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五大信号预示全面放开生育临近 你生吗？

　　来源：泽平宏观

　　文：恒大研究院 任泽平 熊柴 周哲

　　中国人口危机渐行渐近，少子化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40年严格计划生育走到尽头。近年来“计划生育”在中央重要文件中逐渐消失，2018年计生机构取消、民法典分编草案不再保留计划生育内容等信号频发，并且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未来生育政策有望全面转向，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政策或已不远，问题是，你生吗？

　　我们此前推出了《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拯救中国人口危机刻不容缓》等系列中国人口生育报告，并做了两次十多万人的问卷调查，情况不容乐观，因此，我们建议高度重视并采取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的相关政策措施。

　　1 五大信号预示全面放开生育临近

　　近年来，不少信号透露出生育政策转向，预示全面放开生育和鼓励生育日益临近。

　　1）信号一：“计划生育”一词在中央重要文件中逐渐消失。从党的文件看，十九大不再提及过去长期强调的“计划生育”。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中提出，“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从政府文件看，2016年开始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也不再提及“计划生育”。2016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完善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配套政策”，2017年提到“适应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加强生育医疗保健服务”，2018年未提及“生育”。

　　2）信号二：计生机构取消，代之为“卫健委”。201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决定取消“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这是自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以来，国务院组成部门中第一次没有“计划生育”名称。并且，卫健委内部机构编制也发生明显变化，3个计划生育相关司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

　　3）信号三：民法典分编草案不再保留计划生育内容。2018年8月，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其中婚姻家庭编的部分不再保留计划生育的有关内容。

　　4）信号四：人民日报发文《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2018年8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文《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历数出生率低下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且称“生娃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也是国家大事”。

　　5）信号五：2019年发行“三小猪”生肖邮票。2018年8月6日，2019年（己亥年）生肖邮票公开，其中“五福齐聚”图中含两只大猪和三只小猪。而在开始实行“全面二孩”的2016年，中国邮政发行的猴年生肖邮票中，其中一张“福寿双至”邮票图案为一只母猴抱着两只小猴。

　　此外，不少地区开始试水鼓励生育政策。2018年湖北省咸宁市、宜昌市给予二孩生育住院分娩补贴；仙桃市还规定对生育二孩延长产假、护理假、男方护理假，并给予一定住房补贴等；新疆石河子市甚至给予一定奶粉补贴。陕西省统计局官网刊文建议“适时全面放开计划生育，出台鼓励生育措施”。

　　2 生育政策变迁：从家庭自主到政府计划，从鼓励到严控再到放松

　　中国生育政策历经多次变迁。从建国初期限制节育和流产、提倡人多力量大，到1970年代以两孩为核心的“晚稀少”政策开启计划生育时代，再发展到1980年代以独生子女政策为核心的严格计划生育，到2014年生育政策才逐渐放开。

　　1978年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1982年被定为国策，但原本预期只执行30年就调整。1978年，“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呼吁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1982年9月，计划生育国策被写入中共十二大报告，并在同年12月落实到宪法。自此，“严格一孩”计划生育国策开始长期推行。

　　根据《公开信》，当时中央预期只执行三十年计划生育就调整，原文是：“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一些人口学者在1990年代中期就提出2000年为调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时点。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时期被大大延长。

　　2014年至今计划生育政策开始松绑，从“单独二孩”发展为“全面二孩”。2013年机构改革将卫生部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同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并决定于2014年启动“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推行“全面二孩”政策，《人口和计划生育法》修订为“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3 生育现状：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人口危机渐行渐近

　　1）中国生育率快速降至全球倒数。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在国际上前所未有，根据联合国统计，1950-2015年美国总和生育率从3.3降至1.9，日本从3降至1.4，印度从5.9降至2.4，均远小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6到1.6的降幅。当前中国生育水平位居全球倒数，不仅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45），还低于高收入经济体水平（1.67）。

