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宁金融研究院：“十四五”规划将带来哪些增长点和投资机会？

本文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陶金。

最近，国家正在研究制定“十四五”规划，对未来五年中国社会经济、人民生活、政府治理等领域的发展进行统筹规划。预计，十四五规划将在10月26日-10月29日的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宣布。

我们梳理了7个“十四五”规划讨论中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很可能在“十四五”期间得到进一步改革，也会带来新的增长点和投资机会。

1、“十四五”规划的着眼点和总体思路是什么？

中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已经由单纯依靠投资和人口红利进行规模扩张，转向了增长效率的提升，决策层也更加关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依然是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基础。

高质量发展，要求中国经济主要在以下3个方面继续提升：

（1）经济活力，新的需求和对应的供给活动能够不断涌现；

（2）资源配置效率，劳动力、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有序地进行组合；

（3）技术创新，包括技术创新投入和环境，这涉及到对外技术创新引进政策和国内市场竞争性的强调。

从高质量发展这一着眼点出发，“十四五”规划的总体思路应该是继续遵循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发展道路，更加强调通过开放和市场来让生产要素和资源更加合理和自由地流动与组合。

2、“十四五”期间的GDP增速目标如何设定？

“十三五”规划制定的GDP年均增速目标是6.5%，基于2016年-2019年的增速情况，要实现目标，要求2020年GDP增速达到6.0%。显然，受到疫情影响，“十三五”规划的目标很难实现了。不过，作为预期性指标，经济增速不像脱贫人口数量等约束性指标那样，并不是完全刚性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四五”规划的具体目标设定也不能过高。总结过去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经验教训，过高的增速要求往往导致忽视长期改革，重回投资驱动增长的老路。不过，经济确实也需要保有一定的增速要求，以确保经济基本面保持平稳运行。

具体的目标应该是多少？

长期看，中国经济增速受到人口红利消减、储蓄率下降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等影响，经济增速面临下行压力。同时，“十四五”是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发展阶段，经济目标增速需要适应下一个五年所面临的增长环境。

因此，“十四五”期间的预期增速还会比之前有一定程度的下滑，我们认为年均增速设定在5%左右是比较合适的。不过考虑到2020年的低基数，2021年的预期增速将比较高，因此可考虑适当调高目标，至5.5%左右。

另外，甚至可能更重要的，是具体能够实现多快的增长，最终取决于中国继续深化改革的进程，以及由此释放的制度红利是多少。若改革顺利，那么在多个产业领域、城乡之间和消费升级等方面，都会激发出新的增长点。

3、“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面临哪些挑战？

这些挑战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来自国际的挑战主要有两个：

一是未来全球经济增速下行，IMF预测未来5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速将比上一个5年下滑超过1个百分点，可能拖累中国经济未来平均增速超过0.4个百分点。

二是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技术领域的矛盾还会持续，未来中国引进科技创新的环境还将有所恶化。

来自国内的挑战，可以总结为：资源配置还不够高效、要素流动还不够自由、经济结构还不够平衡。

其中，资源配置不够高的体现有：国有企业占据行业垄断地位，获得超额收益，在有些竞争性领域的经营绩效却相对较差，不仅不能形成国际竞争力，还造成资源浪费；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的程度依然不足，金融体系内部的资金空转和套利不仅对经济增长贡献小，还存在潜在风险；中西部地区政府主导的投资活动存在浪费现象，存在潜在的政府债务风险等。

要素流动不够自由的表现有：在城市地区，大城市的人口控制、户籍制度的缺陷使得人口仍然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外来人口长期在城市工作，自己（更别提他们的父母和子女）得不到应有的城市公共服务；在乡村地区，农业生产活动中的各种要素组合被锁定，形成了低水平的均衡，来自城市的企业和人员等活跃资本很难进入农村去发挥规模经济效应。

经济结构不够平衡的体现有：城乡之间，不同产业、不同人群之间，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差距明显，这限制了消费增长，也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4、“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什么？

我们认为，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空间，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首先是双循环战略主导下，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均衡，包括消费升级、全产业体系下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作为重要的新增长点的数字经济发展。

除了在多个产业领域中新的增长点以外，要保证内循环畅通，经济中的劳动力和资本甚至土地等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是必须的，因为只有流动才意味着活力和畅通。2019年4月，国家发改委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大家都对文件中的一段话印象深刻：

