个没有饥饿的世界。上周二是国际减灾日，古特雷斯强调，克服系统性风险需要国际合作。难以想象，如果没有联合国的呼吁和努力，还有多少人关注全世界不同地区人民的处境以及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命运，联合国因此肩负起崇高的使命。但是，越是崇高的理想，越会遭遇现实的块垒，如何改革，让联合国更强有力？

改革的实质

顾问：有用无用，仍是很多人评判联合国存在价值的标准，似乎联合国只是理想主义的产物。2006年，时任秘书长安南就曾提出，着力改革联合国，构建一个更强有力的世界性组织。改革之声不绝于耳，为何不见起色？

王逸舟：改革的出发点是与时俱进，增强其作为最大多边机制的全球效能，提升其代表性，更好地满足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需要。联合国创建之初只有51个会员国，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防止世界大战，早期的改革或建制也主要基于这一总目标，为此开展了很多关于战后重建的探索。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战的阴影基本上过去了，随着西方经济的复苏、消费主义的勃兴，人类对地球资源的浪费和损耗程度堪忧，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了增长有极限、遗产共拥有、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共识。冷战后期，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层出不穷，联合国倡导文明互鉴和交流对话，为此设立了一些新的机制。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人事权、决策权、财权的讨论增多，联合国成员国发展到了近200个，安理会理事国却仍是15个，联合国体系中各个大的分支机构仍是上世纪40年代后期的基本框架。近几年，气候变化在联合国引起高度重视，哥本哈根大会以来，特别是《巴黎协定》通过之后，联合国进行了费用分摊、技术转让等方面的制度设计。危机孕育着改革，联合国现阶段头号挑战是新冠疫情大流行，为此需要做好危机的预警和管控，协同各国及国际社会共同应对，还要在疫苗分配、专利权转让、资金援助等方面做出改革。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迁，联合国改革的方向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发现问题，应对挑战，负重前行。评估联合国的改革，需要历史、辩证、发展的眼光，不能一说改革就认为问题成堆。联合国绝非美国某些政客所谓的“坏东西”，而是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一块基石、一个平台、一种向心力。对于所谓的联合国无用论，我们应当抱以针锋相对的态度。

维和的尴尬

顾问：75年来，世界大战的威胁不复存在，但是，局部的战争和冲突仍难以避免，比如近半个月发生在高加索地区的军事冲突，造成了人道主义灾难。联合国如何在这些维和领域发挥作用？主要的障碍是什么？

王逸舟：安全领域的一大挑战是大国意志。主要强国经常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抵制、否决或阻拦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基本上也都是在主要大国的“后院”之外。南高加索的纳卡地区一般来说是俄罗斯的“后院”，作为冲突双方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都曾经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各自仍有几百万人居住在俄罗斯境内。针对当前冲突，尽管联合国秘书长每天都在发声，欧安会和中国等域外大国也都在呼吁停火，但是，只要俄罗斯不表态，不派军事观察员，不发挥维持停火的监督作用，联合国就很难介入。涉及美国的“后院”同样如此，比如针对海地、古巴或中美洲发生的冲突，联合国所能做的只是一些人道主义的援助和呼吁，在调停方面则是有心无力。另外，越是大国间的交界处、势力范围的分割点，联合国就经常被虚化，顶多就是战后再去维持和平，或者是一般的救灾和战后重建。众所周知，联合国没有常备军，也没有军火库，它的军事资源靠大国提供，如果大国发出警告，联合国就得非常小心。即便不存在对大国的忌惮，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兵员、武器、费用也经常出现短缺，在联合国各个系统的拖欠费用中，美国欠费占了3/4，一些主要国家在维和行动中也是根据自身需要相机行事或延期支付。如何拥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是联合国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建立常设基金或类似人头费的经常性费用，是其改革的重要方向，尤其在安全领域，不应以一事一议的方式筹措资金。

发展的艰巨

顾问：欠发达地区长期的落后一直是联大会议探讨的主题，很多大国就此也有各自的规划，比如中国铺开“一带一路”，美国在拉美设立银行，日本在东南亚有专项援助。联合国层面的努力有何不同，需要哪些改进？

