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和元：“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到底是什么水平？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20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

根据会后发布的《公报》显示，会议提出到2035年（也就是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再用15年时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其中最显著指标是：我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那么，问题来了，何为“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目前尚未有中等发达国家的明确定义，就这个概念而言，当前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报告》课题组，根据国家现代化水平把国家分成四组：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初等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其中后三组国家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具体而言，中等发达国家指的是，除去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芬兰、西班牙、德国、爱尔兰、瑞典、荷兰、瑞士、奥地利、比利时、挪威、卢森堡、丹麦、澳大利亚、意大利、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等发达国家，以及以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之外，发展水平介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过渡型国家”。报告组进而提出，只需要第二次现代化评价的综合指数达到世界各国的平均值，即可视为中等发达国家。

这一定义，显然不符合中央的远景目标设定的要求。很简单，包括人均GDP在内的我国的多项指标，均已经接近于世界平均水平。譬如，于2019年，我国的人均GDP，就已经占到世界平均水平的90%。因而，也就根本无需再花15年时间，如果再考虑到当前的疫情等因素，可乐观预计，最多2021年，即可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由此可见，中科院的这个定义，显然不符合中央的远景设定的要求。

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教授，对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个概念，给出的定义是：“未来15年内，我国的人均GDP要上升到，约相当于最发达国家人均GDP50%左右的位置。”其实，赵教授的这个定义，也异常模糊。模糊在于，我们该如何界定，哪些国家属于最发达国家，譬如韩国、西班牙、希腊这些发达国家算不算最发达国家？！因为只有厘清了哪些国家是最发达国家，我们才好计算其人均GDP，才好计算该指标的50%是多少。

事实上，早于2003年，《光明日报》就曾探讨过这个问题。在一篇题为《怎样界定“中等发达国家”》的文章，这家央媒给出三种方案：

1、采用世界银行所列的“中收入”国家水平，作为中等发达国家，这一概念偏向于以收入水平作为衡量的标准，与“现代化”内涵有相当的距离。事实上，“中收入”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不属于同一意义下的规定范畴。就如，“高收入”国家与发达国家，从来就不属于同一意义一样。譬如，沙特、文莱等国属于高收入国家，但无论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AC）、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达经济体、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均没有将其纳入发达国家序列；

2、列出世界公认的发达国家名单，依照其发达程度，进行由高到低的排序。在排序中，去掉序列中的前5名和后5名，将剩下国家的综合状况，予以平均，然后用各项平均值，代表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trimmean函数，即为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3、列出当代全部发达国家的名录，依照8个指标大类（即人口发展指标、经济发展指标、社会发展指标、生活质量指标、教育水平指标、创新能力指标、信息化程度指标、生态化程度指标），将所列名录中每个发达国家逐项指标的平均值填入，再应用特别设计的算法求出这些国家的“总平均集合”，来代表“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本人认为，《光明日报》的后两种定义法，或更为恰当、准确，亦更符合中央的远景设定。但问题在于，这一标准可并不低，尤其是按照发达国家的trimmean函数来看，至少需要达到，接近于今日英、法等国，在发达国家序列中的层次，方才算得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也就决定了，未来15年，我们注定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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