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凌之万宇
12月19日，在“中国智造的未来——2020湾区发展大会暨金牛股权投资论坛”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表示，在“十四五”以及未来更长一段时间内，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支撑的新发展格局将是我国经济工作的主题和主线。
高培勇表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目标在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不能简单理解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它应当有比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更深层次的考量。随着外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当它积累到一定程度，以至于产业链、供应链、经济层面的循环受阻，涌变为对我们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甚至国家安全威胁的时候，政策布局就不能再仅仅局限于产业链、供应链的打通，不能再局限于经济或经济循环层面，而要从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作出整体部署，这才是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特殊背景，也就是说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
高培勇表示，在“十四五”期间，随着我国经济迈入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要在过往的战略基础上再加一把锁——统筹发展和安全，把统筹发展和安全当作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贯穿于新发展格局的全过程和各领域。他指出，立足于这样的转折性变化，很多事情都要用新的理念、新的思想和新的战略加以理解和把握，比如宏观经济政策的安排和宏观调控的操作，要讲究对症下药。
高培勇指出，宏观经济政策安排和宏观调控操作要针对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在疫情之前，我们同时面对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即周期性的矛盾和问题、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和体制性的矛盾和问题。在疫情面前，我们面对的矛盾和问题已经拓展为四个，即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和问题相交织叠加疫情冲击。他指出，不同的问题要开不同的“药方”：周期性的矛盾和问题要用逆周期调解；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要实施供给侧改革；对于体制性的矛盾和问题，则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加以解决；对于疫情冲击的矛盾和问题，今年以来，我们用了一系列特殊的“药方”，随着疫情的减缓和消退，宏观经济政策要作出相应的调整，这是基于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面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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