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实施区域战略有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新发展格局创造环境。我国区域战略包含城镇化和区域格局建设两大方面。“十三五”期间,我国城市群发展成果斐然,经济总量和人口占比持续提升,中心城市影响力逐步增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但在过程中也面临问题和挑战。预计“十四五”期间,三大城市群将加快建设速度,长三角将强化城市群“领头羊”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向科技创新和高端服务业发展为方向,京津冀继续疏解非首都功能。成渝双城经济圈将成为区域经济的第四增长极,同时也将有更多的城市群规划加速落地。我国将形成“多点开花”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格局。
摘要
▌区域战略的宏观含义和发展历程。发展区域经济有助于统筹生产要素高效分配,调整产业结构,更有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为新发展格局创造环境。我国区域战略包含城镇化和区域格局建设两大方面。从历史进程来看,城镇化方面,随着城市外围的不断扩张和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同时分享了全球一体化的红利,我国创造了全球范围内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当前60%的城镇化率已进入城镇化后期阶段。区域格局建设方面,1949年建国后,我国以平均主义为核心均衡发展区域经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先后经历了东部沿海优先发展、四大板块共同发展、城市群协调发展三大阶段。
▌“十三五”期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取得的成果。一是城市群发展优势进一步凸显。过去四年,三大城市群GDP增速显著高于全国一般水平,人口均处于净流入状态且逐年递增。二是中心城市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中心城市能带来产业和人口的集聚效应,同时能够带动周围次核心城市的发展。三是交通基础设施通达性提升。“十三五”期间铁路投资连续保持每年8000亿元,截止2019年末,中国高铁总里程比“十二五”末增加一倍,初步实现1-4小时交通圈。
▌三大城市群成为“十三五”的区域格局建设的典范。长三角一体化:2018年上升为国家级战略。无论是经济、人口总量、产业链健全程度,长三角已成为我国当前城市群中的领军者。长三角内部各城市拥有较为清晰的定位,产业结构相对均衡。粤港澳大湾区:对标全球三大成熟湾区。虽然只占国土面积的0.6%和总人口的5%,但GDP总量占全国的12%。高科技产业和金融业的发展程度已经走在全国前列。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最早推出的国家级区域战略,旨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作为我国北方甚至东北亚的重要经济增长极,经济总量已占到全国的10%。
▌当前区域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对于城镇化而言,一是城镇化率的上升并不等于人口真正“城市化”。只有完全能够享受到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居民,城镇化率的提升才能够稳定住劳动力供给水平。二是城镇化率快速上升导致大城市过度发展。城镇人口的增加与城市建成区面积的上涨并不成比例,造成城市发展失序,中小城市发展相对较慢。对于城市群而言,一是区域间产业结构趋同,忽视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优势。二是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三大城市群和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迅猛,中西部发展相对较慢。三是城市群生态环境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十四五”区域战略将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目标。城镇化发展将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继续完善户籍制度,人口从乡村到城市与人口从农民到市民职业身份的转变将更加同步。城乡一体化水平也将有所提升。人口的城镇化促使农村土地的利用效率上升,有利于改善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品质,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区域格局建设的广度与深度并重。一是完善“4+X”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二是经济生产要素将加快向城市群流动,三是城市群将与对外开放所结合,四是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将有所加大。
▌预计“十四五”期间将继续加强三大城市群建设,更多城市群规划加速落地。预计长三角将强化城市群“领头羊”作用,建立起统一规范的制度体系,形成要素自由流动市场。形成若干世界级制造业集群,产业链条相对完整。欠发达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增强,长江流域环境得到实质性改善。上海浦东等地对外开放力度加大,同时基本实现长三角地区公共服务一体化。预计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产业技术创新高地,充分发挥国际化优势发展金融等高端服务业,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劳动力配置将高度市场化,打破户籍、地域、身份、人事关系等制约,实现劳动力高效率流动。京津冀将进一步完成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任务,同时加大对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力度。作为“十四五”期间区域增长的第四极,成渝双城经济圈将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中心,更加处理好中心城市和区域的关系,周边城市有望得到更多政策红利,补齐区域短板,整体提升区域能级。预计未来五年仍会有更多城市群规划加速落地,例如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哈中城市群等。每个城市群将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要求,结合自身地理特点和产业结构进行差异化发展,“十四五”中国区域经济将形成“多点开花”的局面。
正文
▌我国区域战略的宏观含义和发展历程
