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财税经济学将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税收不足,其创新主要体现在:
1、首次将当前人类面临的经济危机定位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
看病之前先要进行诊断,如果诊断不正确,疾病就不会得到正确的医治,治理经济危机也是如此,也需要对经济危机的形成原因进行确诊,通过症状,找出病因。次贷危机爆发后,全世界仍然像以往一样对经济危机进行常规处理,所以十多年过去,并没有完全走出危机,而且各国政府债务越来越大。其实本次危机的本质与以往完全不同,本次经济危机的本质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但是世界各国的学者和政府并没有对其原因进行“确诊”,所以治疗不断被延误。
2、首次系统阐述了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的特征
笔者不仅将本次全球经济危机定性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而且对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进行了特征分析,总结了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的三大特征:指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不是周期性经济危机,而是长期性经济危机;不是市场型经济危机,而是政府型经济危机;不是急性危机,而是慢性危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不会自行消失,而需要政府真正降低债务,经济才会真正走出困境。
3、首次系统揭示了政府债务、货币利率、金融与产业创新之间的逻辑关系
笔者指出,政府债务不仅会危害到政府,而且会对经济产生系统性危害。财政赤字会通过债务传导到货币政策,会通过货币政策传导到金融业,会通过金融业传导到科技创新,会通过科技创新影响到国家的未来。政府债务危机绝不是局部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系统、整个国家的问题。搞清其逻辑关系与传导机制非常重要。
4、从经济发展的本质出发,创新性地解释了财政赤字缺口产生的必然性
政府负债,人们往往将原因归结为某些政治人物不负责任,其实远没有那么简单,背后存在着经济规律。笔者分别从市场分工的扩大客观要求政府分工的扩大、私人产品增加客观要求政府公共产品增加、社会风险的增加导致政府的社会保护功能加强、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导致政府平等需求增加,四大方面分析了政府必然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扩大的规律,也就是政府扩大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经济的发展进步是动态的,税收是法定的、固态的,一个在变,一个不变,最终必然产生财政缺口,这种缺口就会形成赤字,赤字经过累积就会形成债务,因此政府债务本身就存在扩大的趋势。
5、提出了产业结构升级与财税结构升级的“双升级”理论
笔者指出,国家社会发展有两条线:一条是产业升级;另一条是财税升级。人们往往注重产业结构升级,而忽视财税结构的升级。其实两者必须同步升级,如果只有产业升级,没有财税升级,很多产业升级所需要的基础条件将跟不上,最终产业升级也会陷入停滞。因此要保持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持续性,财税结构升级就必须同步进行,这样两者才可以相得益彰。
6、对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陷阱问题提出了创新性解释,指出了华盛顿共识背后的错误
笔者指出,很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发展停滞,关键是其产业升级后,财税结构没有同步升级,无法支撑其产业继续向前发展。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改革,不仅没有帮助发展中国家走出陷阱,反而会让这些国家在陷阱中越陷越深。方法错误,方向错误,治理手段便会南辕北辙。本来应该加强政府功能,结果朝削减政府功能的方向去,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不仅走不出陷阱,还会越陷越深。正确的方法是升级财税结构,让这些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教育水平,提高科技研发投入,增加社会保障,这样产业结构的升级才可以继续。
7、梳理了世界税收结构升级规律
随着经济发展,税收结构也在不断升级。笔者指出了税收升级的三次革命:企业税收的建立、个人所得税的建立和消费税的建立。人类税收结构必须不断升级才可以适应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应该往加强个税和消费税的方向转型。
8、正确区别了罗斯福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重新解释了大萧条
人们一直将罗斯福新政等同于凯恩斯经济学,笔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澄清,指出罗斯福新政的成功并不完全是因为采纳了凯恩斯经济学的主张,而是因为罗斯福重构了美国的财税体系,后者才是重要的,才是战后美国黄金经济时代的基础。而凯恩斯经济学因为缺乏财税治理方面的内容,只能治愈基于生产周期的小萧条,对于大萧条则不能解决。
9、深入分析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新的税收理论
笔者从消费升级、科技升级、贫富差距升级、政府服务升级四个角度分析了经济发展背后的规律,并分别指出了税收征收方向,提出了“七增七减”的改革方向,其中大部分是差异化消费税的征收策略。
10、提出了“以增促减”的税收改革方向
面对巨大的政府危机,增加税收是必然的;面对企业的巨大财税负担,减税也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应该有增有减,以增促减,用差异化的消费税的增加,来换取企业税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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