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拉动内需必须加大再分配力度，突破口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近期，“双循环”一词成为业内讨论和关注的热点。

该如何理解中央强调的“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的格局？在疫情影响下，该如何找准突破口刺激内需，开启内循环？

带着上述疑问，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研究部专访了CF40学术委员、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他认为，“双循环”的提出，不仅仅是针对疫情而提的，也是在世界经济大趋势，以及我国老龄化加剧、人口总量接近于峰值背景下提出的。

蔡昉指出，当前我国还有很大一部分人群应该扩大消费而没有消费能力，如果把这部分消费能力调动起来，内需还是可以大幅度提高的。而要想提高消费需求，主要应从三方面努力：第一，收入增长要保持跟经济增长同步；第二，要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第三，必须加大再分配力度。

“中国特色的再分配，更应该针对我国的特殊情况，当前最大的突破口就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蔡昉说。

Q：现在世界经济增长率均线大概3%，您认为，未来五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会下降到多少？

蔡昉：这取决于怎么测算，从潜在增长能力方面看，根据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可能性测算，即使到2050年，我国的潜在增长率才会接近于世界增长率的均值，甚至还可能略高于均值，大概在3%—4%。此前我们的研究表明，潜在增长率一定是下降的，后来实际增长率的情况证明确实如此。那如何通过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实际上，如果改革得力，比如说户籍制度改革，或者通过生育政策改革提高生育水平等，那最后潜在增长率是可以提高的。

未来五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多少现在不好评估。因为疫情的原因，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会很低，这样一来我们的基数就下降了，也许明年会有一个恢复性的增长。但按照我们2012年根据人口等变量对潜在增长率的测算，“十二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是7.6%，最后的实际增长率是7.8%；当时测算的“十三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是6.2%，现在看来，如果不算今年的话，“十三五”的实际增长率应该是略高于6.2%的；下一个五年，潜在增长率应该在5.5%-6%之间。

潜在增长率反映的是供给侧的能力，而影响实际增长率能否符合潜在增长率，则取决于是需求侧的因素。不过，此次疫情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是供给和需求两侧的冲击。

Q：那现在该如何拉动内需？您如何评价目前我们已经出台的一些政策对内需的拉动作用？

蔡昉：一个国家遭遇冲击时，财政的刺激能力和救助能力，与储蓄率特别是政府储蓄率成正比。按照我们的储蓄能力，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力度可以再大一些，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与美国等其他储蓄率并不如我国高的国家相比，我们的刺激力度稍微小了一点。此外，财政政策要把钱花在刀刃上，虽然加大小微企业支持力度很重要，但也不能忽视更多真正需要救助的个人。

“双循环”的提出，不仅仅是针对疫情而提的，也是在世界经济的大趋势，以及我国老龄化加剧、人口总量接近于峰值背景下提出的。如何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当前必须考虑的问题。但是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好多要素还没有真正培养起来，因此，在这些背景下，我们提出的“双循环”会是一个影响经济长期发展的指导原则。

如果从中央文件的表述来看，可以把“双循环”理解为，与过去“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相比，现在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或轴心，推动国内国际循环互相促进，这是一点很重要的变化。如果考虑到我国14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8%，我国最终消费的世界占比仅为12%，尚未充分发挥世界重要市场的作用，不把自己的十几亿人的消费充分调动起来，也不能叫国际大循环。

对于当前也在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去有人把它狭义理解为去杠杆、去库存、降低负债率等，但站在更广的角度看，它是从供给侧的角度来改善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最终的目的是提高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Q：您认为，“双循环”会是未来五年或十年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吗？

蔡昉：肯定会，与其说是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我更愿意称呼它是未来这么一个新的格局，其实要实现这个新格局，没有几年的时间是做不到的。而形成之后也不会随便就放弃了，所以我认为，这会是未来很长时间的一种发展方向，是未来的一种新格局。

Q：“十一五”时期我国就提到扩大内需、刺激内需的战略，现在重新提出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再次拉动内需。与过去相比，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新思路去拉动内需？

蔡昉：不能说过去做得不够好，而是我们还没有把内需的潜力挖尽。现在我国还有很大一部分低收入人群应该消费而没有消费能力，如果把这部分消费能力调动起来，内需还是可以大幅度提高的。

我认为，提高消费需求的努力，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收入增长要保持跟经济增长同步。第二，要进一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富人太富，只能储蓄；穷人太穷，想消费，但消费不起。第三，以上两点还不够，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普遍的高基尼系数，到高收入国家基尼系数会一下子降下来，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一个国家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后，政府加大了再分配力度，用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办法一下子就把基尼系数缩小了。所以，要想改善收入分配，政府必须加大再分配力度。

要想实现“双循环”，就必须改善收入分配，而对改善收入分配最终起作用是再分配。这就是我们的最终手段，加大再分配的力度，主要措施例如：能不能做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能不能把义务教育扩大到12年等。

Q：拉动内需，首先要克服的困难是什么？

蔡昉：就是再分配。国外讲再分配主要是两点，一个转移支付，一个税收，这些我国都有继续推进的余地，但是我认为，中国特色的再分配，更应该针对我国的特殊情况，当前最大的突破口就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如果能把城市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惠及到农民工身上，政府固然要花钱，但是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也会大幅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也就让这部分人群后顾无忧地去消费。

Q：内需和外需如何实现互相促进？如果防控疫情成为常态，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多大的影响？

蔡昉：防控疫情本来就应该成为常态。如果你说的是疫情成为一个常态，那就相当于说经济增长的名义值变了，疫情对我国和各国都是一个常态，而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仍然不变，作为其他国家的外需该多大份额也还是固定的。因为有些需求是刚性的，有些产业链是已经确定的，一时也改变不了，尤其是在常态化的疫情防控情况下，有些产业链也不可能完全转变。所以，相对来说，我国的出口占世界贸易中的份额是相对固定的，但受疫情影响，肯定会有短暂的下降，未来很可能会恢复到相对的正常水平，但却不会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那个份额。

因为某些国家对中国是有特殊对待的，有脱钩倾向的，所以，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会比过去更为严峻，但是我们也可以做更大的努力去弥补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之所以强调再分配，因为一般来说市场具有的分配功能是有限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帮助穷人找到工作从而增加其收入，但是让穷人赶上或者接近富人的生活水平，市场机制自身做不了这一点。如果想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终究还是要回到再分配问题上。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国家，发展速度快，会迅速向高收入国家靠近，但是贫富差距也在加大，但是一旦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以后，归根结底都要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所以，再分配的相对力度就会越来越大。

Q：“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您认为每个需求因素会分别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蔡昉：准确的数字很难预测，我觉得目前保持这个结构变化趋势是可以的，也就是说消费需求的比重还是应该会显著上升的。外需可能不会回到以前的水平，投资需求的潜力也并不大，因为当增长速度下降，投资也回归到均值。因此，经济增长越来越仰仗消费需求的增加，以及对GDP增长贡献率的继续上升，但是要想保持消费需求的提升，就必须拿出真正的办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