我国国土面积幅员辽阔,产业资源和地理环境分布具有不同特点,因此各地方在探索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上,多因地制宜,根据自身特点发展相关产业,例如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性企业,东北、中西部地区着重发展资源型和重工业行业等。面对全国经济发展一盘“大棋”,如果不能将城市-乡村、各省区地方的资源禀赋特点统筹规划,最大程度增强增长效率,经济发展或面临失衡或低效等问题,因此这也是我国制定区域发展战略的本质出发点。
区域战略包含城镇化和区域格局建设两大含义。城镇化和区域格局建设是区域发展战略在宏观经济层面的两条重要线索。上述两点变化有效提升了经济增长效率,调整经济增长结构。同时,城镇化与区域格局建设的关系相辅相成:人口的不断流入和流出影响区域建设的发展,同时区域发展思路的变化也会加速人口向更高层级城市迁移。
城镇化:40年快速推进
随着我国城市外围的不断扩张和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同时分享了全球一体化的红利,我国创造了全球范围内最快的城镇化进程。相关数据表明,1980-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平均增长速度为3%,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18%。仅用40年时间里就完成了西方发达经济体200年才完成的城镇化进程。按照全球城镇化发展规律,即城镇化水平小于30%为起步阶段、介于30%-60%为中期阶段,介于60%-80%为后期阶段,大于80%-100%为终期阶段。2019年,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衡量的城镇化率衡量,我国已经达到60.6%。迈入城镇化的后期阶段。
区域格局建设:从不平衡发展到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前中国以平均主义为核心均衡发展区域经济,却导致共同贫穷、共同落后的结果。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从不平衡发展到协调发展的战略转变。根据近四十年的发展特点,我们将改革开放以后的区域发展战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东部沿海优先发展、四大板块共同发展、城市群协调发展。
第一阶段(1979年-1998年):东部沿海率先“富起来”
1985年邓小平提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区域发展战略优先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涉及到财政、税收、信贷、投资、产业政策等多方面,相继设立沿海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区等。一系列的发展和改革举措使得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富起来”,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地区动力来源。数据显示,1978-2000年,闽粤琼和沪苏浙等沿海地区,GDP年均增速达到12.5%以上,高于我国其他地区。
第二阶段(1999年-2014年):改变发展不平衡问题,改革重心由沿海转移到内陆
随着改革开放格局的不断深化,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逐步扩大,1998 年,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人均GDP 的绝对差距分别由1978 年的174.19元扩大至4656.69元。随后,围绕区域平衡发展和“先富带动后富”的战略构想,中央逐步推动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协调发展,先后实行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计划,解决区域发展中的东西部不平衡问题、东北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发挥了中部地区人口大区、经济腹地和重要市场的优势。
第三阶段(2014年-至今):发展城市群都市圈,更加注重区域协调
2013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加快了我国对于城市群协调发展战略的部署。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标志性的指出将发展城市群作为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形态的关键手段。以城市群为核心推动形成主要经济区,在空间上先集聚成点、后扩散于带、再辐射为面成为下一阶段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2016年出台的“十三五”规划中,其中第九篇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第十二篇深化内地和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均对未来一段时间的区域发展战略做出详细部署。同时,除了提出要加快建设京津冀、粤港澳和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以外,还提出要发展16个其他城市群。
▌“十三五”期间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所取得的成果
一是城市群发展优势进一步凸显。数据显示,2016-2019年间,京津冀、粤港澳和长三角的GDP增速均显著高于全国一般水平(除2018年天津GDP主动“挤水分”导致2018年京津冀地区GDP负增长)。从人口流动的角度来看,城市群的发展壮大无疑会带来人口想更高层级城市的迁移。近四年间三大城市群的常住人口处于净流入状态,且逐年递增(除2019年北京受到疏解非首都功能政策的落实,常住人口出现负增长)。
二是中心城市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中心城市在城市群的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要,既能带来产业和人口的集聚效应,同时也能够带动周围次核心城市的发展。十三五期间,包括北京、广州、上海、深圳、杭州、成都、武汉、西安、南京等中心城市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一些中心大城市的发展水平已经逐渐接近沿海大城市。
三是交通基础设施通达性在“十三五”期间有了进一步改善。“十三五”期间,我国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连续保持在每年8000亿元以上,2016-2019年已建成铁路1.88万公里,预计2020年建成4400公里。截至2019年末,中国高铁运营总里程超过3.5万公里,占全球高铁里程三分之二以上,比“十二五”末增加将近一倍,初步实现了50万人口以上相邻大中城市间1-4小时交通圈,城市群内0.5-2小时交通圈,城市群间的快速连接网已基本形成。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以及虎门二桥、深中通道等重大基建工程基本完成,多条高铁线路如京雄高铁、沪通高铁也计划在2020年底陆续开通,旨在增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的联动性和一体化发展能力。
