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重症产业的非正规军,被封“神”的不止束昱辉一个。他们从相似的原点出发,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
2018年年初,即将满50周岁的束昱辉,登上了新的人生高峰:作为权健集团董事长,他与新希望(行情000876,诊股)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恒大集团董事长许家印、华润集团董事长傅育宁等人一起,入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我国的保健食品市场还很乱,比如夸大宣传和产品暴利的现象都很严重,这需要规范和加强宣传管理、定价管理。”2018年3月10日下午,人民大会堂,束昱辉接受《中国食品安全报》采访时侃侃而谈。他面容清瘦,脸上却洋溢着兴奋。
然而,2018年年末,束昱辉和他缔造的权健,被自媒体“丁香园”的文章《百亿保健帝国权健,和它阴影下的中国家庭》,送上了风口浪尖,并成为众矢之的。最新消息是,天津市公安机关对权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和虚假广告罪立案侦查,对束昱辉等18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
从坡峰到谷底,束昱辉在2018这一年,用最快的时间,体验了一次命运周期。只是这一次,再难翻身。
在曾经数以百万计的权健经销商心中,没有经过正规医师培训,也没有医师执业资格证的束昱辉,是“民间秘方瑰宝铸就的当代神医”,能够用他那600多副民间秘方药,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束昱辉自己也说,很多企业的老板忙于企业规划、企业战略,但他百分之八九十的时间忙于治病救人。
不巧,经他亲自开方治疗的患癌女童周洋,病情恶化最终去世。没关系,这不影响“神医”的口碑。“内蒙4岁女孩小周洋患癌症在权健自然医学重获新生”、“权健秘方救助罕见癌症 ”,早已铺到线上线下各种传播渠道。
作为重症产业的非正规军,被封“神”的不止束昱辉一个。他们从相似的原点出发,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
一
1976年左右,一名来自广东惠州、江湖人称“洪蝴蝶”的师傅,来到福建省莆田市东庄镇卖艺,在耍把戏之后卖狗皮膏药,挣钱不少。
围观群众中,男青年陈德良除了和大家一样觉得新鲜、好玩之外,脑海中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拜师学艺。
陈德良生于建国后的第二年。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大多数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的生活十分贫苦。从1958年7月初开始,人民公社化运动席卷大江南北。陈德良14岁辍学进入生产队劳动,充当半个劳力,为家庭挣取工分。此外,陈德良还得负责饲养两只羊、两只兔,每天早起割草、捡粪。
成为一户詹姓人家的上门女婿后,陈德良与同龄人相比,必须承受更多的家庭重担。为了养家糊口,陈德良不得不学习各种手艺。
经家人同意,陈德良拜入洪蝴蝶门下,并随他走南闯北。
3年后,陈德良自立门户。彼时,全国各地疥疮病频发,这是一种由疥螨在人体皮肤表皮层内引起的接触性传染性皮肤病。陈德良看到了这个机遇,借助从爱国卫生协会函授班中学来的医学知识,再根据祖上的一些药方,研究出一个偏方:500毫升水中放入不到5毫升的水银。
“水银成分很少,并不会中毒,再夹杂一点硫磺,没想到擦的效果很好,还没有副作用。”陈德良记得,当时偏方成本价是一两毛钱,配好后按照每瓶一两块卖,有十倍的利润率。
起初,陈德良只在当地尝试着为人治疗疥疮。口口相传后,他在当地的名声越来越大,慕名前来治病的人也越来越多。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陈德良收了8名徒弟,并带着他们到各地当游医,挤火车、租旅馆、贴电线杆广告。这些人包括陈德良的侄子詹国团、邻居陈金秀、镇党委书记的儿子林志忠,以及徒孙黄德锋,此后“陈、詹、林、黄”成为了莆系民营医疗行业圈里影响最大的四个家族。
