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从“吃肥肉”到“啃硬骨头” 中国模式怎么变？

　　历史总被怎样一种力量推动？究竟我们处在何种经济增长态势之中，怎样明辨时局？

　　走过“跌宕起伏”的2018戊戌年，扑面而来的2019己亥年，会有多少“惊涛骇浪”？今年前两个月的短期经济数据有所波动，尤其2月贸易数据出现“失速”；其超出预期了吗？

　　如何行稳致远？洞悉结构性变化与经济运行规律，方能发现增长新动能之源。

　　“如果说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是‘吃肥肉’，进入中速平台后的高质量发展则是‘啃硬骨头’，增长的难度非同以往，必须明确，高质量发展也是高难度增长。”3月11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说。

　　在刘世锦的“字典”里，有“中速增长”、“新均衡点”也有“触底”等字样；与其对话，我们读到“增速合理”、“五大增长来源”、“高标准市场经济”等关键词，也读出了中国可能的潜在增长率……

　　这些是中国经济增长应该有的模样或模式吗？且听他娓娓道来。

　　“把脉”真相

　　经济观察报：刚刚过去的2018年之宏观与微观市场表现，也许可以用“意外”等关键词去描述；2019年，您如何看目前的中国经济形势？有人说经济主旋律仍是“平稳下行”，2019年开年，短期经济数据亦出现了一些波动，这是预期之中的吗？

　　刘世锦：的确，2018年的中国经济，有诸多出乎意料之事，如中美贸易摩擦、民营经济预期不稳等，但经济增长进程尚在预期之中，包括今年前两个月的经济数据表现。

　　目前情况来看，2019年经济仍有一定的下行空间。根据我们的分析模型预测，经济在年中“触底”企稳，下半年反弹，但增长平台的重心会有所下移。尽管如此，今明两年经济增速仍会保持在6%以上。

　　从我们一直采用的经济增长阶段转换角度看，2010年一季度开始的增速回落，到2016年三季度开始触底，逐步进入了中速增长平台。根据可借鉴的国际经验和我国实际，中速平台上的增长速度有很大可能稳定在5-6%之间，也可能是5%左右。

　　从过去两年多的情况看，构成高增长重要来源的基建和房地产投资的历史需求峰值已过，在增速回落的过程，仍在寻找与中速增长相适应的新均衡点。找到均衡点后，整个经济的中速增长平台才能基本稳下来，进入一个较长时间的稳定增长期。

　　经济观察报：那么，高质量发展的定义与内涵是什么？

　　刘世锦：当然，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后，潜在增长率下降，如果继续实行GDP挂帅，问题就会突出起来。

　　按照十九大提出的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在增长目标及其实现机制上要有相应调整。高质量发展并非一个抽象概念，可以体现为由一组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其中具有标志性的就业，还可以包括风险防控（杠杆率）、企业盈利、居民收入增长、财政收入增长、资源环境可持续性等指标。

　　如果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处在一种适宜状态，与之相对应的增长速度，就是一个合适的速度。事实上，短期内与高质量指标体系相适应的增长速度，从中长期上看也可争取到的高的增长速度，因为避免了大起大落，有效利用了增长潜能和机会。

　　经济观察报：该怎样定义合理的增长率或增长速度？我们面临哪些挑战？

　　刘世锦：潜在增长率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理想状态。经济学上将潜在增长率解释为资源得到充分或最大化利用后的增长率。有观点主张实现充分就业的增长率就是潜在增长率。

　　据此，现实中将会看到两种情形，可实现的和不可实现的潜在增长率。前者指可利用的技术和资源配置方法都得到利用；后者则指由于体制政策和其他原因，至少部分可利用的技术和资源配置方式未能得到利用。可以将前者理解为真实意义上的潜在增长率，而后者则可称其为“可及增长率”，也就是可实现的潜在增长率。再加上实际增长率，我们就有了三种增长率概念。

　　所谓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就是要缩小乃至消除三种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使实际增长率等于潜在增长率。对可及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可称之为差距1，缩小这一差距主要依赖于体制变革和结构性政策实施；而可及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可称之为差距2,主要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加以调整。