经过近些年发展,我国发展较为成熟的城市群为长三角、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
长三角:当前城市群中的“领军者”。早在2010年,国务院印发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规划》对长三角发展的战略定位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2018年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2019年,中央发布《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规划期至2025年,展望至2035年。经过近10年间的发展,长三角城市群在人口和经济总量上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区域内各城市的协调程度相对较高。目前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共26座城市,常住人口2.2亿,占全国总人口近六分之一。其中包括1个千万级人口的城市,14个百万级城市和50个中小城市,土地面积达35.8万平方公里,GDP总量达到3.43万亿美元。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各城市拥有较为清晰的定位,产业结构分布相对均衡。在城市群中,上海为制造业提供研发总部、销售支持,南京和杭州则为上海提供高端人才进入高端服务业,安徽等腹地则为地区制造业输送高性价比劳动力,并进一步承接产业外溢。
京津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市群。《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于2015年正式公布,是最早推出的国家级战略。京津冀协调发展旨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推动河北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形成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新格局。京津冀地区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我国北方甚至整个东北亚的重要经济增长极。其地理位置所蕴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京津冀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国的20%,人口占8%,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0%。河北作为北京、天津发展腹地,为京津的发展提供生态环境以及资源要素支撑,城镇化和产业结构转型潜力较大。
粤港澳大湾区:对标全球三大成熟湾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展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定位与功能”,至此,粤港澳大湾区已升级至国家级战略的层面。2019年2月,中央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按照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不仅要建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还要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粤港澳大湾区占地约5.6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200万人,虽然只占全国土地面积的0.6%和人口的5%,但其产出占全国的12%。粤港澳的发展对标全球三大湾区(东京、旧金山和纽约),也显示出在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中,将区域打造成对外开放新高地和世界级城市群的愿景。
▌区域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城镇化率的快速上升导致一系列问题亟需解决。一是城镇化率上升并不等于人口真正“城市化”。城镇化人口不是标签意义上的城市人口,而是享受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居民。当前我国城镇化问题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人口不完全城市化。相关数据表明,按照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已达60%,而享受均等公共服务的城市户籍人口仅仅有44.8%。这意味着大量的进城人口在城市中的生活和工作稳定性较差,难以形成持续的生产要素供给。二是城镇化率快速上升导致大城市发展失衡。城镇人口的增加与城市建成区面积的上涨并不成比例,造成城市发展失序,大量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导致中小城市发展相对较慢,造成所谓的“大城市病”。因此这种城镇化的发展造成了资源大量消耗、空间过度集中,经济结构失衡和环境污染严重。
虽然城市群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增强,但城市群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以下三点问题。一是区域间产业结构趋同。区域产业结构趋同是制约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主要体现在各地区片区追求“大而全”、“小而全”,忽视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优化,重复进行低水平建设,造成资源浪费和错配。根本原因在于区域政府实行地方保护,因此形成统一市场和产业链分布。二是区域间发展表现出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19个城市群的建设发展。但当前19个城市群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较为突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不论是从经济总量还是创新能力,在全国19个城市群中都属于领先水平。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依然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即使在“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等政策的引导下,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相对较慢。