　　“全面二孩”政策效应业已消退，2018年出生人口或降至1500万以下，总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第四轮婴儿潮本应在2010年后出现，但因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而消失。“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均未能扭转低迷生育趋势。2014年“单独二孩”放开后，出生人口1687万、仅比2013年增加不到50万。2016年“全面二孩”放开后，出生人口攀至1786万、创2000年以来新高，但2017年就降至1723万。从分孩次生育情况看，2014年以来二孩总和生育率明显回升，这主要在于75后较强的二孩生育意愿集中释放，但一孩生育率走低和育龄妇女规模逐年下滑，预示出生人口后将大幅下滑。结合部分地方数据看，预计2018年降至1500万以下，即减少超过13%。

　　2030年中国出生人口或降至1100多万，较2017年减少约1/3，少子化问题日益严峻。从生育基础看，中国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20-35岁的主力育龄妇女从1982年的约1.2亿增至1997年1.9亿的峰值，到2017年降至近1.7亿，预计到2030年将降至1.1亿；25-30岁生育旺盛期妇女2017年约7200万，预计到2030年将降至约4100万，降幅约44%。我们预测，即使维持与2018年一样的生育水平，2030年出生人口将降至1100多万、较2017年减少1/3。出生人口快速下滑将带来严重的少子化问题，1964-2017年中国0-14岁人口占比从40.7%降至16.8%。按照当前趋势，预计2030年、2050年将降至13.3%、11.5%。

　　2）人口负增长时代即将来临，最快将出现在2024年。《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假定2020-2030年总和生育率为1.8（按照目前趋势不可能实现），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见顶，峰值为14.5亿人。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预测中国人口峰值在2021-2044年出现，其中有7个方案预测的峰值在2032年及之前。无变动方案和固定生育率方案对未来总和生育率假设均为1.60，比较接近现实，预测的人口峰值分别出现在2023、2026年，峰值分别为14.2亿、14.3亿人。

　　根据我们预测，如果当前生育形势不变，中国人口将于2024年前后见顶。若生育政策调整，使生育率回升，人口见顶时间或延后至2031年。中国即将进入存量人口时代，地区之间、城市之间对人口人才的争夺或更加激烈。

　　3）人口红利提前消失，中国面临未富先老，倒逼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一方面，中国劳动力供给日益减少，人工成本已快速上升。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年、2013年见顶。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约3100万，00后比90后少4100万。我们预计2050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到将比2017年减少2.4亿，降至7.5亿，减少24.6%；15-60岁人口将减少31%。而美国、日本、英国、韩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分别在2009、1991、2013、2013年见底，当时的人均收入远高于中国。

　　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加快，养老负担日益加重。尽管随着生育率下行和寿命延长，老龄化是全球普遍现象，但中国由于计划生育长期实行，人口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1970-2015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19.3岁快速升至37.0岁，预计2050年将达50岁。从国际看，2015年美国、欧洲、日本、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7.6、41.6、46.3、26.7岁，到2050年将分别为42.0、46.6、53.2、37.5岁。

　　从老龄化过渡到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5年（1970-1994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超级老龄化，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21年（1995-2006年）。中国200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2017年占比达11.4%，预计中国将用约22年、即于2023年前后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10年后即2033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2050年达30.0%，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2017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6亿，预计到2050将达3.9亿，届时约每3.3个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并且，高龄化问题将日益突出，2017-2050年中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规模将从不到3000万增至1.4亿，占比从2.1%升至10.7%。

　　4）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剩男”问题日趋严峻。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联合国设定出生人口性别比（女性=100）的正常值为103-107。1982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超过107，1990-2010年期间出生人口性别比一度超过120；2015年“剩男”规模已超2000万，其中超过一半在农村，9成为初中及以下学历，到2040年“剩男”规模或达约4000万。

　　5）人工智能发展可缓解人口危机，但解决人口危机长效之策仍在人口本身。一是老龄化、“剩男”、失独家庭等人口发展问题是人工智能解决不了的或很难解决的。二是经济社会存在不少需要情感沟通的工作，这恐怕是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三是即便人工智能能够完全替代人进行劳动，那么人还可以做其他更有助于实现全面发展、更有幸福感的事情。根据普华永道2018年报告《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对中国就业的净影响》，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在未来20年将取代中国现有约26%的工作岗位，但也能通过提升生产率和实际收入水平创造出大量新工作机会，对中国就业的净影响为创造约12%的净增岗位。从人类发展历史看，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节约传统产业中的劳动力使用，但又催生了新经济新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4 为什么不生？——时间精力、教育成本和房价

