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群：“十四五”应仍以发展为先

廖群为中信银行(行情601998,诊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不确定性中我国即将进入“十四五”规划时期，即2021-2025时期。为此政府和各个行业都在思考与准备“十四五”发展规划。思考的一个重要或主要方面应是“十四五”规划的战略导向；战略导向的一个重要或主要方面应是继续以发展为先还是转为以稳定为先；这将决定“十四五”规划的本质，进而下一个五年及其后我国经济的宏观走向，不可谓不关键。

发展与稳定是一对范畴，对立而统一，对任何一个事物在任何时候都是必须兼顾的。但兼顾不是没有先后，对不同事物与在一个事物的不同发展阶段应该先后不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是以发展为先，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总设计师“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指引下坚定地以经济发展作为全国各项事业的中心，所以创造了过去40年经济年均增长9.4%这样的人类历史最大经济增长奇迹。过去我国发展为先的态势是显然的，且因其成效之大对其的正面评价也是基本上没有异议的。

那么，下一个阶段呢？有人认为，经过40余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积累了很多风险及泡沫，所以下一个阶段应以控制风险及泡沫为主，即以市场稳定为先，而将经济发展推后为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发展来求稳定。

这样一种观点不失为一种思路，得到不少人的赞同。控制风险及泡沫以求市场稳定的确有必要，而且可以说是势在必行。但是，势在必行并不意味着要优先顺序最高；还有更势在必行的可以在此之上。笔者认为，下一阶段，进一步的经济发展比市场稳定更有必要，更加势在必行，因而应该继续排序第一。这就是说，“十四五”规划的战略导向应仍以发展为先，或引用邓小平总设计师的语言，仍以发展为“硬道理”。

为何应该如此？

首先应对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一个流行的看法是，发展是数量问题而稳定是质量问题，质量比数量更加重要。这一看法不无道理，也听似老成。但要知道，质量和数量之间的关系没有这么简单。很多人说没有质量就没有数量，其实同时没有数量也没有质量。质量必须体现在一定的数量之中，比如说苹果很甜，即有质量，那必须起码有1个苹果存在才能这么说。因而不能笼统地讲质量比数量更加重要.，很多时候数量比质量更重要；虽然盲目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不可取，但没有一定的数量就谈不上质量。这就是为何世界各国都以GDP增长速度作为经济表现和人民福祉的首个衡量指标，也是为何我国的每一个五年计划都制定GDP增长目标，而且还有人均GDP2020年比2010年翻番这样的数量目标。其实，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发展与稳定哪个更为重要，取决于此经济体所处阶段发展的需要、条件和时机。

关键在于，对下一阶段我国经济而言，无论是从需要、条件还是时机角度，发展仍然更加重要。第一，从需要角度，以发展为先，才能确保今后20年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年均5%左右），从而在“十四五”规划期间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超过12700美元），并在本世纪中以前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GDP达40000美元左右）的战略目标。对此，有人会说确保这些GDP目标有必要吗？如果我们认可世界各国都以GDP或人均GDP作为衡量人民福祉的优先指标的话，就是有必要的。我们奋斗的目的不就是要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福祉水平吗？设立目标以检验奋斗的成效并激励奋斗精神以提高成效，为何没有必要呢？

第二，从条件角度，以发展为先，下一个阶段我国能够取得中高速增长。很多人问我国经济还有发展或增长潜力吗？这是一个老问题，笔者曾多次撰文论证我国经济今后20年中高速增长，即GDP增长20年年均5%左右，前10年5-6%，后10年4-5%的潜力。这一论证涵盖以下的推断：1）当前我国人均GDP仅为发达经济体的1/4左右，因而大有追赶的空间；2）“入世有为”精神驱动国人在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之前将不断追赶；3）在成本与质量之间取得良好平衡的我国劳动力素质是追赶的根本性优势；4）我国经济正在形成的四大势头，即科技跃进、产业升级、城市群崛起和改革开放深化将为追赶提供强劲动力。此时有人会说，没有稳定，即风险及泡沫导致金融和经济危机，还能够发展吗？这有道理，但问题是目前我国风险及泡沫已到了必然导致危机的地步吗？笔者认为没有。应该看到，近年来我国在控制风险及泡沫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风险及泡沫仍在，但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么严重。比如，近年来除疫情期间外企业杠杆率已有所下降；除深圳外，大部分城市的房价这几年都比较平稳；大部分的A股与美股比起来还算贵吗？稳定的确是发展的重要条件，但同时发展又确实是稳定的坚实基础，很多风险是可以并只能在发展过程中缓解的。比如，企业的债务和不良资产，如果企业盈利增长则可逐步降低，反而如果企业盈利停滞则债务不得不违约，不良资产必转成坏账。

