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格斯智库：残酷的资本主义与可爱的社会主义

导言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市场经济的高效率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也难以避免带来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在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贫富差距问题非常敏感，以至于国家统计局在2012年之后便不再公布基尼系数。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公平与效率的偏好此消彼长、不断变化，未来如何发展我们虽然不得而知，但其实已经有一些现存的模式可以为我们提供自然的实验，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以效率为主导的美国和以高福利为特点的北欧国家。

美国和北欧在不平等和再分配机制方面存在显着差异。众所周知，美国贫富差距问题严重，导致一系列民粹主义活动产生，而在地球另一端的北欧，贫富差距极小。如果我们以社会中收入最高的1%的人的收入占比来看：在美国，他们占总收入的近18-19%，但在北欧国家只有5-8%左右（Atkinson等人，2011年）。而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二者对公平的社会偏好不同：如果美国人比北欧人更可能接受不平等，且更重视效率，那么这可能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比北欧国家更严重、对再分配的需求更少的原因。

来自挪威经济学院的三名学者最新在《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了题为 Cutthroat Capitalism versus Cuddly Socialism: Are Americans More Meritocratic and Efficiency-Seeking than Scandinavians？的研究，他们设计并组织了一个非常新颖的大型调查来研究这一问题，最终发现美国人和挪威人在公平观上有显著差异，但在效率的重要性上却没有显著差异。

文章：Cutthroat Capitalism versus Cuddly Socialism: Are Americans More Meritocratic and Efficiency-Seeking than Scandinavians？

作者：Ingvild Almås， Alexander W. CaPPelen， and Bertil Tungodden

收录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8（5）， 1753-1788.

本文作者：蒙格斯智库 邵帅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全球收入不平等和再分配政策的显著差异（Piketty等人，2014年）。美国和北欧国家之间的差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图1所示，美国是经合组织国家中的一个异类，收入不平等非常严重，而北欧国家的特点是收入分配更加压缩。美国和北欧国家在再分配政策方面也存在巨大差异，北欧国家的税收水平明显高于美国，福利国家更加慷慨，收入流动性也更强（Barth等人，2014；Landersøand Heckman，2016）。

美国和北欧半岛之间的这些显著差异引起了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注意，有时被描述为残酷的资本主义和可爱的社会主义。在这篇论文中，作者对北欧人不同的社会偏好和组织方式的差异，特别是对不同的社会公平和不平等进行研究。社会偏好从根本上决定了个人行为（Andreoni和Miller，2002；Bolton和Ockenfels，2000；Cappelen等人，2007,2013a；Charness和Rabin，2002；Falk和Szech，2013；Fehr和Schmidt，1999），因此，在美国和北欧，不同社会偏好的普遍存在，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两个社会有着截然不同的再分配制度：如果美国人比北欧人更可能认为不平等是公平的，并比公平更重视效率，那么，这可能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比北欧国家更严重、对再分配的需求更少的原因。

然而，对于为什么北欧国家比美国更平等、更具再分配性，还有其他潜在的解释。美国和北欧可能处于不同的社会均衡状态，具有不同的自我维持信念，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比北欧国家更大，被认为是个人生产力差异而非运气的结果（Alesina和Angeletos，2005；Benabou和Tirole，2006年；皮凯蒂，1995年）。这些不同的社会均衡与美国人和北欧人具有相同的精英公平观相一致，认为由于个人生产力差异造成的不平等是公平的，而由于运气不同而造成的不平等是不公平的。简言之，与北欧人相比，美国人可能接受更多的不平等，不太赞成再分配，因为他们对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有不同的看法。

另一种可能是，在美国和北欧，人们对再分配成本的看法有很大差异。例如，北欧国家是一个反应迅速的国家，而且，与北欧人相比，美国人可能不太赞成再分配，因为他们对政府以有效方式实施再分配计划缺乏信任（Kuziemko等人，2015年）。也有人认为，由于美国是世界创新和经济增长的载体，美国实施全面社会福利制度的成本将远高于北欧国家（Acemoglu等人，2012年）。简言之，与北欧人相比，美国人可能接受更多的不平等，不太赞成再分配，因为再分配的成本在美国比在北欧要高（或被认为是更高的）。