从产业分布的角度来看,东部地区结构调整较快,在产业升级中引领作用更加凸显。而西部、东北地区仍然以传统产业、重工业为主。另外,西部、东北地区的人口流失情况亦较为严重。三是城市群生态环境建设依然任重道远。随着城市群的快速扩张,环境污染问题不可避免随之而来。一方面,城市建设用地和工业用地侵占生态绿化面积,破坏了生态系统稳定性。另一方面,雾霾、水污染、土壤污染等已经严重影响到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这些环境污染不局限于单一城市,而是跨区域交叉污染。我们认为,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尚未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粗放化、简单化的增长方式。城市群的发展应该追求内生性和内涵式增长,而并非简单地空间的扩张和生产要素的“堆积”,应重视经济要素的均衡合理增长,才可以实现城市群的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区域战略将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目标
城镇化:更加强调“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在城镇化发展的后期阶段,发展重点将不再是单纯城镇化率的提升。根据发达经济体的经验,当城镇化率达到60%之后,后续上升斜率将显著放缓。因此预计未来政策将着重于协调好城镇化发展速度和水平的关系,即关注城镇化发展的质量、更加注重形成“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发展格局。
一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基础是“以人为本”。城镇化将不再是简单的“农民进城”的概念。通过户籍制度的持续完善,我们认为人口从乡村到城镇与人口从农民到市民职业身份的转变将更加同步,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城镇人口城镇化率的数值缺口将持续收窄。这就意味着让迁移到城市的居民充分享受到现代化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有助于进一步提高人口素质和收入水平,改善要素供给格局,扩大消费需求。
二是城乡一体化水平将有所提升。虽然人口仍逐步向城市迁移,但农村地区依然保留有一定规模的人口。因此未来城乡一体化水平也将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方向。一方面,城市基础设施网络将继续往乡村地区延伸;另一方面,推进城乡之间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统筹及均等化。
三是提升农村土地的利用效率,农业产业水平将得到显著提升。有观点认为“农业剩余”是城镇化推进的必要前提之一,这里不仅指农产品剩余,也包括农业劳动力和农业资本的剩余,是一种广义的农业剩余。随着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广义农业剩余将加快农村土地的集中化和专业化生产,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有望继续上升。与此同时,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农业提供生产资料支持,农产品的健康、绿色和优质化成为未来重点发展方向。农村人口的不断减少将有助于农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农村居民购买力的增强有利于城镇产品的销售市场不断扩大,城镇化动力也会不断增强。
区域格局建设:深度与广度并重
我们认为,下一个五年的区域发展战略将紧扣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路进行部署,同时将现有改革进一步精细化、更加具有针对性,建立更加高效的区域协调发展基础。
一是深化完善“4+X”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虽然未来区域发展注重协调,但并不是非均衡发展,恰恰相反,协调、均衡是十四五规划中区域发展的重点方向。我们认为,十四五规划中,依然不会缺少四大板块协同发展的政策方向,即: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战略,更为重要的是与时俱进、根据形势变化赋予发展以新的内涵。东部地区应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中部地区应发挥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枢纽作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西部地区应利用沿边和后发优势,加快内陆开放型经济和沿边开放经济带建设;东北地区尤为重要,实际上,自2003年国家实施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东北经历了近10年的相对较快的增长,2013年之后经济增长持续下滑,居全国经济增速末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局。根据国家规划,未来15年,东北地区要建成“一带四基地”的战略目标(“一带”即要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支撑带,“四基地”即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和重大技术装备战略基地、国家新型原材料基地、现代农业生产基地、重要技术创新与研发基地)。围绕这一目标,东北地区要再创新制度优势,补齐区域协调发展这块“短板”。“X”则为深入实施城市群战略,包括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
二是珍惜城镇化空间,加快经济要素向城市群流动。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人口向城市群的集聚可以分为起步、集中和饱和三个阶段,城市群人口占全国比例将最终稳定在50%-60%。在起步阶段,城市化率低于30%,当城市化率在30%-70%之间时,人口加速在大城市群集聚。当城市化率超过70%时,城市化趋于平稳,一些国家甚至会出现逆城市化,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上限也在50%-60%。从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来看,未来城镇化率的上涨斜率将逐步放缓,人口向城市群集聚的速度将在未来20-30年有所下降。因此,我们认为应“珍惜”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城市化率的上升空间,鼓励人口加速向城市群积聚,因此可以产生出新的需求,一方面促进投资,另一方面促进消费领域出现新的增长空间。诚然,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容量和资源相对有限,因此应加大力度发展周边次核心城市,发挥承载人口和生产资源的能力,促进城市群内的城市有机共同发展。人口的迁移也将带来其他生产要素的加快流动,例如信息、技术、企业主体等。
