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凯龙：腾讯被骗 能改变我们对印章的依赖吗？

四、印章社会

对几乎不用印章的外国人来说，中国人对印章的依赖和迷恋非常令人费解。 《经济学人》杂志在 6月20日还刊登一文，发出一个灵魂深处的拷问：“为什么中国的商业纠纷，都围绕公司印章？”

一枚小小印章代表一个公司，别说外国人看得口瞪目呆，国人也是难以理解。

这都什么时代了，中国已经是互联网和移动应用的大国，电子支付 ,5G和人脸识别等高科技都早已普及，为什么非得依靠如此原始和落后的方式确认公司的所属权？

不仅如此，国人生活中到处都有印章的身影，小到去街道办事处开个证明，大到政府官方文件，非得盖了章才算数。整个社会无不依赖印章来证明文件的真实和权威。认章不认人，成为一种社会习惯。

在印章文化无处不在的社会里，难免假章横行，抢章闹剧频发。

国人对印章依赖，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有人说是文化历史造成的，这有一定的道理 。

印章据说源于中国“三代”的制陶。《后汉书·祭祀志》曰：“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然犹未有金玉银铜之器也。” 可见印章是社会的产物，社会上诈骗越来越多，“诈伪渐兴”，于是有印章来用来“以检奸萌”，来识别造假。

后来印章就演化成为信用的背书。《 释名》曰:“印，信也。所以封物为信验也。”另东汉蔡邕《独断》云:“玺者印也，印者信也。”

随着印章的普及和推广，印章也逐渐成为权威的象征。中国古代帝王在册封以及官员任命时，授受印章，以做信物，是为信印，即后世所称的公章。中国历代君主使用的印章——玺，则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古代皇帝授予将军出征的调动军队的军权，用的就是类似印章一样的虎符。

印章的功能从防伪、信用背书到权威的象征，深深地融入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国人对印章的依赖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

四、信用和法制社会

但是这依然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样是亚洲文化，同样有印章的日本，韩国，越南和中国台湾等地，罕见假章行骗，抢夺真章的闹剧？

在发达国家，国家对企业和个人，企业和个人之间，是默认对方是诚信的，先相信对方。

如果对方被事实证明是真的诚信的人，社会信用体系会为这个人加分，未来这个人更加容易获得别人的信任，交易成本越来越低。相反，如果这个人违反诚信，轻则失去诚信，社会信用体系里减分，未来寸步难行，交易成本极大提高。严重者触犯法律，将承担民事或刑事责任。这个体系需要有完善的信用体系和配套的法律法规，让参与者各方相互正向激励，逐步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

而国内信用体系还只是初具雏形，对失去诚信的惩罚依然过于宽松，法律法规依然不够健全，这就造成国内骗子层出不穷。不管是监管、企业还是个人，都只能先默认对方不能守信，除非有其他外在因素来证明对方可信。软件体系靠不上，那就硬件来补。

这时候，印章早已被历史检验过的增信应验功能，就重新承担其不应该有的重任。

借助印章增信，执行起来相对简单。认章不认人的本质就是简化验证过程，因为有没有盖章，相对好辨认。如果要认人，相对复杂，需要多层判断，责任重大，这也成为一些政府机构管理怠慢的借口。轰动一时的“证明你爸是你爸”的奇葩证明，就是懒政的典型案例。

中西方在信任方面的差异，不仅体现在生活，也表现在股票上市的制度选择上。

比如国外普遍实行注册制，监管默认上市公司是诚信的，只对注册程序是否合规做判断，就能批准股票上市，但是如果上市公司信息造假，一经发现，处以极刑。瑞幸财报造假，已经惨遭退市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

而A股依然实行审批制，监管严格审核上市公司的财报信息，确保利润能达到上市要求。反而对上市后，动辄造假上百亿企业，或者像獐子岛(行情002069,诊股)扇贝跑路这样造假影响极其恶劣的企业，对他们的惩罚显得不成比例的轻描淡写。

印章这么一个千年老古董，依然成为现在社会生活的主角，国人依然严重依赖印章，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法制和信用体系的不够完善。

诚信问题无法通过技术提升这种“硬件”方式，只能通过信用体系和法制建设这样的“软件”来根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