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我国国家资金的重点是“两新一重”

　　金融界：非常感谢您的回答以及对于前两次危机的产生和政府措施进行详细的介绍。相较于前两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次新基建的经济规模可能没有那么大，有学者认为新基建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可能不够强，而新基建真正的重点是其背后的改革意义。我想请问，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观点？

　　张燕生：以3月19号武汉新增病例归零为标志，事实上我国的疫情防控在当时已经趋于稳定状态。而回顾1月23日武汉封城到4月8日武汉解除封城的两个多月期间，国际社会却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第一种是在汲取中国科学有效抗疫经验的基础上，日韩和东盟各国的疫情防控得到达了初步成果，东亚地区的疫情防控在全球率先趋于稳定状态。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欧美各国在抗疫之路上反而逐渐失控。在疫情初期，武汉已经展开防控的时候，欧美各国并未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例如封城、隔离、戴口罩等，进而疫情大肆蔓延，逐渐失控。欧美国家中，特别是美国的新增病例竟接近两万例，偶尔甚至出现三万例，以至于美国的整体感染人数居然高达两百万人，死亡人数接近十一万人。

　　针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情况，美国推出了四轮的经济纾困方案，其总投入资金为2.8万亿美元。美国在四月份的赤字接近四千亿美元，整个财年的财政赤字高达3.7万亿美元，而赤字所占GDP的比例很可能超过18%，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美国政府推出的经济纾困措施力度之大。欧盟也在5月27日推出了7500亿欧元的经济纾困刺激方案，这套方案包含5000亿欧元的拨款和2500亿欧元的贷款。不仅如此，欧盟还在酝酿在未来七年出台1.4万亿欧元的欧洲预算和抗议扶助基金。日本内阁也在5月27日批准了安倍首相的1.1万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这个数字相当于日本当年GDP的40%。

　　我们可以看到欧盟、美国和日本所推出的经济刺激措施力度非常大。我个人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新冠疫情对当地的消费投资和进口需求打击非常大。受疫情冲击的国家和地区的物流、商业以及人口流动会大幅度下降，这对于整个经济，特别是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是致命的打击。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欧盟、美国和日本对于他们经济的纾困力度会如此之大。

　　在今年的两会上，我国政府明确表示赤字率按照3.6以上为基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预留了足够的空间。赤字率相较于去年增加了一万亿元，同时发行一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我们看到，这两万亿资金全部以特殊转移支付的机制下方到地方和基层。中国政府还下调了增值税率和企业养老金保险费税率等，新增的减税降幅力度是千亿级别。另一个方面，中国政府计划安排地方专项债权3.75万亿，这个数字相较于去年增加了1.6万亿。

　　回顾我国政府近年来的国家资金安排，相当一部分资金重点是“两新一重”。“两新一重”，一方面包括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例如5G相关应用、充电桩网络、新能源汽车等；另外一个方面，包括基础设施的融合发展，例如智慧能源(行情600869,诊股)等；第三个方面，是创新的基础设施，主要用于科学技术、研发创新方面的相关支出。

　　我在这里想侧重谈一下第二个方面和第三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基础设施融合发展，要求提高城市的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这其中包括县一级城市农民到县城的安家需求。新开工的项目中涵盖了老旧小区的改造，如支持加装电梯或发展多样性社区服务等。第三个方面创新基础设施，可用于加强交通、水利等重大的工程建设，同时也包括国家铁路的建设资本金。事实上各地方政府对此也推出了不同的发展计划，例如上海市推出了“三年计划”，计划投资规模高达2700亿元；浙江省基于自身优势，推出了数字产业的“百千万计划”，其目的是带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以及提高相关营业收入。

　　从已知的数据来看，从地方政府层面和区域经济的角度来看，东部地区投资占比是40.7，中午地区的37.4，西部地区是21.7，其中东北部占0.2。以5G基站的建设为例，三大运营商今年预计将建设超过5.5万个5G基站，预计至2025年将简称基本覆盖全国的商用5G网络，其基站总书将会超过500万个，直接投资数额将高达2.5万亿。至2025年，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的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87万亿。

　　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基建的重点是整个国家，即新四十年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推行社会现代化建设，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设施条件。

　　总结来看，这次新基建是一个制度型安排，有结构、有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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