三是加大城市群发展与对外开放的结合力度。近来,经济全球化遭遇倒流逆风,我们认为越是这样越应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十三五期间,我国相继设立众多自贸区,深化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经济发展的融合程度逐渐加深。预计在十四五期间,将设立更多的内陆和沿海地区自贸区,将此前的自贸区成功经验逐步复制,加大与发达国家标准和制度的统一对标。同时,以“一带一路”的建设为重点,加速形成统筹双边、多边以及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的开放格局。
四是继续加大对城市群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地理连接是信息等要素互联互通的第一步。从全球来看,领先和成熟的城市群均通过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社会发展三大方面促进协同发展。从时序规律上看,一般是基础设施先行,因为地理上的链接是生产要素互通的第一步。以美国大西洋(行情600558,诊股)沿岸城市群为例,上世纪30年代,美国开始大规模修建高速公路,随后在40年代郊区开始出现大量工业园,在50年代形成配套完备的新城。日本的太平洋(行情601099,诊股)城市群和英国的伦敦城市群也呈现类似的发展路径。因此城市群的发展的基本要素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以我国京津冀一体化为例,美国大西洋沿岸城市群每平方公里的高速公路线网密度达到0.13公里/平方公里[1],而京津冀只有0.04公里/平方公里,不到美国的1/3。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依托发达的城际铁路网络,其密度也是京津冀的两倍多。都市圈小空间内通勤轨道交通密度更是达到京津冀的24倍。显然高密度的路网也有助于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另外,从新型基础设施的角度,符合高质量发展标准的,例如信息通讯基础设施,我国部分城市群中也严重滞后。我们预计未来在相关领域也会出现快速发展。
对于重点城市群而言,预计“十四五”期间将以区域内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深化建设工作。
长三角一体化:未来五年,长三角将会强化城市群“领头羊”的作用,成为发展协调性最高、创新驱动力最强、基础设施最完善、公共服务制度最健全的区域之一。我们认为相关政策将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强化:
一是建立统一规范的制度体系。我们认为,长三角持续发展的重要阻碍之一是行政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未来将加快形成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开放市场,在此基础上,劳动力、产业、数据、技术等生产要素才能以高效的形式聚集在长三角地区。
二是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若干世界级制造业集群。长三角是全球中难得的具有完整产业体系和配套能力的区域之一,具备构建从中心特大城市到二三四线城市剃度协同分工的产业生态。以集成电路为例,2019年长三角地区的规模占全国的比重达到50%。上海拥有例如中芯等龙头企业,无锡、绍兴、南京、宁波等地则布局了众多装备、材料设备。形成设计、制造、封装的完整产业链条。未来我们认为将有更多的制造业产业集群出现在长三角地区。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和消费持续升级的趋势,长三角将迸发出突出的市场潜力和先进制造业成长优势。
三是增强欠发达区域高质量发展动能。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发展落差往往是发展空间。长三角仍有部分地区由于地理位置或经济条件导致的不均衡是客观存在的。根据《长三角一体化纲要》的规定,到2025年,中心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控制在2.2:1以内,中心区人均GDP与全域人均GDP差距缩小到1.2:1。
四是夯实区域绿色发展基础。作为长三角经济带的龙头,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仍在突出位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应着力强化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立生态环境协同监管体系,完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具体到2025年,实现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总体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80%以上,跨界河流断面水质达标率达到80%,单位GDP能耗较2017年下降10%。未来将进一步推进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加强化工污染、农业面源污染、船舶污染和尾矿库治理。
五是加大长三角地区的开放力度。在总书记召开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特别强调了浦东的高水平开放问题。2020年是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我们预计未来五年浦东地区将成为对上海、以及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乃至全国都具有战略意义的开放先行示范区。其中需要重点关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工作。
六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纲要》指出,到20205年,人均公共财政支出达到2.1万元人民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5年,人均期望寿命达到79岁。
