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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公平是重要的经济观念,实现任期公平的研究从来没有提升到理论的层面。而异度均衡研究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理论方向和可操作的方法。那就是政府在任期内配置和使用实际经济资源和行政资源的行为都应当建立在异度均衡的基础上,不仅要考虑任期内显性的社会收益和损耗,更要考虑隐性的社会收益损耗以及长远未来的社会收益损耗。异度均衡理论通过衡量社会总收益和总损耗来对任期内政府的绩效进行评估,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研究政府的任期公平问题。
1.任期公平
如何实现任期公平,使任用者的施政或管理行为受到适当的约束和激励呢?异度均衡填补了关于任期公平思考的空缺。企业、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无论何种治理结构下,任期制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充满不公平的鸿沟。
“任期公平”是一个道德选择的困局,也是一个经济行为学的理论问题。如何实现任期公平,使任用者的施政或管理行为受到适当的约束呢?对于不同的社会主体而言,到底多久的任期是和合理的,这需要更深入的实证研究,而这种深入研究只有建立在异度均衡理论基础上,才会具有可行的通道。
任期的长短不仅影响着领导层的工作状态和稳定性,而且还有更深远的效益和成本的影响。无论企业高管或政府高官,在任期内采取激进的经营和执政方式十分常见,其实质就是将当期的风险损耗后移或平移,将未来的收益提前兑现(如提前收税现象)。“短期行为”带来的收益虽是正面作用,但这种正面影响并不具有长期性。而在一片繁荣景象的背后,许多负面的影响也接踵而至。例如在经济方面:杠杆过高、产能过剩、大量低效高污染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等等。
因此,政府在任期内配置和使用实际经济资源和行政资源的行为都应当建立在异度均衡的基础上,不能只考虑任期内的社会总收益,同样要兼顾社会的总损耗。
在进行社会总收益总损耗分析之前,首先必须弄清楚的问题是社会总收益和社会总损耗的基本内容及核算范围。本文认为,社会总收益是指政府在一定时期内为地方创造的财富及经济进步,以及本时期的经济活动对未来的经济增长的贡献。而社会总损耗是政府在一定时期内为履行其职责、实现其执政目标、必须对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进行的管理和投入及政府自身正常运转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各种社会资源,以及由其所引发的现今和未来一段时间对社会所造成额外负担和损失。两者的具体核算范围如下:
(1)社会总收益的核算
本文将社会总收益分为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其中隐性收益又包含了当期隐性收益和未来隐性收益。
显性收益表示社会的直接财富收入,用政府的财政收入来衡量。隐性收益表示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即社会经济的进步,用本年度的经济活动带来的GDP增量来衡量。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当前的经济活动在未来若干年都会为社会创造收益,因此本文将隐性收益分为当期隐性收益和未来隐性收益,其中当期隐性收益表示当期的经济活动给本期带来的GDP的增量,未来隐性收益表示当期的经济活动给未来各年带来的GDP增量的总和。
(2)社会总损耗的核算
社会总损耗同样分为显性损耗和隐性损耗。隐性损耗包括当期隐性损耗和未来隐性损耗。显性损耗表示社会消耗的直接成本,用政府的财政支出来衡量。当期隐性损耗则包含了资源损耗、生态环境损耗和社会民生损耗,在资源损耗的核算上,只针对具有代表性的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的损耗成本进行计算。
在对生态环境损耗的核算上,主要对广义的环境经济内容进行计算,即对生态环境的各部分损失进行计算。但由于数据、核算方法等一系列条件的限制,对生态环境成本核算只能进行简化,本文分别在核算项目和数据结构上进行了简化。而把重点放在环境损失的核算中。对环境损失的核算,只核算环境污染,而未考虑生态破坏的成本。对环境污染的核算采用虚拟治理成本的计算方法。虚拟治理成本是指目前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按照现行的治理技术和水平全部治理所需要的支出。包括对大气污染、水污染以及固体废弃物污染的实物量和价值量,以及两者综合的核算。本文采用治理成本法核算虚拟治理成本,这一方法的具体思路是:假设所有污染物都得到治理,则当年的环境退化不会发生,从数值上看,虚拟治理成本是环境退化价值的一种下限核算。在核算数据方面,选取污染物的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实物量核算的数据,选取污染物的治理成本作为环境污染价值量的核算数据,即假设对所有排放的污染均给予治理。
在对社会民生损耗的核算上,主要计算地区居民的生活成本总的增加量,包括居民的日常生活、教育、医疗及住房成本等。
未来隐性损耗主要指政府的当期行为对未来可能造成的风险,由于未来的成本很大程度上受到当下决策的影响,因此本文假定未来第t年的隐性损耗会在当期隐性损耗的基础上进行波动。
基于异度均衡的思想,可以构建任期决策问题的社会总收益—总损耗比值的数学模型,具体如下:
上式中,社会总收益和总损耗主要受到任期内政府的财政支出决策影响,根据相关研究,无论政府的财政支出决策偏向工业、基建等方面还是偏向民生、保障等,其产生的社会隐性成本都会比较大。因此,根据异度均衡理论,任期内政府应该合理制定支出决策,保证社会总收益比总损耗在均衡点1附近。
图1 社会总损耗随投资支出比例的变化示意图
通过X市近年的社会总收益和社会总损耗对比情况,可得X市各年社会总收益-社会总损耗比值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 X市近年社会总收益/社会总损耗比值情况统计
根据上表可得如下所示的可视化趋势图。
图2考虑不同未来风险的X市近年的社会总收益-总损耗比值
分析上面的图可以得出,整体上看,随着考虑的未来隐性收益和损耗的年限延长,X市的社会总收益比社会总损耗的值呈现出先增后减的趋势,先是大于1,然后小于1。这是因为从短期来看,X市的社会总收益的增加幅度要大于社会总损耗的增加幅度,但从长期来看,社会总收益的增加幅度是逐渐放缓的,而社会总损耗的增加幅度逐渐加大的,因此随着考虑的未来越长远,社会总损耗会慢慢地超过总损耗,总收益社损耗的比值就会逐渐小于1。对比各年份可以发现,2013年X市的社会收益损耗比在考虑未来5年的情况下就小于1了,而最近的2017和2018年,社会收益损耗比在考虑未来10年的情况下才出现小于1的情况,这也与近几年国家调整投资结构,提倡可持续发展有关。
虽然上述分析是基于某一个地区的数据进行分析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大部分地方政府在决策时存在的一个共性问题,即公共决策的短期激进问题,忽略了当前的决策带给未来的风险(损耗),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任期公平失衡。
由于中国并未采用严格的任期制度,官员随时可能被调整职务。处于随时考核的压力下,官员一旦接任新职,便得逐渐加码创造政绩,而且不会轻言放弃,由于缺乏任期保障,造成官员决策多以当前的政绩为导向,透支未来收益,后移当期风险,而忽视了地方社会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上图可以看出,若只考虑未来2-4年的社会隐性收益和损耗,X市的社会总收益比社会总损耗是大于1的,基本能达到异度均衡的要求,但若考虑的未来年限稍微延长,收益损耗比就逐渐小于1了,不满足异度均衡的要求,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地方官员的决策视野基本在3年左右,与当前中国地方官员平均三年左右任期大致吻合,普遍存在损耗后移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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