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和元：大国崛起招致的危险及应对——德国崛起初期的应对和启示

　　对于目前高度紧张的中美关系而言，各种解释都有，可谓众说纷纭。其中一种时髦的解释是，这种紧张来自于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差异，来自于价值观的冲突。但个人认为，这种观点是颇值得商榷的。个人倾向于认为，亨廷顿的冲突论或最具说服力。

　　而这不得不提到他那部写于上世纪90年代早期的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事实上，在这本书里亨廷顿就已经早早的预测了未来冲突的根源。在该书的第九章的第三节里他就曾这样写道：

　　“亚洲，特别是东亚的经济变化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态发展之一。至90年代，东亚经济的发展令很多人感到欣喜，他们认为东亚和整个环太平洋(行情601099,诊股)地区在持续扩大的商业网络中已经联系在一起，它将确保国家间的和平与协调。这种乐观态度是基于一种非常可疑的假设，即：商业来往从来都是维持和平的力量。但情况并非如此。经济增长改变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均势，造成了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政治不稳定（请特别关注‘均势’一词——作者注）。经济交往可以使人们相互接触，但不能使他们达成协议。在历史上，它往往使各国人民更深地认识到他们之间的不同，令他们彼此害怕。国家之间的贸易不仅带来了好处，而且也造成了冲突。如果过去的经验靠得住，那么亚洲的经济成就将为其带来政治阴影，即不稳定和冲突。

　　亚洲的经济发展和亚洲社会日益增长的自信，至少从三个方面扰乱了国际政治。首先，经济发展使得亚洲国家能够增强其军事能力，给这些国家未来的关系带来不稳定性，使冷战中被抑制的问题和矛盾显现出来，从而增加在这一地区出现冲突和不稳定局面的可能性。第二，经济发展加深了亚洲社会和西方之间，主要是与美国之间的冲突的强度，并增强了亚洲社会在斗争中取胜的能力。第三，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以及恢复其在东亚传统霸权的可能性，迫使其他国家要么‘搭车’和适应这一发展，要么‘用均势来平衡’和试图遏制中国的影响。”

　　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于2011年写的，于次年3月出版的我的《全球大趋势2：被债务挟持的世界经济》一书里，曾就中美关系做过如下研判（见：为何开口闭口都是西方学者？）：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一切都无可避免地对现有的国际政治格局形成冲击。而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与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差异，也必然会加深彼此之间的这种对立和冲突。

　　中国崛起是一种必然，但中国崛起的道路却并不是一片坦途，事实上中国的崛起比任何国家都更为艰难和坎坷。中国近年来在经济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引起了世界各国莫大的兴趣。对此，一些爱国民众为之沾沾自喜。但我却认为，这是祸而不是福。”

　　需要予以说明的是，太阳底下从来没有新鲜事。其实今天中国遇到的种种，当年德国也遇到过。

　　1871年德国的统一是普鲁士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的。历史学家都承认，这个德国基本上就是普鲁士王国的扩大。但两者在实力上却不可同日而语：普鲁士只是个军事强国，但德国却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足以引起周围国家不安的大国。统一以后，它的面积增加了近一倍，人口也从1930万增加到了3460万（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P92）。更为重要的是，统一促进了德国经济的惊人发展，历史学家斯塔夫里诺斯就曾指出：1871年以后，德国工业以巨人般的步伐前进，使欧洲其他所有的经济体，包括英国都落后了（全球通史——1500年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P297）。

　　随着崛起而来的是，德国很快就发现自己陷入了历史上大国崛起的悖论：实力越是增加，其他大国就越是疑惧，它的外部安全压力反而不断增加——德国的统一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彻底改变了欧洲的力量结构，而且这种改变是以在战场上打败欧洲五大国中两个大国（奥地利和法国）的激烈方式来实现的，必然引起其他国家的强烈不安和反弹。

　　这种由强大带来的压力，突出表现在英俄两国对德国的态度上。在统一以前，当普鲁士陷入与法国或奥地利的较量时，英俄属于普鲁士的“天然盟友”，会毫不掩饰的对其予以奥援。但当德国崛起，成为欧洲大陆最为强大的一极时，英俄的立场立马改变，那就是他们绝不容许德国的相对优势进一步扩大。这时他们开始主动调整策略，尤其是英国，有意识的抛弃了它与法国上千年的恩怨，而去积极支持法国，想以此来平衡德国。

　　最能够概括英国立场的，莫过于1871年2月9日，保守党领袖本杰明.迪斯累利在英国议会下院所发表的声明：

　　“普法战争绝不是一场普通的战争，这场战争代表了德意志土地上的革命……它的社会意义将体现在未来。我们处理外交事务的原则已经完全不复存在，而就在6个月前，这些原则还被政治家们接受并当作指针。

　　当然，被扫荡掉的不仅是外交的传统。你们面临一个新的世界和一股新的势力，你们要做好应对新的未知的事物和危险的准备。因为均势已经被破坏，受冲击最大、最能感受到这种巨变带来的后果的国家，就是我们英国（G.E.Buckle.The Life of Benjamin Disraeli，The MacMillan Company，1920：PP133-134）”。