　　我认为，中国现阶段面临的挑战是，潜在增长率正在合乎规律的下降，与此同时，差距1依然存在，有时候还在扩大；差距2表现为所谓“产出缺口”，既可以是正的，实际增长率大于可及增长率，也可以是负的，实际增长率小于可及增长率。由于高增长的诉求强烈，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情况并不是多数。通过深化改革缩小差距1的呼声始终存在，有时相当高涨，但往往难以落地。相反，通过放松宏观政策使实际增长率到达抑或超过可及增长率的呼声，容易得到响应。于是经常会看到缩小差距2掩盖或替代缩小差距1的倾向。

　　经济观察报：问题是，有学者建言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是遏制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滑……为此，中国有必要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事实上，宏观政策方面，我们可能在进一步放松；诸如，股市近期的向好或提振；请问，这种发展态势是可持续的吗？宏观政策空间有多大？

　　刘世锦：回到当下的政策选择，尽管表述方式不一，放松宏观政策的呼声再次响亮起来。一段时间以来，对降杠杆问题存有争议。降杠杆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其长期性、复杂性要有足够估计。但杠杆率过高依然是不争的事实，在稳杠杆的基础上将杠杆率降低合适水平的目标不能放弃。必须明确，过松的宏观政策并不能改变潜在增长率。

　　“对症下药”

　　经济观察报：怎么挖掘新动能？切换至当下的现实，短、中、长期来看，中国分别应该解决的迫切问题是什么？新动能的增长来源是什么？

　　刘世锦：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已经很大，即使保持5-6%的增长速度，每年经济的新增量依然位居全球前列。支撑这样的新增量并非易事。扩大并稳定中速而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来源，将是一个重要挑战。我认为，在今后较长一个时期，中速平台上高质量发展大体上有五个方面的增长来源。

　　其一，低效率部门的改进。比如，基础部门主要由国有企业经营，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性垄断，市场准入和竞争严重不足，效率低下成为自然而然的结果。一些年来，这些领域也推动改革，时有反复，大的格局并未改变。

　　其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经济增长的含义是，相对于分配差距适度，那些收入过低人群本来可有的需求空间得不到利用，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

　　其三，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是中国经济需求增长的常规动力。商品消费增长趋于平缓，其中也不乏体现消费品质提高的亮点。与此同时，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养老、旅游等在内的服务性消费进入快速成长期，在一线城市，服务性消费比重已经达到一半左右。

　　其四，前沿性创新。以往长时间内，中国的创新主要是外来技术本地化的适应性创新。近年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在全球创新前沿“无人区”的创新增加，由过去的主要“跟跑”，转为部分“并跑”，再到少数领域“领跑”。

　　其五，绿色发展。把绿色发展作为一种增长动力，与对绿色发展的理解直接相关。在传统认识中，通常把绿色发展等同于污染治理、环境保护，理解为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缺陷的修补或纠偏。事实上，绿色发展是与传统工业化模式相竞争并可能获胜、更具优越性的一种新发展模式，将会带动巨大的消费、创新和经济增长新动能

　　上述五大增长来源中，前两个是高速增长期遗留下来的，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才能释放增长动能。后三个则拓展了中速平台上潜在增长率的边界。

　　经济观察报：那么，在这样一幅新的潜在增长率画面前，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增长来源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化为实际增长率呢？

　　刘世锦：事实上，相比过去，这些新增长来源有一些很不相同的特点。第一，对制度质量的要求相当高，半拉子市场经济是无法适应的，必须下决心解决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卡脖子”问题，才能过好这一关。第二，虽然也会有一些热点，但像以往基建、房地产、汽车等大容量支柱产业基本上看不到了，增量更多以普惠式方式呈现。第三，增长大多是“慢变量”，很长时间的努力未必见到大的成效，“立竿见影”的情况不多了，对耐性、韧劲、战略定力的要求明显提高。

　　如果说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是“吃肥肉”，进入中速平台后的高质量发展则是“啃硬骨头”，增长的难度非同以往，高质量发展也是高难度增长。当然，五种增长来源的难度各有差异，前两个来源难度更大，也更为紧迫；后三个来也则要求更高，带来的压力更大。这种差异性将可能使下一步的增长出现不同的组合。

　　比如，一种可能性很大的组合，是把前两个增长来源放下，重点集中到后三个增长来源上。另一种可能性是在既有体制架构内扩展五种增长来源可利用空间。这都是一些避难就易的战略。在这种战略下，前两种增长来源的利用空间将非常有限，还存在着在现有水平上后退的可能性。