赚到第一桶金后,陈德良等人把注意力转向了其他科目,比如性病市场,通过“老中医、包治淋病”等贴小广告的方式得以发展壮大。而后,这一群体又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从租医院的房子和设备,短期聘用医生;到托管运营情况很差,资源投入缺乏的医院;以及自建医院等。
莆田市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显示,至2013年年底,莆田系民营医院占全国民营医院市场的80%左右。
正当“徒子徒孙”们纷纷在全国各地承包科室大干特干时,陈德良因为一场车祸在1990年选择退出江湖。车祸之后,陈德良曾二度出山。这位被尊称为“祖师爷”的长者并不想落后于人,只是江湖已不是那个江湖。
1997年左右,陈德良正式退隐。荣归故里后,他在莆田的地位就如同美国电影《教父》中的维托·唐·科莱昂,话语权威,受人敬仰。他不仅是莆田(中国)健康产业总会的终身荣誉会长,也是东庄镇前辈调解委员会委员。此外,他还负责筹建和管理了陈靖姑祖庙,这在当地被奉为“妇女儿童保护神”。
在那之后的近20年里,陈德良一直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除了接待来自海内外的信众,其他的时间基本上就是练拳、写字。2016年4月,魏则西之死,打破了陈德良的这份平静。
魏则西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系学生,2014年4月体检后,被查出罹患“滑膜肉瘤”晚期。据魏则西生前描述,该疾病当时是“一种很恐怖的软组织肿瘤,除了最新研发和正在做临床实验的技术,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
封面新闻报道称,得知病情,魏则西父母先后带着魏则西前往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多地求诊,均被告知希望不大。魏则西在西安的一家医院先后接受了4次化疗和25次放疗,效果也不理想。
魏则西父母并未就此放弃。通过百度搜索和央视得知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下称武警二院)后,魏则西父母先行前往考察,并被该医院李姓医生告知可治疗。从2015年9月份开始,魏则西便在父母的陪同下,先后4次从陕西咸阳前往武警二院治疗。
然而,2016年4月12日早上,魏则西在咸阳的家中去世。事后,除了百度的竞价排名体系,武警二院背后的莆田系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多个消息显示,武警二院肿瘤生物中心是康新公司通过承包科室的方式成立的,柯莱逊公司是武警二院细胞免疫技术的支持者,而康新和柯莱逊的老板是莆田人陈新贤和陈新喜两兄弟。彼时,卫生行政部门并未批准过任何医疗机构开展细胞免疫治疗,该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都处于黑箱之中。
“魏则西事件”后,许多记者蜂拥来到东庄镇,试图找到陈德良,并从他身上找到莆田系的罪恶之源。而当记者们问到这一事件时,他大部分时候都避而不谈,只是说自己已不再过问江湖中事。
事实上,东庄镇多位居民向《中国企业家》透露,一年前左右,陈德良还因视力不好等原因,驾车撞死另一名老人被法院判了刑。出于我国法律对老年人的特别照顾,对陈德良施行监外服刑。他只须每周四去镇政府签到。
二
陆勇也是一名肿瘤患者,患有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下称慢粒白血病)。但和魏则西相比,他是幸运的。
2002年8月,陆勇被确诊。而此前的2001年5月,由瑞士诺华公司研发生产的格列卫已经上市。它在获批的同一月,便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被称为“革命性的药物”、“抗癌战争中的新武器”。
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叶盛撰文指出,格列卫能使慢粒白血病病人的5年生存率,从30%左右提高到接近正常人群水平的90%,把癌症变成慢性病。而且,慢粒白血病病人对格列卫的响应率很高,接近100%。另外,格列卫不像其他化疗药物那样会产生耐药性。