　　迪斯累利实际担心的是，德国实现统一后，这个崛起的大国会不会利用自己增长了的实力来进一步扩展自己的优势，最终实现欧洲的称霸？对此，迪斯累利就曾公开说“俾斯麦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新波拿巴，对他应当加以遏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迪斯累利认为英国有必要缓和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进而结成同盟（G.E.Buckle.The Lifeof Benjamin Disraeli，The MacMillan Company，1920：PP421-422）。

　　而作为德国的姻亲之国的沙皇俄国（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虽然统治了俄罗斯20年，但很可惜她死后并无子嗣继承其皇位，于是伊丽莎白女皇的外甥，来自德国荷尔斯泰因家族的彼得三世登上了俄国皇位，也是第一位只会说德语的俄国沙皇。不幸的是，彼得三世在位仅一年后就被自己的妻子叶卡捷琳娜杀死。而叶卡捷琳娜二世原名索菲娅·奥古斯特，1729年5月2日出生于普鲁士王国斯德丁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父亲是普鲁士军队中的一位将军，后被封为公爵。更为重要的是在叶卡捷琳娜之后，俄国皇族继承比较连贯和稳定，其后的沙皇皇位都由她的子孙所继承，而皇后又基本来自德国。譬如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时期，在他本人身上基本已经几乎没有俄罗斯血统了，在血缘关系上来看，他和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是表兄弟关系，而且他的皇后也是德国人，身份是德国黑森和莱茵大公国阿历克丝郡主），在普法战争中，其实是受益者——沙俄曾与法国签订过一份具有屈辱性的黑海中立化条约，条约限制了俄国在黑海拥有海军。随着法国战败，俄罗斯要求法国废止了这部条约。但纵使如此，沙俄还是开始审视它与它表兄之哥德国的关系。沙俄的宰相哥尔查科夫就曾明白的对法国驻俄罗斯大使说道：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法国。

　　而被德国打败的法国和奥地利自然怀有更大的敌意。其中法国对德国的仇恨，由此而始变得根深蒂固，复仇的意愿可以说主导了1871-1938年法国全部的对德政策。奥地利只是基于自身严重的国内矛盾，而无力去向德国申索权益罢了。

　　面对这种种压力，德国又是如何应对的呢？威廉一世和他的宰相俾斯麦的应对是：放低姿态，采取一条类似“韬光养晦”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他就是想让德国表现的像统一前的普鲁士那样，假装自己还没崛起。事实上俾斯麦深谙大国崛起必遭疑惧的规律。在《思考与回忆》这本政治遗嘱性质的自传中，他就着重指出了由国家崛起带来的危险，一再提醒德国人应谨慎处理与其他大国的关系。

　　譬如，对于英国，德国就一再放低姿态，希望引用普鲁士和英国在历史上的结盟传统来化解英国的疑惧和压力。在面对英国人的责难时，俾斯麦的回应是：英国和奥匈帝国一直都是德国的天然盟友，为了巩固这种关系，德国准备作出牺牲。

　　而对于俄罗斯和奥匈帝国，俾斯麦采用的也是普鲁士时期的办法——强调三皇同盟。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可谓风起云涌，俾斯麦不失时机的利用这一运动来对这些国家的君主予以恐吓，让他们回复神圣同盟，以此来稳定欧洲的大国格局。

　　而就在俾斯麦苦心经营三皇同盟的同时，俾斯麦小心翼翼的关注着英国的反应，他担心这个同盟刺激到英国，进而促使其与法国联合，因而他不断地向英国释放信号，强调这一同盟不会损害英国的利益。且用实际行动来表明德国对英国的诚意。譬如1873年夏，德国促成英国与沙俄就中亚势力的划分达成协议，以此帮助英俄关系得以稳定。

　　正是得益于这种低姿态，从1871年始，到1890年俾斯麦被威廉二世解职止。这近20年时间里，德国的整体外部环境有了明显改观，除了法国一如既然的仇视德国外，包括英国、俄国、奥匈帝国、意大利（意大利一直担心德国的仇敌法国感受其与梵蒂冈之间的争端，而主动向德国靠拢）在内的欧洲各主要大国对德国崛起的戒心似有所减小。一时间，德国崛起所引发的结构性压力得以消除。得益于此，德国得以消化和巩固了它的崛起成果。

　　当然，随着俾斯麦的解职而来的是，威廉二世调整了之前他祖父威廉一世和俾斯麦所确定的“放低姿态”韬光养晦的外交路线。这时的德国，在外交上表现的张牙舞爪，它不独对法国步步紧逼，对英国和俄罗斯也一改之前的放低姿态。这种路线的改变的结果是，德国帮助法国促成了与英国和俄罗斯的结盟，这就是一战时的协约国集团（最初的协约国由法国和俄国组成，即法俄同盟。英国本来实行的是"光荣孤立"政策，没有加入的意思，但随着德国的步步紧逼，英国的霸主地位被动摇，和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的建立，英国最后不得不加入了法俄同盟一方，形成了一战中协约国）。

　　德国的这段历史可给今日中国的启示和借镜是：随着自身的崛起，其他国家的疑惧会加深，虽然是一个必然。但作为后起的崛起国，完全可通过放低姿态，切实的释放诚意，来减小其他国家对自身崛起的戒心，改善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以此来改善自己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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