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会不会掉队？苏州经济总量从超越深圳 到被反超70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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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光下的“隐忧”

但危机也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到来。

苏南最为致命的就是，严重依赖外资、外部市场。

2006年时，苏南地区外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已达到66.32%，外贸依存度超过100%。

其中，苏州市外商投资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达到55.9%，无锡达到40.99%；苏州外资企业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90%，无锡达到72.5%。

正因如此，苏南受到外界经济形势影响特别大。2008年的金融危机，如同当头棒喝，苏州企业出现大范围经营困境，开工率急剧下滑，正常开工数不到三分之一，出口降幅超过20%。

如果说2008年还是预演，现在就是更加严峻的挑战。

这几年，国际经贸摩擦升温，经济保护主义的盛行，给外向型经济的苏南带来不小麻烦。

在苏州，诺基亚工厂、韩国三星电子代工厂、硬盘生产商希捷科技等相继宣布关停、撤离。

从2015年开始，苏州工业园区及苏州市实际利用外资逐年减少，在2019年国家级经开区吸收利用外资排名中，苏州已掉至第8位。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看似高大上的国际企业，典型如苏州的医疗器械产业，强生、富士、飞利浦等巨头云集。

其在苏南的主营业务却集中于生产加工环节，很难对本土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创新力严重不足。

过度依赖外资的另一后果是，苏州新兴服务业（现代物流、金融、电子商务等）发展滞后，比重偏低，很难在短期内填补外资抽离后的空间。

苏州曾把深圳视为对手。

1992年时，深圳的第三产业比重已达到48.7%，苏州为24.5%，仅为深圳的一半，直到2015年，苏州的第三产业比重才达到49.5%，此时深圳的第三产业比重已达到58.8%。

如同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

2004年，苏州的GDP就一度超越深圳，位于全国第4。

形势却陡然生变。2011年，苏州经济总量（10716亿元）被天津（11190亿元）击败；2014年，苏州经济总量又被重庆超越，下滑至全国第七名。

到2019年，苏州依然未能实现逆转，后有成都、武汉紧追不放。苏州和深圳的经济总量差距也拉大到7600多亿。

此外，越来越贵的土地、环境成本，则让苏南的处境更为雪上加霜。

苏南人口多，土地少，多年发展后，土地空间、环境容量就越来越稀缺，成了限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2007年“太湖蓝藻”爆发，取水口附近大面积水体发黑发臭。为解决环保问题，无锡先后转移3000多家污染企业，投入资金近500亿。

这场攻坚战，不可能不影响经济发展。

无锡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一段时间在江苏垫底。

常州也逐渐在苏南掉队。

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那场震惊全国的“铁本事件”。

2002年初，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掌门人”戴国芳计划筹划建设能力为200万吨的大型钢铁联合项目。

之后，铁本项目不断膨胀，最后被定在840万吨级，规模占地从2000亩跃增长到9379亩，工程概算达到惊人的106亿元。

这个项目，最终惊动更高层。

经调查认定，常州违规、越权，先行征用土地，无视一系列正规审批和手续，最终该项目被彻底叫停。

2013年，常州人均GDP被省会南京超越，省内排名第四，终结苏锡常一统前三的榜单历史。

到2019年，常州GDP总量又被南通后来居上，与苏州的差距更是达到2.5倍之多。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退，人力资本的作用愈加凸显。稳定的劳动力不仅是城市各行各业重要的后方供给，也是加速当地经济发展的定心丸。

各大城市纷纷出手“抢人”。西安、杭州、广州、青岛等地奇招频出，从高达百万的现金补贴，到子女安排入读公办学校等附加性政策，真金白银换人才。

但苏南的成效却不尽如人意。

在脉脉发布的《人才流动与迁徙报告2020》中，苏南三市榜上无名。

内忧之下，还有外患。

内陆各大省会正在快速崛起，如杭州、武汉、长沙等，强省会效应愈发明显，留给苏南的时间已不多，突围迫在眉睫。

而实际上，苏南城市还有行政地位的劣势。

最明显的莫过于，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地级市苏州，竟然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自己的机场。

起起伏伏间，苏南再次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