　　还有一种有想象力的前景，就是通过前沿性创新，特别是覆盖面很大的颠覆性创新，把前两个增长来源的潜能释放出来，类似于“打败小偷的不是警察，而是移动支付”。比如，通过全新技术改变能源、通信、物流等基础部门的供给方式。然而，且不论这类技术能否出现，即便出现了能否打破行政性垄断，还是一个遥远的话题。

　　经济观察报：事实上，近年来“边际资本产出率”直线上升，表明中国的资本或金融效率不断恶化；因为中国经济已经达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将不得不直面“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如何才能实现产业升级换代，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刘世锦：从国际经验看，部分国家进入工业化阶段后，曾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来由于部分行业的低效率、利益集团的阻挠、严重的两极分化等，长期徘徊于中等收入阶段，有的出现倒退，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从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表面上看是越过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质上是要翻越制度高墙。全球范围内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不少，能够过这一关的却不多。中国如果过不了这一关，五大增长来源将会是看得见、摸不着，就不能断言已经避开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即使勉强进入高收入阶段，也有很大可能性出现长期停滞乃至倒退的局面。

　　经济观察报：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翻越制度高墙？与增长来源相配套的发展战略是什么？

　　刘世锦：我们需要有效发掘五大增长来源的潜能，需要在战略层面，对改革、开放、政策、方向和重点等进行谋划，提出相应的发展战略。具体地说，就是“效率变革”、“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消费和产业升级”、“前沿性创新”和“绿色转型”五大战略。

　　就效率变革战略来说，要完善产权保护，建立起稳定的法制保障环境，使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护，不因偶然事件或具体政策调整而变化；进一步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有效发挥国有资本的应有作用；促进各类企业公平竞争，按照负面清单改革市场准入等。

　　就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战略来说，要加快农民工进入和融入城市的进程，建立反贫困的长效机制，以减少贫困人口、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建立覆盖全国的“保基本”社会安全网；促进机会公平，在就业、升学、晋升等方面，给低收入阶层提供更多可及机会，逐步改变低收入阶层所处的“表明平等、事实上不平等”的状况。

　　而对消费和产业升级战略而言，则要推动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发展重点；通过优胜劣汰带动产业升级，在财政、社保、银行、法律等相关领域进行必要改革和调整；用挑剔性消费倒逼品质提升，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等。

　　实施前沿性创新战略，应坚持以企业为创新主体不动摇，促进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化应用的融合；促进创新要素流动聚集，形成一批区域性创新中心和创新型城市；加快补上基础研究薄弱的短板，形成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吸收国际上先进做法，最大限度调动人们在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前沿创造力的环境等。

　　最后是绿色转型战略，要转变并提升对绿色发展的理解，逐步形成全社会的新共识；加快推动生态资本度量、核算、交易；积极探索并形成绿色发展的行动目标和激励机制等。

　　药方：“高标准市场经济”

　　经济观察报：显而易见，上述这些发展战略，都对体制政策环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现实而言，我们能做到吗？

　　刘世锦：如果不认真地解决体制上的“卡脖子”问题，不下决心啃几块硬骨头，新的增长动能就出不来。

　　面对国际国内的诸多挑战，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即对市场经济的态度。中国在市场经济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四十年，是停滞徘徊，还继续向前走？停是停不住的，不进则退，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向前走，需要提出一个新的目标，就是建设高标准的市场经济。

　　经济观察报：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哪些方面着手？是否有抓手？

　　刘世锦：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行了四十年，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尚不完善。目前，商品市场大部分实现了市场化定价，可以说是“大半个市场”，要素市场化尚在途中，是“半个市场”。总起来说，我们目前仍然是一个较低水平、不完善的市场经济。

　　转向高标准市场经济，就是要以产权保护和要素市场化为核心，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改革，其中涉及到一些焦点难点问题，包括打破行政性垄断、公平竞争、国资国企改革、产业政策转型、改革补贴制度、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转变政府职能、维护劳动者权益、保护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等。对这些问题，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都指出了改革的方向、重点和方法，并不是别人逼着我们要改，而是我们从长计议、战略谋划，从中国国情出发做出的主动选择。由于更了解情况，知道改什么、如何改，我们自身推动的改革，有可能改的更为彻底、更有成效。

　　当务之急是落实好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关于改革开放的要求，切实加快推动国资国企、土地、金融、财税、社保、政府管理、对外开放等重点领域的改革进程。把这些要求真正落实到位了，就能够在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方面迈出很大的实质性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