粤港澳大湾区:一是坚持发展创新驱动,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名片。城市群的产生有助于产业结构的转型和集聚度的提升。为此粤港澳大湾区将更易于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型至先进和高科技制造业。加强港澳自身的创新动能,“反哺”内地在这方面的不足。二是发展金融等高端服务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之一在于经济附加值的提升。大湾区是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区域之一,拥有两家证券交易所,其中深交所是创业板的发源地,也是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前沿领域,吸引着大量企业上市,也吸引了大量资本聚集大湾区进行创业。因此未来香港、深圳、澳门均可依赖其国际化优势及金融、贸易基础,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业,成为远东地区重要的供应链金融中心,为实体经济的附加值提升创造条件。三是加强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大湾区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核。事实上,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在探索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互认,逐步放开放宽城市落户限制,取消积分落户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目前深圳已经向各类高技术人才抛出“橄榄枝”。预计未来大湾区将从根本上打破户籍、地域、身份、档案、人事关系等制约,实现大湾区内部以及外部各区域之间的劳动力高效率流动。
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四五时期将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第三个阶段的第一个五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确定2017年、2020年、2030年三个目标年),也是实现建设成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的关键五年。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1月主持召开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对未来工作提出六点要求,一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二是规划和建设好河北雄安新区、三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四是体制机制创新、五是生态环境建设、六是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预计十四五期间将会有更多的城市群规划出台,城市群的广度将有所提升。其中,前期呼声最高的成渝双城经济圈正式规划已于近期出台,内陆增长极即将起航。
成渝城市群的地理位置决定着其在区域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成渝城市群以成都和重庆为双核心城市,范围包括重庆市的27个区(县)和四川省的15个市,总面积18.5万平方公里,占总国土面积的1.93%。2019年GDP总量为5.34万亿元,占全国的5.39%,2018年常住人口近1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89%。从地理位置来看,成渝城市群处于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沿长江通道横轴和包昆通道纵轴的交汇地带,是全国重要的城镇化区域。同时,处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连接点上,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作为我国西部内陆地区资源禀赋条件最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创新程度最高的城市群板块,成渝城市群具有引领和带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潜力。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中对其的总体定位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行情600405,诊股)。总体而言,成渝城市群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第四极”的可能性较高,接近升级为国家级战略。
成渝双城经济圈将更好地处理中心和区域的关系。《纲要》中指出,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这就说明,未来成渝双城对外部边界的拓展或许有所放缓,但中心城区的辐射能力将进一步增强。众所周知,成渝双圈的中间塌陷问题一直是重要短板,而中心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带来许多大城市病问题,最终影响城市下一步发展质量。2019年上半年,成都、重庆GDP分别为7702.37亿元、10334.76亿元,列第一梯队;绵阳、德阳、泸州、宜宾、南充的第二梯队城市中,GDP最高的绵阳市,仅1178.35亿元,约为成都经济总量的15%、重庆经济总量的11.3%。与此相比,长三角城市群的规模层次更为明显。2019年上半年,核心城市上海的GDP为16409.94亿元,次核心城市的杭州、南京达到6949亿元和6742亿元,而第三梯队中的无锡、宁波也达到5962亿元和5417亿元。因此未来重庆和成都要同周边市县形成一体化发展,有望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政策红利,具有针对性的补短板。
从目前来看,地域间和公共服务间的联通正逐步实施。成渝中线铁路有望年内开工,成渝客专提质改造项目正有序推进,大幅改善了成渝双城中间城市的区域连接效率。改造完成后,从成都到重庆的高铁运行全程将缩短至1个小时之内,形成成渝“一小时生活圈”。另外,成渝两地已实现公积金互通,并推行公交地铁“一卡通”。上述均为未来成渝双城经济圈进一步融合发展提供了初步基础。
十四五期间将有更多城市群规划加速落地。除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以外,预计未来五年,将有更多城市群的建设工作加速进入落地阶段。接下来最有可能出台的例如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哈中城市群。每个城市群将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要求,结合自身地理特点和产业结构进行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点将大多聚集于城市群内,同时人口也将继续流向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和外溢效应充分的次核心城市,带来的是生产要素的再次分配。最终的结果或将成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在全国范围内产业链的健全程度和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而非经济增速的绝对高低才是衡量城市群发展好坏的关键因素。
[1]数据来源:波士顿咨询(BCG)
本文节选自中信证券(行情600030,诊股)研究部已于2020年10月22日发布的报告《宏观经济“十四五”展望系列专题(五):“多点开花”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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