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格斯智库：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到“百年不遇之不确定性”

2021-01-04 14:56:03来源：金融界网站

“疫情”、“冲突”、“衰退”，贯穿2020的经济关键词

2020年的一切经济形势都是在“疫情”的大背景下发酵的。截止2019年，全球经济已经在金融危机之后的“慢牛”行情中稳健前行了11个年头，虽然经历了欧债危机等中间插曲，但是不妨碍第二轮“大调和”时代的来临。在这轮经济扩张期中，全球每年的经济增长中有13%来自中国，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发动机。

而新冠疫情正是首先在中国大规模爆发。从1月份的武汉封城，到后来的全国居家令，一季度的经济活动断崖式下跌，-6.8%的同比增速创造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跌幅。这个外部冲击来得猝不及防，让本已处于下行期的经济曲线更加陡峭向下。第二季度-3.2%的同比增速让国民经济正式进入“技术性经济衰退”（连续两个季度的GDP增速为负）。第三季度同比增长4.9%，第四季度的同比增长约为6.5%（根据蒙格斯的模型估算），因此全年我国仍可完成2-2.5%的年增长，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国家，而世界经济的生产总量预计萎缩4.3%左右。这一切都得益于我国及时有效的防疫措施。

与中国的严防死守相比，国外的疫情明显失控，截至北京时间12月30日，全球已有超过8227万人感染，178万人因新冠肺炎丧生。其中灾情最为严重的是美国、欧洲、印度和巴西，前二者是发达国家，后二者是“金砖五国”的新兴市场国家。发达国家是是资本和先进技术的输出地，成为重灾区的欧美国家正遭遇流动性恐慌和极高的避险情绪，这导致他们的FDI输出在2020年前三季度缩水49%，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投入更是骤减75%，这对于深陷泥潭中的第三世界人民是灾难性的。即使欧美的疫苗能在2021年投放市场，按目前的生产效率，广大的新兴市场可能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疫情前景不容乐观。那时所造成的经济创伤可能是永久性的，毕竟这些国家的经济底子薄弱，缺乏自我修复的能力。可以预见，蔓延的疫情虽然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但在经济层面上，发展中国家将成为最深的受害者，世界的贫富差距再度被拉大。

如果说“疫情-衰退”组成了2020年的明线，那么“冲突-衰退”就是这部年度大戏的暗线。贸易争端、地缘冲突此起彼伏，霸权政治、单边主义、逆全球化大行其道。有人认为这是由于特朗普、约翰逊等一干极端政客的所为。蒙格斯从来不认为个别政客有能力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一切经济现象的发生一定是可以追根溯源的。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依靠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红利，发挥其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开始和昔日的霸主国家们分庭抗礼，尤其是在以移动互联网为基础上建立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危及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因此，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始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开始回撤资金，甚至不惜以“卡脖子”的方式切断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流动。而这些以往隐蔽的较劲在疫情的大背景下全都表面化了，现在已经成为了公开对抗。

2021年，在不确定性中摸索前行

“疫情”、“冲突”、“衰退”依然是贯穿2021年的主线，同时它们会升级、交错、相互作用，让全球经济更加无序。归纳起来，这就是“不确定性”。

疫情方面，病毒在欧洲已经出现变异，疫苗的普及能赶得上病毒的传播吗？有些经济评论者认为我们正经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蒙格斯并不赞同。在长达11年的经济上升期中，我们并未经历如互联网泡沫、次贷市场泡沫等非理性扩张，经济基本面大致稳定，金融市场也不存在重大的系统性漏洞。新冠疫情作为预期外的非经济因素，却让经济体进入了“休克”状态：封锁、隔离、保持社交距离，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了经济活动的密集度。当健康的生命体进入休克，只要措施及时到位，就能恢复活力。中国在下半年的经济复苏已经为世界提供了佐证。但是如果休克长期无法得到救治，那么就会危害正常的机能。如果疫情再持续蔓延数年，那么原先健康的经济基本面就会受损，这种损伤可能是直接的，比如经济活动由于封锁而减少，也可能是间接的，比如世界各国出于对中国垄断医疗设备制造的忌惮，开始弱化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而一旦这些结构性的伤害形成，那么全球经济就有可能进入一个黑暗而漫长的寒冬期。

一些研究机构预测2021年的全球经济会实现V型反弹，例如IMF预测2021年的全球经济增速为5.2%。蒙格斯认为，这样的预测过于乐观，经济未来的走势存在许多不确定性。考虑到迄今为止疫情仍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并且开始变异，而新研制的疫苗的有效性还未经过实际检验并且产能无法保证，2021年内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大面积消失是小概率事件。根据蒙格斯的模型测算，未来全球经济的趋势更接近大U字型（在底部长期停留）或耐克型（恢复缓慢且漫长），而哪种趋势将最终实现也取决于疫情延续的时间。蒙格斯的模型预测2021年全球的经济增速仅为3.5%。

