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年深化医改划重点
编者按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0年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涉及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深入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等多个层面。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可控向好,政策层面越发注重将预防为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着力推动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本期新闻洞察聚焦下半年医改重点任务,选择完善传染病监测预警、健康产业发展以及医保制度改革进行解读,敬请关注。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0年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完善传染病监测预警系统,包括实行传染病报告首诊负责制,改进不明原因疾病和异常健康事件监测机制,推进建立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加强军地间和部门间传染病监测预警信息通报,推动健全多渠道监测预警机制,等等。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我国医药卫生体系存在的短板,其中,处于风口浪尖的传染病监测预警再度被审视:传染病靠啥监测?由谁来预警?哪些问题导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传染病监测预警的缺位?这“三问”集中了全社会对传染病监测预警的重点关切。
我国传染病监测预警系统“高大上”
早在1998年洪灾之后,传染病曾一度肆虐,这也为建立和打造一套上下直通的传染病报告系统提供了契机,直到2003年的“非典”暴发,让传染病应急预警需求变得迫在眉睫。于是,在资金保障和政策支持下,数年打造的中国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终于在2003年下半年建成,2004年1月1日试运行,同年4月1日正式运行至今。
之所以重点强调“直报”,就是要打破层级,确保有效关键信息的及时性。理论上,通过直报系统,任何一家联网医疗机构发现的个体传染病例,无需百分百确诊(只需疑似)、无需申请批准、无需任何中间环节,即可通过这个24小时开放的直报系统,第一时间直达上级疾控中心,且即时直达国家疾控中心。
2004年8月,原卫生部发布实施了《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实施方案(试行)》并于2007年更新为《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排查和管理方案》。其中明确规定,除法定近40种传染病之外,“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亦须上报。不明原因肺炎病症包括:发热(≥38℃);具有肺炎或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影像学特征;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降低或正常,或淋巴细胞分类计数减少;经抗生素规范治疗3—5天,病情无明显改善。
预警系统:法定要求2小时内即上报,一下报四级
直报网络系统究竟是如何运行呢?接前所述,一旦任何一级联网诊疗机构发现疑似传染病例,须填写传染病报告卡,登陆这个网络直报系统的账户,录入信息并上报。
根据原卫生部2003年11月7日发布实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2006年8月对有关规定修改)中明确要求,责任报告单位和责任疫情报告人发现甲类传染病和乙类传染病中的肺炭疽、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脊髓灰质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人或疑似病人时,或发现其他传染病和不明原因疾病暴发时,应于2小时内将传染病报告卡通过网络报告;未实行网络直报的责任报告单位应于2小时内以最快的通讯方式(电话、传真)向当地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并于2小时内寄送出传染病报告卡。
这显然考虑到了在传染病疫情暴发时“抢时间”的重要性,“非逐级上报”则是这一系统“抢时间”的最大特征。据了解,经由直报系统上报的传染病病例,可以直接有最基层的乡一级卫生院,直到国家层级的疾控中心。这意味着,一个病例一经填报,县、市、省、国家四级均可同时收到有关病例信息。
“症和结”:解决资金、人才和机制是关键
既然我们有成熟完善的制度约束和现行有效的直报网络系统,为何仍会出现疫情暴发之初的时间延误,坊间甚至一度将全部苛责归咎于中国疾控系统,认为本该肩负“吹哨”作用的机构并未及时按下“火警”信号。
事实上,自“非典”之后,我国仍旧不同程度地暴发过各类传染病疫情,无论是甲型H1N1流感、H7N9、埃博拉出血热等突发疫情,还是常规的流感、手足口病等日常传染疾病,依托于及时有效的传染病监测预警系统,主要传染病发病率的确出现了显著下降。
然而,为何此次突发疫情让日常有效运行的传染病监测预警成为众矢之的,备受各界苛责?其本身存在的问题或许正是此次《任务》重点要加以解决的,比如“实行传染病报告首诊负责制,改进不明原因疾病和异常健康事件监测机制,推进建立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正是要彻底打破传染病疫情上报的层层节点,确保信息的顺利有效直达。
只有正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一位专注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以及传染病监测预警数十年研究的业内人士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当前困扰我国疾病防控体系的核心症结有几个:一是资金使用始终存在“财神跟着瘟神走”的问题;二是人才培养与现实脱节以及人才流失问题严重;三是疾控系统信息发布权限问题让信息直达受阻。
首先,“财神跟着瘟神走”,顾名思义,就是疫情发生在哪里,财政资金才跟到哪里。“这显然不利于防控系统运行的长久可持续。”