王逸舟：如你所说，在促进全球发展的问题上，大国都在开展与其实力和地位相称的行动，但是，任何单个国家或地区组织都不具备联合国这样的道义权威。改革从未止步，为了达成全球零饥荒的目标，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先生就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设想，为了解决饮水问题，联合国跟一些非政府组织建立合作。盖茨基金会是联合国很重要的支持者，为了减少健康和发展领域的不平等现象，盖茨基金会在非洲和南亚做了很多创新的试验。在疫情之前，全球有近8亿人口处在吃不饱、穿不暖、饮用水奇缺的基本生存危机中，疫情又大大加剧了这种危机。但是，各国自扫门前雪的现象依然居多，而且由于疫情形成的隔断，粮食和口罩等物质也难以投递。这个世界本来有相当大的能力可以比现在做得好得多，现实的情况却是，只要个别大国采取打隔断的行动，全球的信息共享和协同努力就被迫终止。据说疫苗很快就可以应用，但谁都无法预测，这些疫苗能管多长时间，由谁来提供。“好了伤疤忘了疼”是人的天性，也是全球共有的问题。埃博拉疫情曾对西非造成很大的冲击，可是，随着病毒鬼使神差地消失，那些本来在进行中的疫苗研发无疾而终。无独有偶，非典疫情过后，我们国家的相关投入也随之中断，很多科研人员被迫把注意力转移到一般的医疗保健问题上。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谈及改革的时候提到，今后要坚持专向的追踪研究，对各种历史性的疫情做出综合分析，以便应对当下和未来更多全球性的公共疫情。

文明的境遇

顾问：您刚才还提到，冷战之后联合国的另一个工作重心是推动文明的互鉴，这很像是中国早前提出的“和谐世界”。在“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的20多年间，联合国有无实质的作为？

王逸舟：我记得在安南当秘书长期间就花了很大气力促成不同文明的交流对话。作为黑人，他在联合国工作多年，深感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族群之间的不理解。上世纪90年代，西方出现了“文明冲突论”，这种消极的理论认为不同文明很难共存，最终一定会发生对抗。这种理论引起联合国很大的警觉，在我看来，也是过去将近30年在联合国争论最大的话题。虽然各国首脑大多予以抨击和批判，但文明之间的猜忌时有发生。文明的隔阂不是狭义上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也不是依靠经济贸易就能解决的发展问题，身份认同危机现在更有加剧的趋势。美国当前的认同政治就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义认同，特朗普嘴上不说白人至上，但当别人谴责白人至上，他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欧洲排他主义虽然在领导人层面表现得不多，但在政界和民间广泛存在，不同族群之间甚至大打出手，酿成街头杀戮、清真寺或教堂惨案。面对这样一个纷争的世界，联合国如何起到粘合剂的作用，使各个文明之间求同存异，防止对抗的加剧，这是很大的挑战。改革为数不少，安南任内就安排了很多对话，也成立了专家委员会，把一些前政要聘为顾问，中国前外长钱其琛也曾受到邀请，在联合国的协调下，中国也加入了对话过程。促进相互理解比过去更难，尤其是疫情特殊性导致物理上的隔断增加，不同文化有不同的信息暗码，隔着屏幕的交流很难获得面对面交流的细微效果。

现实的博弈

顾问：从规律上来说，越是长久存在、层级复杂的大组织，官僚的惰性也越为明显。要提高效能，就必须推进制度建设、重新分配权力，但是，安理会的改革为何难动分毫？

王逸舟：在我印象中，安理会改革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我也受邀参加了国内外的相关会议。那个时候，虽然还没有想要抱团入常的四国集团（印度、巴西、德国、日本），但是，有关安理会理事国的扩大早就在热烈的讨论中。四国在国际事务中相当活跃，也是本地区看上去很有竞争力的国家，有理由成为常任理事国或准常任理事国。但是，评价入常的资格还有其它考量，比方说日本入常，韩国坚决反对，中国也很不乐意，这其中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因素，尤其是日本在战争问题上的态度让曾经受过侵略的邻国很不满意；印度入常的最大反对票来自巴基斯坦，作为人口过亿的大国，而且是穆斯林世界唯一的拥核国，巴基斯坦的影响不可小觑；德国按说是欧洲最有声望、实力最强的国家，可是，意大利就是不买它的账；巴西最大的反对者是阿根廷，阿根廷和巴西是一对冤家。相比四国入常，非洲国家入常似乎没有异议，麻烦在于尼日利亚、埃及、埃塞俄比亚、南非这几个非洲大国互不相让。同理，教科文组织、世卫组织、粮农组织、劳工组织等等，凡是最有影响的分支机构，在涉及权力变化、结构性调整的时候，都会面对这种很实际的博弈。看似顺理成章，实则困难重重，联合国的改革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