前提是,患者需要承担高额的用药费。当时格列卫的中国售价为每盒23500元,仅够服用一个月。“每天睁开眼睛就800块钱”,据《天下网商》援引陆勇描述,平均一颗药价值200元,比同等重量的黄金还贵几倍。要是不小心掉在沙发缝里,一定要搬开很重的沙发找出来。
两年时间,光吃这种药,陆勇一家就花了56.4万元,加上各类治疗、配对的费用,将近70万元。在那个时代,吃一年的药等于吃掉一套当地的房子。
在第一次确诊、住院16天后,陆勇就立即投入到了工作中。他深知,“命就是钱”。
东南大学毕业后,陆勇一直从事国际贸易。2000年,他从国营外贸公司下海创业,创立无锡振生针织品有限公司,第二年便开通了阿里巴巴国际站。在阿里巴巴国际站,他接触到了更多外国客户和讯息。互联网打开的视野,也在引领他关心国外的最新治疗方案和药物。
在一次翻阅亚洲白血病论坛时,陆勇看到一个韩国病友自2001年起,就在吃一种格列卫的印度仿制药,该药价格只需要原版的六分之一。他吃了多年后,身体各项指标正常。
通过谷歌的图片搜索,陆勇在日本一家网上商店上找到了这种印度仿制药,又拜托在阿里巴巴国际站相识的日本客户得以购买。那是2004年9月,每盒价格为4000元。
此后,陆勇使用药品说明书中提供的联系方式,直接联系到了印度抗癌药物的经销商印度赛诺公司(下称赛诺),开始直接从赛诺购买抗癌药物。
陆勇通过自己服用一段时间后,觉得印度同类药物疗效好、价格便宜,遂通过网络QQ群等方式向病友推荐。网络QQ群的病友也加入到向赛诺购买药品的行列。陆勇及病友通过国际汇款方式,向赛诺支付购药款。
在此过程中,陆勇利用其懂英文的特长,免费为病友翻译与印度赛诺公司的往来电子邮件等资料。随着病友间的传播,从赛诺购买上述抗癌药品的国内白血病患者逐渐增多,药品价格逐渐降低,直至每盒价格200余元。
由于支付购药款方式,既要先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又要使用英文,程序繁琐,操作难度大,陆勇先后答应为21名白血病等患者无偿代购了价值约12万元的10余种抗癌药品,其中3种未经中国批准进口。为方便病友打钱买药,陆勇还买了三张有国际汇款功能的信用卡。
根据中国《药品管理法》规定,进口药需要经过临床监测,还需拿到药品进口注册证。因此,陆勇代购的这些印度仿制药,即使在印度是合法生产,疗效也得到患者的认可,但在中国仍属于假药之列。
2013年8月下旬,陆勇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湖南省沅江市公安局逮捕。不过,截至2015年2月15日听证会那天,一共有993个病友在网上签名声援。检察院向沅江市人民法院撤回起诉,认为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陆勇的案子吸引了媒体的关注。听证会第二天,CCTV《今日说法》栏目便播出了《救命的“假”药》,讲述陆勇的故事。
刚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硕士毕业不久的韩家女,无意间看到了这一节目,并被陆勇的故事触动。她是导演、制片人韩三平的女儿,也在找机会做和电影相关的事情。强烈的社会性、丰富的剧情感,让她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绝佳素材。
韩家女立刻着手查找了大量与陆勇有关的资料,并尝试与陆勇取得联系,希望获得剧本写作的独家授权。她加入一个病友群,找到了陆勇的邮箱,向他申请授权以他的这个故事为原型写个剧本。陆勇欣然同意。
3年多时间后,《我不是药神》上映,迅速成为国内第五部票房超过30亿元的电影,并再次引发舆论热议。针对癌症等重病患者关于进口“救命药”买不起、拖不起、买不到等诉求,李克强总理还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
2018年10月10日,17种抗癌药成功纳入医保报销目录,平均降幅达56.7%,最高降幅达71%。同月底,在由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主办的医疗卫生领域回顾庆祝活动上,陆勇被评为“医药改革40年40人”之一。
三
陈德良拜师的那年,千里之外的兴化市大营镇屯军村,那名还叫束必和的男孩才8岁。那时的兴化还只是一个县,地级市泰州也还没成立,兴化由扬州代管。人如其乡,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迎来什么改变。
