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强烈建议对穷人直接发现金 三个月不花掉就作废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3.2%，远超市场预期。中国经济疫后恢复速度如此之快，原因何在？与此同时，近期股市和部分地区楼市都出现一股热潮，背后是否存在隐忧？观察者网就此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

观察者网：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3.2%，整个上半年的增速是-1.6%，超出市场预期。您认为中国经济快速恢复的原因何在？

姚洋：这个数字确实是超出预期，那么成绩是怎么取得的？我们知道，GDP的计算方法分为生产法和支出法。我国每季度公布的GDP数据，是按照生产法计算的，是根据企业的生产数据统计上来的。GDP能恢复增长，说明工业恢复得还是比较快，比如说建筑业增长了7.8%，这是一个很高的速度。

在服务业里面，增长较快的主要则是金融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特别是信息技术行业增长了将近16%，金融业增长了7.2%，这些都是GDP能够增长3.2%的主要原因。

但是如果按照支出法计算，情况可能就没有这么乐观了。支出法包括消费、投资和进出口三部分。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1.4%，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下降9.3%，政府消费估计也不太可能正增长，所以全社会的消费肯定是下降的。政府消费的具体下降幅度我们还不知道，即使假设它是持平的，因为居民消费才是占大头，单单这一项下降9.3%的话，保守估计，全社会的消费也要下降5%。

固定资产投资是有公开数据的，下降了3.1%。所以按照支出法来计算，我们上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在-3%到-5%之间。考虑到现在消费占到GDP的60%多，权重更大，所以可能更接近-5%。

根据生产法计算的上半年增速是-1.6%，支出法却接近-5%，这两组数字怎么对起来？或许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净出口大幅度增加。二季度出口由负增长变成正增长，而进口下降很多，主要是服务业进口下降（留学生回国、出国旅游停滞），结果净出口同比增长100%以上，给GDP带来1.5个点左右的增长。但这种增长是被动式增长，并没有带来民众实质性的福利增加，相反却降低了民众的福利。二是上半年很多生产出来的产品并没有卖出去，而是变成库存了。这说明我们国内经济形势还是相当严峻的。

观察者网：这种生产和需求恢复不平衡的现象，是不是跟国家政策的支持力度不同有关系？

姚洋：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从投资面来看，虽然我们国家历来都是重生产轻消费，每当经济下行的时候，固定资产投资就会快速上升。但今年疫情之下，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几乎停顿，所以它下降非常多，即使二季度回升了，还是没法抵消一季度的降幅。而且这一次中央对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还是比较谨慎的，要防止太大幅度的上升。这是第一个原因。

然后从消费面来看，主要还是居民消费下降太多。因为失业率上升，总体的居民收入应该是下降的，上半年下降1.3%，外出消费的意愿也还没有完全恢复，这都是阻碍消费恢复的重要原因。

观察者网：那么接下来的财政政策，是否应该加大力度提振消费，推动居民收入的恢复？

姚洋：居民收入是高度依赖于就业的，就业形势不好，就很难实现收入恢复。而就业取决于生产能不能恢复，生产又受到消费不足的制约，这就构成了一个循环。在这个时候，自主性消费是不可能起来的，必须得采用凯恩斯的办法，也就是由政府出手来增加外生性消费。

政府想要扩大整个有效需求，一方面可以增加投资，这是我们已经在做的，另一方面就是刺激消费，这一块我们做的恐怕还不够。

各地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消费券热潮，现在又平息下来了，我觉得还得加大力度发放。中央政府把2万亿的财政赤字增量都给了地方，地方必须出台政策，说明到底怎么去花这些钱，不能又挪用到基建上去。我们二季度基建已经恢复了很多，但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的消费还是比较差。

接下来的主要着力点应该还是在消费上，消费券要改进，落到实处。我们现在发放消费券的方法是不对的，现在大部分是折扣券，并且规定了只能买什么品牌、商家的东西。这种形式的消费券，真实核销率估计只有60%-70%，作用是大打折扣的。