　　生育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必然。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高死亡率驱动阶段，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从而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二是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人们认识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三是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四是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

　　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后持续回落，离婚率持续攀升；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平均生育年龄（所有孩次）从24.8岁推迟至28.0岁。1990年主要初育年龄、主要生育年龄均为20-27岁，生育一孩数、生育子女数占比分别为86.6%、74.9%。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龄推迟至22-29岁，且生育一孩数占比降至66.7%；主要生育年龄推迟至23-30岁，且生育子女数占比降至59.1%。并且，因婚姻市场匹配问题及单身主义等，“剩女”规模快速增加至约600万，且约6成在城市，学历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

　　从现实看，教育问题、时间精力成本、房价是限制生育的三大因素。根据我们近日在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平台的2.7万人调查，教育是影响生育行为的第一大因素，有79.5%的人选择。教育的问题一方面是费用高，比如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家庭被迫选择费用较高的私立幼儿园。根据教育部数据，由于公立幼儿园数量大幅缩减，1997-2017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4%。另一方面是费心，比如孩子上学放学时间造成的接送问题、辅导功课问题，部分学校把“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等。第二大因素是时间精力问题，有77.7%的人选择，包括没人带孩子、担心影响工作等。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1990-2017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15岁及以上）从73.2%降至61.5%，下降11.7个百分点，虽在全球仍然处于较高水平，但与男性女劳动参与率的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6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表明职场性别歧视加大，这使得女性越来越不愿生育。第三大因素是房价，有73.9%的人选择。随着房价快速攀升，居民债务压力快速上升，2004-2017年房贷收入（居民房贷余额/可支配收入）比从17%增至44%，带动居民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29%增至80%。此外，还有58.6%的人选择医疗费用高，42.9%有选择养老负担重。

　　5 全面放开生育并鼓励生育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随着人口危机渐行渐近，计划生育已经走到尽头。一些人认为，中国不需要这么多人口，即便未来中国人口大幅减少也是人口大国，并且人口大幅减少或许对中国发展更为有利。实际上，人口数量、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质量三者均非常重要。人口数量使得大市场具有潜在可能，人口质量提升依赖于人口年龄结构。一般而言，老人的经验丰富，但其知识更新慢、创新能力较弱。

　　我们建议，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坚决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拯救渐行渐近的人口结构性危机。

　　一方面，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立即”是因为人口形势紧迫，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一旦错过第三轮婴儿潮，未来再想提升出生人口，则将事倍功半。“全面放开”是因为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

　　根据我们两次调查，全面放开生育或提升生育水平约20%。根据本次生育意愿调查，选择生0个、1个、2个、3个、4个及以上孩子的人的比例分别为15.5%、26.5%、37.7%、13.9%、6.4%。这意味着，在全面二孩政策下，调查样本的意愿总和生育率仅为1.42；如果全面放开，意愿总和生育率将上升19%至1.69。2018年3月我们曾在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新浪微博等平台发起12.3万人参与的调查，选择不生、生1个、2个、3个、4个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15.0%、28.1%、33.9%、14.7%、8.3%，这意味着调查样本在全面二孩政策下的意愿总和生育率为1.42，全面放开可使意愿总和生育率提高22%至1.73。意愿生育水平不等于实际生育水平，实际生育水平小于意愿生育水平。

　　另一方面，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根据本次生育调查，发放经济补贴、增加托幼服务成为民众最希望享有的鼓励生育政策，分别有81.5%、72.4%的人选择。2013年OECD国家家庭福利开支与GDP的比例平均约2.4%。OECD国家0-2岁平均入托率为34.2%，一般0-2岁入托率越高，生育水平越高，中国0-3岁入托率仅为4.1%。此外，保障并延长女性生育假、加强女性就业权益保障、鼓励男性更多参与育儿、增加个税抵扣等政策也有半数左右的人选择。

　　因此我们建议，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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