这些不同的解释突出了从美国和北欧半岛的不平等和再分配的实际水平推断社会偏好的困难。为了克服这一挑战，在比较美国人和北欧人的社会偏好时，作者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经济实验，参与者为来自美国和北欧国家挪威的6000多人。在他们对不平等的根源和再分配的成本有完全了解的情况下，作者通过观察美国人和挪威人在相同的分配情况下的分配选择，来确定这两个群体在社会上是否存在差异偏好。

作者的研究采用了一种新的实证方法来收集大规模样本的实验数据，将国际在线劳动力市场平台与领先的国际数据收集机构的工具相结合。在网上市场平台上，作者招募工人进行一些任务，然后通过国际数据收集机构从美国和挪威招募大规模的观众。观众的任务是决定是否在一对分配了不平等收入的工人之间重新分配收入。

观众被随机分配到三个组中的一个（三组分别命名为幸运组、优势组和效率组），这些组只在收入不平等的来源（优势或运气）或再分配的成本上有所不同。在幸运组中，收入由运气决定，没有再分配的成本。在另外两个组中，作者分别操纵了不平等的根源和再分配的成本。在优势组中，收入由个人生产力决定，没有再分配的成本；在效率组中，收入由运气决定，但收入从一个工人重新分配到另一个工人有成本。这一设计使作者能够研究美国人和北欧人认为的公平观念（通过比较幸运组和优势组组）和公平相对于效率的重视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通过比较幸运组合效率组中的分配选择）。实验设计还为作者提供了不平等来源的重要性和接受不平等的再分配成本的因果证据。

研究表明，美国和挪威在普遍的社会偏好方面存在三方面重要差异。首先，作者发现美国人比挪威人能显著的接受更多的不平等，即使是他们在相同情况下做出的选择。平均而言，在实验中美国人和挪威人实施的收入分配与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数分别为0.43（美国）和0.24（挪威），这一差异与两国实际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数的差异惊人地相似。第二，作者发现这种不平等接受程度的差异反映了美国人和挪威人公平观的不同，而不是对公平相对于效率的重视程度的不同。更大比例的美国人选择了自由主义的公平观（认为运气造成的不平等和生产力差异造成的不平等都是公平的），而更大比例的挪威人是根据平等主义的公平观来选择的（认为实验中不平等的根源——运气和生产力差异——都是不公平的）。然而，有趣的是，作者并没有发现美国人比挪威人更精英化：在这两个国家，根据精英公平观（只考虑生产率差异导致的不平等）进行选择的观众比例几乎相同。

分析表明，国家内的社会偏好也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作者将每个国家的观众按照政治取向、社会经济地位和性别分成了几个亚组。在美国和挪威，作者发现保守派比非保守派更能接受不平等。然而，有趣的是，在接受不平等方面，两个国家都表现出了对国内不平等的接受程度要显著小于国家间的不平等。

早期政治学文献强调，人们对贫困的观念塑造了他们对反贫困政策的看法（Gilens，1999；Williamson，1974），最近的调查证据清楚地表明，对再分配的支持取决于对收入不平等的来源和流动性的看法（Aarorøe and Petersen，2014；Alesina et al.，2001,2018；Fong，2001；Linos and West，2003）。那些认为繁荣是努力工作和正确选择的结果，或者认为社会存在较好的流动性的人，比那些认为繁荣是由运气造成的人更不愿意再分配。作者发现美国人和挪威人在公平的偏好上有显著的差异，而这一差异会影响人们对再分配政策的态度和投票结果。因此，对再分配的反对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个人利益，而是由于道德和认知因素，包括运气的道德地位和对不平等根源的观念（Bowles和Gintis，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