要想更好地刺激消费，不如直接发电子货币，并且设置一定的时效，比如说三个月之内必须花完，不花就浪费了。老百姓拿到的是实实在在的钱，买什么都行，比如去买面包，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不要去限定品种。

其次我还是强烈建议对穷人直接发现金，也是附带时效的，三个月不花掉就作废，那他肯定会去花掉。不要管他花到什么地方，哪怕他去酒吧，去娱乐，你都别管。因为这里还有一个大众心理的问题，大家一看很多场所没人敢去，自己也就不去了。如果大家都开始去了，那我也可以去，经济就活跃起来了。

观察者网：根据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的数据，今年5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已经超过了10%，比前两年3%~4%的增速有了明显提升。这是否也印证了，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把钱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这么高的基建投资增速，是疫情下的临时性现象，还是意味着地方政府又会重新开启一个基础设施投资的高潮期？

姚洋：基础设施的投资一旦启动，就不太可能立即降下来。这类工程很少有一年就能干完的，今年既然启动了，明年可能还得加码，要两三年才能平复下来，这正是我担心的事情。

上次我接受观察者网采访的时候就表达过，要警惕新一轮的地方政府投资热潮，否则将导致地方政府进一步扩大商业性负债，因为地方政府拿到的那些国债根本是不够用的。去年中央批准的地方专项债规模是2.15万亿，今年增加1.6万亿，可是今年初各个省份制定的投资规模，加起来有几十万亿了，几万亿专项债根本不够花。那么地方政府又会拿着这个钱去“钓鱼”，去调动社会资金，社会资金受到政府鼓励，又会大规模涌入，就可能导致新一轮的债务高潮。

我想高层对这一点肯定已经有了警惕，不会放任投资过热了，在这种情况下，提振消费就变得更加重要。

观察者网：前段时间，国务院要求银行系统对实体经济让利，规模达到1.5万亿。这些银行让利出来的资金，真的能够充分流入到实体经济吗？最近股市和部分城市的楼市上涨都比较快，会不会也存在资金重新流入股市和楼市的情况呢？

姚洋：这个问题肯定已经发生了，因为我们的货币还在以10%-11%的速度增长，但经济增长速度满打满算也就是3.2%，显然不需要这么多货币。这些货币到哪去了？肯定是在金融系统里面进行体内循环。这次叠加国外资金进入中国，股市一下子就涨上去了，很多国内资金就也跟着进入股市了，个别地方的楼市也在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象我们绝大多数资金并没有到达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其实也不是那么需要这些资金。

我们张晓波老师团队5月份的调查显示，现在企业最大的难题是没有订单，融资难的问题已经排到很后面去了。没有订单，企业要这么多资金干什么呢？所以说现在经济恢复的瓶颈还是在需求侧，生产看起来很旺盛，但需求不旺盛，就是不可持续的，不能让企业一直去增库存，而出口的前景也不明朗。

观察者网：7月份以来，央行的逆回购操作似乎已经显示出一些收紧货币的迹象，有些学者也在讨论，现在货币政策是不是可以适当收紧一点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姚洋：我觉得在目前这种状态下，收紧货币政策也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它会给大家传递一个消极的信号。中央层面收紧资金，尽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许不是那么大，但是它有个心理作用，导致全社会的投资欲望下降。现在经济还在底部运行，收紧银根肯定不是一个好办法。即使知道很多钱是在金融体系里面体内循环，我们也不能收紧银根。

观察者网：那么应该怎么解决金融资金体内循环的问题呢？

姚洋：这是个老大难的问题。在目前这种状态下，首先得把消费提振起来，让经济运转起来，资金自然就流到实体经济里去了。如果经济运转不起来，大家都很谨慎，就算把钱给了实体经济，大概率也会亏掉。

所以说，我们不应该逼迫银行体系去给实体经济放贷。有时候，大家的记忆还是太短暂了，今天谁还记得，2010年温州是出现过一次金融危机的？

2008-2009年，当时支持实体经济的办法，就是让大家都去贷款。哪怕企业家说我不要钱，银行也一定要贷给他，说你多少贷一点，我们有任务。这些企业家贷了款，却没有订单，他会拿钱干什么呢？都去炒房了，结果亏得一塌糊涂，好多人跑路、跳楼，事实上就是一个地区性金融危机。