其次,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依托于各大公共卫生院校,但学生与现实脱节,“不再专注于解决社会实践中的现实问题,而将论文写作以及依托数据的模型推演为主攻方向。”
再次,尽管传染病疫情信息上传至国家层面的中国疾控中心,但其职能仅限于资料调查与收集,以及相关技术研究等内容,并上报主管部门,本身不具有疫情信息发布的权力。“这或许能作为公众对疾控系统未能第一时间发出警示的回答。”
显然,资金、人才与机制再次成为困扰我们的症结。当灾情发生时,我们需要能够第一时间拉响“火警”信号的“吹哨人”,更需要能及时感知现场“灭灾消灾”的专业人才,而不是站在火灾现场找不到水管子的“非专业”人才。
医养结合迎契机 健康中国前景光明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老年人等重点人群被普遍视为重要感染群体。来自国家卫健委的介绍显示,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死亡病例中80%以上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75%以上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基础疾病。为此,针对重点群体的防控成为舆论关注焦点。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0年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以下简称《任务》),其中,“深入实施健康中国行动”被列入下半年重点任务。《任务》明确,要制定医养结合机构管理指南,实施社区医养结合能力提升工程。
在医养结合领域的业内人士看来,疫情的冲击不会影响医养结合的发展大势,反而会让医养结合日趋完善,提供更加完善的医养服务。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医养结合既有利于人民健康,也有利于健康产业的培养,二者间形成良性循环,才能共同促进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实现。
业内:疫情冲击让医养结合管理完善提速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需求和老年人口医疗需求共同绘制了我国养老医疗服务的需求图谱,由此,也催生出医养结合。所谓医养结合,就是将医疗资源和养老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生活照料和康复关怀融为一体。
作为疫情影响下的重点群体,针对医养结合领域的有关政策出台也很及时,国家卫生健康委早在疫情暴发之初的2月就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医养结合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从实际反馈情况看,医养结合在此次疫情防控下发挥出了应有的优势。
有着25年养老机构服务经验、现任北京市某社会养老机构负责人的孙震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其所在机构是医养结合项目的终端,承担着50余位老年人的日常养护任务,截至目前,未发生任何疫情感染案例。用孙震的话说,“这要得益于及时有效的防控手段以及养老机构的高效管理。”他介绍,自1月底疫情暴发以来,其养老机构一直处于全封闭管理状态,直到第二波疫情影响逐渐消除,才转为半开放式。
“我们在疫情暴发之初迅速进行了必要的储备,由于机构有独立的庭院以及复健设备供老年人日常活动,能保障老年人的基本活动,我们关闭了老年人日常家人随访和外出,转由网络等渠道进行探望。”孙震说,此外,在日常营养饮食调节和必要运动的基础上,强化了消毒措施和体温监测日报制度,他认为,正是这些举措确保了全部老年人免受疫情困扰。
而这也绝非个例,另一个长期致力于推进医养结合的投资人王于,至今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有数十个医养结合项目,主要以社区项目为主。他向本报记者介绍,自疫情暴发以来,其所涉及的医养结合项目未发生一起感染案例,且南方主要的社区服务点早在4月下旬就全面开放。
“我们引入了智能医疗穿戴设备,方便了日常对项目内老年人的健康监测。”王于告诉记者,依托深圳的高科技资源,他们在2月初集中采购了一批健康管理穿戴设备,免费配发给项目内的全部老年人,一旦有情况,我们的医疗人员可以第一时间采取行动。
据该医疗穿戴设备厂商业务部的一张姓经理介绍,互联网+智能穿戴设备能够打破医院“围墙边界”,提供24小时在线医疗服务,实现院内院外监护同步,目前是医养结合项目大力推广和广泛接纳和认可的科技产品。
以上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一致认为,《任务》明确要制定医养结合机构管理指南,以及实施社区医养结合能力提升工程都是对医养结合模式的肯定,也将给医养结合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专家:疫情新机遇赋予健康产业光明前景
显然,在智能手段和有效管理措施的保障下,医养结合项目内居住的老年人必可将获得有别于一般居家养老的服务体验。根据官方2019年公布的数据,全国设立了90个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市,22个省份设立了省级试点单位。全国共有近4000家医养结合机构,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建立签约合作关系的达2万多家。
“健康产业的发展始终要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魏际刚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医养结合是未来养老产业的有效结合点,二者形成良性循环,才是推动健康中国战略落实以及健康产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魏际刚介绍,我国健康服务产业链主要包括:以医疗服务机构为主体的医疗产业;以药品、医疗器械、医疗耗材产销为主体的医药产业;以保健食品、健康产品产销为主体的保健品产业;以健康检测评估、咨询服务、调理康复和保障促进等为主体的健康管理服务产业以及健康养老产业。他认为,只有这些产业形成协同联动发展,才能真正确保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达成。
“疫情的发生再次加深了国人对健康的重视程度,这也将为健康产业带来更广阔的光明前景。”魏际刚强调,健康产业非常庞杂,涉及不同行业、覆盖面广、产业链长、融合性强,要突出重点。首先要构建现代健康产业体系,可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集健康管理、医疗卫生、医药、医疗器械、养生等于一体的现代健康产业体系。