“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这段话实际上就在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

劳动力和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土地如何自由流动？土地当然不能流动，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跟随人的迁移而在地区间转移，即“地跟人走”。

近两年，“地跟人走”的政策已经在悄然试点推行。《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还有下面一段话，表达的意思便是“地跟人走”：

“全面落实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政策，在安排各地区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时，进一步增加上年度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的权重，探索落户城镇的农村贫困人口在原籍宅基地复垦腾退的建设用地指标由输入地使用。”

换句话说，就是农民工进城后，将其在农村的宅基地指标转换成输入地城市的建设用地指标，相当于农民工拿着“地票”进入城市，并凭借这个资源和城市“谈判”，获得更多公共服务等利益补偿，最终能够长久留在城市中。

如此一来，对于城市和农村是双赢的。对于城市而言，人口增加，建设用地指标也在增加，可以降低城市发展的用地成本。事实上，中国经济长久的高速增长，背后就是通过农业土地转换成工业土地时压低土地价格、减少城市发展成本的“以地工业化”和“以地城市化”。对于农村而言，农民走了，宅基地复耕为农业用地，人均耕地面积上升，规模化种植和资本的介入就有了窗口，最终会大大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总体而言，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组合机制，会带来经济活力的持续提高，长久地驱动经济持续发展。

5、未来五年中国如何进一步对外开放？

2020年，国家又新设了3个自贸区，当前中国自贸区已经达到21个，沿海省份全部设有自贸区，4大直辖市也都有自贸区。自贸区的全面推行，意味着中国已经实现了对外开放的“2.0升级版”，这为未来进一步对外开放设定了更高的起点。未来，中国将以国内为主战场，推行更多开放政策，在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的更多领域，吸引全球要素，实现由内而外的开放。

外部环境越加恶化，中国更应该发挥供给优势和完备产业链实力，在经贸领域赢回更多国外消费者和厂商的青睐，向全球更多细分的市场和领域继续渗透，某些国家的政府不欢迎我们，不代表这些国家的地方和企业不欢迎我们。

6、未来五年消费如何能起到让中国经济“更上一层楼”的作用？

长期看，消费升级是必然趋势，也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依靠。从根源上说，消费的主导因素是收入，消费的扩张有赖于居民收入和就业的增长。今年的疫情对居民消费的冲击很大，消费至今未能恢复如初。消费对宏观政策不敏感，促消费的政策也缺乏抓手，消费券等刺激方法大多都是事件驱动的，难以解决消费问题的“病灶”，短期效果有限。

为了改变这一困境，除了推进保就业等“六保”政策外，未来五年我们更应该关注民生保障和社会公平。举例来说，户籍制度的逐步放开，就有助于进一步挖掘潜在的消费潜力。学术研究发现了明确的证据——外来人口比城市户籍人口的消费水平低16%-20%。当前，全国城市非户籍外来人口达到了2.9亿，在外来人口市民化的过程中，这些人口会产生对住房、汽车、家电、医疗和教育等一系列耐用消费品和服务的巨大需求。

7、 “十四五”期间还有哪些关键领域的改革需要加速推进？

当前中国仍然有很多领域需要改革和调整，我们想讲两个关键领域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城乡发展。这两个领域的深化改革，将释放巨大的发展红利。

首先，在国企改革领域，要解决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问题，需要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适当退出企业经营层面等方式来缓解。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中，既要防国有资产流失，同时也要强调民营企业深度参与经营决策，尽量保证其股份与投票权对等。

从长远看，国企混改的目的就是为了引入更有效率的民营资本，从这一思路展开，在行业层面，引入更多活跃民营企业可能还会带来更好的效果。因此，我们期待在“十四五”期间国企混改进行到一定程度后，能够看到国民经济中更多竞争性领域和非国计民生领域向民营企业完全开放，让竞争性市场去“锻造”国企的核心竞争力。

其次，在城乡发展领域，有必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全面放开户籍限制，鼓励农村人口进城和外来人口落户。尤其不要惧怕大城市人口是否过多。一方面，人口和城市自身会根据激励机制进行协调，达到自身均衡；另一方面，人口和城市也需要政策推动，增加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改善交通和环境，持续提高大城市的人口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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