温州的经济在那年之后就一下垮下来了，之前大家还谈”温州模式”，在这之后的10年，有谁还提”温州模式”？温州经济已经被打回原形了。所以我们要汲取教训，不能用行政手段去命令银行给企业贷款，这是很危险的。现在房地产不能瞎炒了，资金可能又会跑去股市。最近这一个月，场外配资又起来了，我们是不是又要重复2015年？

我们总说，一个人不能在同一地点摔倒两次，我们的经济也不能再陷入过去的循环了。我们一定要找到问题真正的源头，比如说消费。其实大家都明白，我们现在是缺消费，只不过在消费端使劲，见效速度就不如投资端，或者说生产端。

我觉得，我们政府的观念还是没有彻底转变，还是我10多年前就开始说的生产型政府，重生产轻消费，一听到要给老百姓发钱就哆嗦，觉得这是浪费。但如果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那浪费更大，因为你还浪费了资源。要是像温州那样，瞎炒一气，最后崩盘了，结局就更惨了。所以说，我们的政府官员必须要转变观念。

这个背后还有一个关于凯恩斯主义的误解。有些经济学家动不动就批评凯恩斯主义，好像凯恩斯主义就完全是错的，但我要提醒一点，凯恩斯没有错，是后人把它弄错了。凯恩斯经济学是一个危机时期的经济学，凯恩斯写《通论》的年代，是大萧条，所以他说要刺激消费，要搞需求管理。后人在经济很好的时候，也非要去使用凯恩斯的措施，那是不对的，是后人把它用错了。但是我们现在的经济形势，就是萧条，那么凯恩斯的理论就是对的了。有些人因为反凯恩斯，在危机时期也不敢去用他的理论了，这也是现存的一个问题。

总结下来，第一我们政府本身就是一个生产型政府，从计划经济过来，重生产轻消费，第二再加上批凯恩斯，一看人家西方都在批凯恩斯，就觉得我们也不能这么干。这两个因素一结合，就造成了我们在消费端干预不够的状况。

观察者网：接下来想请您谈一下外贸的问题。可以说，上半年我国的进出口情况是好于预期的，6月份出口增速已经转正，达到2.8%。之前很多人担心疫情会导致世界贸易脱钩，但是现在看来，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反而是提高了？

姚洋：其实我在大家一开始说脱钩的时候就提出，疫情说不定最后对中国是件好事，因为中国是第一个走出疫情的国家。世界其它国家虽然生产都停顿了，但是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没有下降那么多。老有人说，别的国家需求下来了，我们的产品出口会有困难，但是现在看来，没出现这种情况。

我觉得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我们的防疫物资出口很多，第二就是其它国家“直升机撒钱”，老百姓的基本消费还是维持住了。中国出口的很多产品都是基本生活用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出口反倒是恢复起来了。

至于说脱钩，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一个心理作用。实际发现并没有脱钩，不仅货物贸易没有脱钩，金融领域也没有脱钩。过去这半年，我们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有十几家，这个速度可是不低的，只不过大家没怎么宣传。别看美国说要把中国上市公司全撤下来，它实际做的反倒还是在增加上市。另一方面，流入中国的资金也在增加，这个世界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特朗普政府再坏，他还是明白一点，中美经济相互依赖，没那么容易就能打破。

真正的脱钩，是中国和美国在技术领域的脱钩，这是已经发生了的。但是技术领域它可以单独拎出来，中国和美国在经济领域相互补充，竞争主要发生在技术领域。特朗普看得很明白，他在技术领域限制我们，恨不得把我们掐死。但在其他领域，他基本上是不太敢动的，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

特朗普想通过对中国施压要到一些东西，但也明白，加税是惩罚了中国，但同时也惩罚了美国老百姓。现在他马上要选举了，所以不会去干这件事了。他会在哪些方面唱高调？在技术领域，在政治方面，包括香港问题，他调子会唱得越来越高。但是经贸关系上，我觉得不会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