年少的束必和聪明机灵、调皮好动,是孩子群里典型的小霸王,也是老师眼中有名的捣蛋鬼。但束必和的身体不太好,感冒发烧是常有的事。
后来,束家搬迁至40公里外,更临海,气候也更温和的新丰镇裕北村,这里现在属于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据裕北村的村民向《中国企业家》透露,束必和是家中独子,排行老三,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
中学毕业后,束必和曾是大丰供销机械厂的电工。一次,束必和在村里聚众赌博,被人举报。派出所来人清查后,束必和破窗而逃。村民们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之后的很长时间,他没有回来。
直到2014年9月的一个傍晚,一架直升机在盐城大丰市区上空盘旋几圈后,降落在大丰和平饭店门口。人们才知道,当年半夜逃跑的束必和,已经摇身一变,改名束昱辉,并成为了权健公司的老板,专门从天津坐直升飞机回老家过中秋节。这一年,也是权健成立的十周年。
权健是一家起家于保健品直销的公司,经验复制于束昱辉的前东家天狮。天狮集团创建于1995年,业务辐射全球190多个国家,在11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分公司,曾在印度尼西亚组织10万经销商举办庆典。
从天狮离职后,束昱辉在2000年还创办过2家公司:天津市盛鹏科技有限公司和天津市盛华商务联盟经营有限公司,不过均以失败告终,公司也都被吊销了。
2004年,束昱辉重整旗鼓,创办权健。十多年间,高举权健“自然医学”大旗的火疗养生馆、本草女人香会所、甚至医院,已经遍布中国大江南北。
束昱辉的“民间秘方”怎么来的,他又怎么成“神医”了?
权健印给会员们的宣传资料称,束昱辉早年在天津从事一份医药杂志采编的工作中,接触了各种民间大师:比如可以治愈毒蛇咬伤的、治疗脑梗的等等。期间,他一边不断学习中医相关知识,一边四处探访开展秘方搜集工作,然后购买秘方、研发秘方。
束昱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当年工作过的杂志名叫《中国保健》。据《中国青年报》援引《中国保健》一位员工的说法,他并非该杂志的正式员工,而是理事会副理事长。只要在杂志上登过广告,即可获取这一身份。履历不太对,没有阻挡束昱辉被“封神”。
2012年,束昱辉下属孟某某、徐某甲、战某某、戴某某,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2014年底,央视新闻频道点名批评权健产品涉嫌夸大用途。这些也没有阻挡束昱辉被“封神”。
直到周洋出现,她患的是骶尾部恶性生殖细胞瘤。一位肿瘤专科医生称,儿童生殖细胞肿瘤的发病率,约占儿童恶性肿瘤的3%左右。
2012年12月24日,“煎饼哥”周大力登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向全国观众寻找抗癌方案。周大力是周洋的伯父。
很多观众在节目后联系周家人,包括一个自称权健公司北京大区经理的人。她把周家人带到了束昱辉的办公室。“这病完全可以被治愈,几个月就能痊愈”,这句话彻底打动了周洋的父亲周二力。
束昱辉给周洋开了一张“权健花8000万元买的”抗癌秘方,包括一款紫草体用精油、一款粉末状固体饮料和一袋没有配方说明的中药制剂。周家人还被告知,周洋服用权健抗癌药期间,不要吃西药,也不要化疗。于是,周二力带着周洋出院了。
周家人告诉媒体停止治疗后,周洋的病情开始恶化。不过,周大力在2013年6月24日连发数条微博,将周洋的病情恶化归咎于医疗事故。“如果第一次手术后值班医生负点责,就不会发生感染、直肠穿孔、以及后续的三次大手术”。
2013年11月左右,网上出现大量周洋的照片和文字资料,称其接受权健治疗后获得痊愈。每天有几百个电话询问他们,孩子是不是被权健治好了。尽管这时候,周家人正看着小周洋慢慢被病魔吞噬。
周家人将权健告上了法庭。2015年4月,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的判决显示,无法证实这些互联网上的侵权行为出自权健官方,周二力败诉。同年12月,周洋去世。
3年过后,百万粉丝大号“丁香园”重提旧事,束昱辉终于跌下了神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