第三，但更为重要的是，从时机角度，以发展为先，才能及时抓住可遇不可求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或第4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新一代信息技术将是今后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并将主导世界经济的未来；在这一革命中领先则将取得新的增长动力并将引领世界，否则反之。截止目前我国已经领先，但道阻路险，竞争惨烈，不抓紧时机进一步奋斗则可能转为落后；一旦落后则经济增长动力消退。而抓紧时机，就需要继续以发展为先。过早地以稳定为先而将发展推后，就有可能丢失这一机遇；一旦丢失，“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想抓也抓不到了，则此后我国经济增长将过早地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另一方面，从负面时机来看，新的外部挑战迫使我们要坚持发展为先。今后最大的外部挑战是中美脱钩，而美国要与我国脱钩就是要遏制我国的崛起势头，也的确将会削弱我国的崛起势头。在此形势下，如果我们不坚持发展为先，则崛起势头真有可能被遏制住。只有继续以发展为先，通过加速内循环加快内需增长以弥补外需增长放缓，才能打破美国遏制我国崛起的企图。

至于如何抓住机遇，在当今时代，我们可以并应该跳出传统框架而具新的思维，即，以前瞻性预测发掘发展机遇。此话怎讲？这源于笔者受美国苹果公司不断推出新版智能手机的启发。众所周知，苹果公司自2007年以来每年更新智能手机版本，从iPhone1至最新的iPhone11，每一新版本都增加一些新的功能，相应地提升销售价格，都很热销。问题是，那些新功能都是客户提前要求的吗？实际上，大部分不是，而是苹果公司的管理、研发及销售人员前瞻性地预测出来的，他们预计这些当时没有且没人想到但将会为消费者所接受并喜欢的功能，然后付诸于设计、生产与销售。而消费者果然被这些功能所吸引，从而接受，进而喜欢。这样，供、需双方一拍即合，造就了每年新版苹果智能手机的热销，同时促进了苹果公司业绩的高速增长和消费者通讯消费的跃进式升级。这就是前瞻性预测创造发展机遇的新模式，与传统的需求推动供给进而增长的旧模式相比令人眼前一亮。

由此可以想到，对于“十四五”期间的发展机遇，我们也可以并应该以前瞻性的预测来发掘。当然，关键是能不能真正找到能为消费者和企业接受并喜欢的前瞻性需求。苹果公司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信息革命时代，只要用心去找，就不难找到。苹果公司以其对智慧型社会初级形态准确的前瞻性预测不断地推出新版智能手机而找到了新发展机遇，成就了公司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我国的阿里巴巴、腾讯及小米等公司也是如此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我们何不将其推而广之以前瞻性预测来发掘国家“十四五”期间的发展机遇呢？这一前瞻性预测就是今后智慧型社会的全面形成，因而经济将不断地向智慧型社会的高级形态升级从而全面转型。此全面转型必将催生巨大的经济发展机遇。试想，全面地向智慧型社会转型，无论是在供给端还是在需求端都将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在供给端，意味着物联网的全面铺开，人工智能在生产中的全面应用和智慧工厂及农场的全面涌现，这将创造出多大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需求端，将是智能住宅、智能家电家具、智能交通、智能通讯和智能购物的全面普及，这将是多么飞跃式的消费升级。如此这般，还愁没有发展机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