冲突方面，随着拜登政府的上台，大选的不确定性已经落幕，但不代表各类冲突也随之消失。拜登政府很可能会回归多边贸易的框架内，也可能利用多边主义策略对中国实施进一步压制，美国对华的遏制在总体战略上很可能延续特朗普政府，这其中包含了大国之间的博弈，不是靠某个政党的上台就可以填补这个沟壑的。这点可以从大选之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升至历史最高位看出。围绕着疫情，中美关系、英国脱欧、中东形势、俄罗斯与北约的竞争，这一幕幕都充满不确定性，都存在着激化的可能，全世界都在观望，这也是黄金、发达国家国债等传统避险工具高位震荡的主要原因。

中国要有新的定位和长远的布局

根据蒙格斯的模型估算，我国在2021年的经济增长有望达到8%以上，这并非意味着我们的潜在GDP存在上升势头，更多是因为2020年的GDP基数较低。我们早已不再盲目地追求GDP数字了，我们更多注重的是经济增长的质量。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新基建，都是在为质量型经济发展铺路。因此，在抗疫的下半场——经济恢复的过程中，我们应优先关注结构性的均衡特征。

截止目前，本轮复苏存在着显著的不平衡。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成为主要动力，分别为GDP增长贡献了5.0和2.6个百分点。这两大支柱行业也是固定投资完成额恢复最快的：第一季度它们的同比增速分别为-18.1%和-30.5%；而到第三季度，它们的累积同比增速已经达到3.8%和0.2%。导致房地产投资复苏的主要原因是房地产开发商融资渠道改善和货币政策的放水，而导致基建投资信心恢复的主要原因则是宽松的财政政策。2020年中央政府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地方政府累积发行1.6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制造业和消费行业的复苏乏力。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值分别为-4.4%、-2.3%和1.7%。国内需求降低，外贸出口受阻是制造业萎靡不振的直接原因，制造商倾向于使用既有产能来满足市场需求，而不是增加投资，因此前三季度制造业的固定投资完成额的同比增长为-6.5%。由于造血能力下降，制造业原本的部分优质资产开始沦为不良资产，制造业向银行的借贷也呈现不良贷款高企的现象。根据蒙格斯建立的行业风险监测体系，除酒、饮料、农副食品等快消类制造行业外，传统的制造业，如汽车、机械、服装等，都已亮起红灯。

从宏观调节的角度看，重整消费应该是工作重心。2019年，消费贡献了全国55%的GDP，消费不兴，经济不兴！蒙格斯的观点认为，过于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对经济有错误的引导作用。货币的放水，主要推高了资本的价格，如股市和楼市，深圳千万“刚需房”就是例子。而财政过松，让紧缺的社会流动资源向过度扩张型投资聚集，比如房地产和重置式基建。过度投资对有效消费有挤出效应，这是经济学的共识。宽松的货币和财政并没有真正解决就业和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资低的问题，而这群基数庞大的劳动者才是消费的有生力量（边际消费值最高）。因此，2021年的政策引导应着重稳就业和稳物价，增加中低收入群体对未来工作稳定性和工资增幅的预期值。

另一点阻碍经济恢复速度的因素是我国的实际利率太高。我国现有国债的平均收益率为3.3%，核心CPI值为0.5%，实际利率高达2.8%，而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已普遍施行零利率或负利率。实际利率虚高，导致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始终无法有效解决。2021年的另一个宏观审慎政策的重点或许是通过基准利率调节、公开市场操作，配合上必要的外汇调节，降低市场对未来长期利率走势的预期，从而给利率曲线以下探的空间。

总结

在即将过去的2020年，疫情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即将到来的2021年，它依然萦绕在人们的生活中。它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经济活动的轨迹，改变了全球经济的格局。科技革命给人类带来的天地互联，使信息、资金、技术、劳动力的交流逐渐摆脱了国家、区域的束缚，这本该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大融合”时期。而新冠疫情正逐步将“大融合”变成“大隔离”，国与国之间交流减少了，区域和区域之间也不再频繁地联系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也降低了，生怕一个不小心这致命的病毒就钻进了身体。我们尚不敢定论疫情将引起另一个大萧条，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正悄然地改变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方式从而改变经济发展的轨迹。随之而来的是极大的不确定性，我们能做的唯有拥抱不确定性，在不可预测的经济迷雾中寻找些许亮光，运用好手中的政策工具，在暴风雨后重新定位已经偏离航线的经济巨轮。

愿病毒和厄运远离，愿太平和繁荣重临，愿我们都能一扫2020年的阴霾，沐浴在2021年金灿灿的阳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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