其次,鼓励和引导健康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主体良好合作,消除健康供应链环节的短板,实现人流、商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通畅、高效、安全,构建可持续的大健康产业生态系统。推动健康产业与养老、旅游等融合发展。根据国内各地健康资源禀赋,建立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城乡互动、东中西联动、地区协同的健康产业发展格局。
最重要的是,要利用好大数据应用,消除信息不对称,提供更为智能化的健康产品和服务。加强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为支撑的智能健康服务系统研发和应用,推动全社会健康资源与要素的互联互通与协同。
“健康产业发展与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实现依旧任重道远,但前景光明,只要坚定不移地按照正确的路径加以推进,必将兑现健康中国的长远目标。”魏际刚说。
建立更加完善的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迫在眉睫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0年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明确要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加强医保基金管理,健全监管机制,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近年来,由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以及疾病模式的加速转变,我国面临多重疾病威胁并存、多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方晋近日在《中国国家医保药品管理政策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网络视频发布会暨研讨会上表示。
方晋认为,以上严峻形势,不但加剧了医疗费用的快速增长,而且也激发了人们对健康保障的强烈需求。然而,我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健康保障供给和人们日益多样化的健康保障需求之间还存在巨大缺口,建立更加完善的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已迫在眉睫。
当前,恶性肿瘤等慢性疾病负担日益沉重,对创新药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但我国创新药品可及性相对较低;不合理用药现象普遍存在,辅助用药浪费医保基金严重,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机制有待进一步优化;卫生费用持续上涨,医保基金收支平衡压力大,医保控费亟待发力。
如何让有效的药品更可及?如何保障医保资金的更可持续?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二部主任邱月表示,我国的医保药品管理领域改革迫在眉睫。谈及改革的关键点,邱月表示,一要进一步优化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机制,健全周期性与动态调整相结合的准入退出机制,建立独立卫生技术评估机构,完善调整程序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二要构建量价挂钩的风险共担机制,进一步加强保障药品采购的制度设计,充分发挥采购平台作用。三是探索推进药事服务费改革,制定科学的医保药品支付标准,建立药品支付价格和采购价格的动态联动机制。四是坚持三医联动,加大地方执行落地力度,规范医院用药准入,加强合理用药管理。五是促进商业健康保险与医药体系的衔接,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在药品支付中的作用。
“我们政策未来的方向就是要协同,协同的原则就是按照中央的要求,坚持三医联动,从治病为中心回到以健康为中心。”课题组专家、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毓辉提出了下一步改革的政策建议:一是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体系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协同发展;二是科学设计,深化推进医保支付制度改革,促进合理用药和药品使用质量的提升;三是加快推进药事服务费改革,制定相应的费用标准;四是提高医保基金监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课题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则认为,中国药品价格的问题在医不在药,在于我们医疗服务供给系统,而不在于我们的药品。他建议,首先,要推动医药的分开支付,建立对医院服务和医生服务的支付体系。其次,加快促进“互联网+医疗服务”发展。最后,在集中带量采购的基础上,建立医保药品的支付标准体系,与医保的支付方式改革、药品集中采购和公立医院的改革联动起来,将招标的价格逐渐向支付标准来过渡。
中国药促会会长宋瑞霖从创新药的角度,提出了医保药品目录调整需要注意的四个问题。一是医保部门需要厘清作为政府部门和支付方的边界。二是医保药品目录管理的职责应当是推动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而不是单纯地制定报销目录和支付。三是要规范医生处方管理,强化合理用药监控。四是建立独立的第三方卫生经济学、卫生技术评估机制。
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副院长高广颖对接下来的改革作出判断:一是药事服务费的改革势在必行;二是建立一个统一的评估流程、评估标准、评估方法,提高药品准入的科学性,最主要的是让企业之间的评价结果具有可比性;三是政策的制定、政策的设计也要兼顾到药品研发和创新。
AccessNOW公司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沈洁认为,可从四个方面推进医保制度改革:一是完善非专利药品的市场;二是协调基本医保和商业保险的关系;三是实现医保药品管理目标的平衡;四是完善创新药病人的可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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