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低位运行什么意思「利率的高低首先取决于什么因素」

本文节选自《货币的终结：：利息、现金和国家货币面临的冲击》，作者亚历山大·哈格吕肯。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不久，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和德国经济学家莫里茨·舒拉里克一起定义了一个新概念：中美国（Chimerika）——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中国和美国的共生体。

按照弗格森和舒拉里克的说法，两国是“天作之合”：中国出口，美国消费；中国储蓄丰厚，因此美国可以以较低的利率进行借债。两国经济都欣欣向荣。虽然领土面积仅仅占全球的 10 %，但是在金融危机发生前的十年里，两国的经济增长加起来占全球经济增长的一半。它们的繁荣是史无前例的。

然而，美国借用大量廉价资金的行为也埋下了灾难的种子——这助长了在美国的金融投机，金融投机又引发了金融危机，并接着将全球经济推向了深渊。

尼尔·弗格森和当时才 33岁的莫里茨·舒拉里克这两位针砭时弊者，都拥有国际视野。因为认为中央银行应该为低利率负主要责任的观点，不过是一种错觉，假如人们分析过去数十年的社会和经济形势的话，就能发现，其他因素对利率的影响更重要。

舒拉里克分析称：“中央银行的确压低了利率，但是低利率已经成了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即使是在中央银行不直接施加影响的市场里，利率也下跌了。”并且，早在欧洲央行开始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前，利率在工业化国家已经普遍跌到了历史低位。

世界上发生了那么多事情，货币守护者都是受驱使的一方，金融市场就是那匹牵制他们的马。尼尔·欧文 在 《纽约时报》 上撰文论证：中央银行只是试图将其货币政策与现实适应。储蓄过剩、社会老龄化、生产力趋弱，这些因素在持续压制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

第一大压低利率的趋势发生时间并不远：它涉及的是 2008 年金融危机引发的不确定性。全世界范围的人都在担心失去他们的储蓄。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都将资金投到储蓄类产品等没有波动的资产中去了。

在欧洲，这种情况因为欧元危机而更加突出。私人储户、保险类投资或退休基金等，至今仍旧偏好购买美国或德国等信誉度高、资金更安全的国家的国债。这种过剩的需求压低了利率，金融危机之后，利率下跌的情况雪上加霜。有些国家发放国债几乎没有什么利息，期限超过 100年，却仍然能找到买家。

虽然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但是恐慌仍然在。当今世界在经历了政治上平静的几年岁月后，国家之间每周都会有的相互冲突所导致的新的摩擦，则助长了这种恐惧。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世界经济跌入谷底，这种趋势还将加剧。经济的损失、担心失去工作或者有工作损失——所有这一切都让储户寻求一个“安全港”。

仅仅在德国，就有2.4万亿欧元的钱被放在往来账户和活期存款账户中。在欧元区推行负利率之时，它们因此比 2014年时增加了 5000亿欧元。美国投资者吉姆·比安科 报告称：“由于想将资产转移到安全区域，投资者购买的负利率债券数额在 2019 年达到了 14 万亿美元，规模甚至翻了一番。”

储户在储蓄产品和国债中找到了安全港，但是那不过是虚假的安全，因为对储蓄产品的需求过剩导致利率被压低，因此储户的储蓄金事实上是在萎缩的。

不仅是寻求安全的资产庇护引发了这种机制，原因也包括其他的过剩需求：人们储蓄越来越多，因为他们在退休金水平越来越低的情况下，必须为更长久的生命做好谋划。

与 19世纪末相比，今天西方人的寿命增加了一倍；同时，新生儿数量是 1950 年的一半。西方社会在老龄化且在萎缩。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菲利普·连恩估计，这是1980年以来就出现的趋势，这种趋势从那时起就一直在压低利率。

人口年龄越来越大，但是他们并不能相应地延长工龄。在许多工业化国家，退休年限已经翻倍增加了 20 年。经济学家哈根·克莱默分析称：“他们因此需要养老金的时间更长，但是法定的养老金更加不确定。因此相比于之前，他们储蓄得更多，这也从他们对人寿保险公司的要求中，可见一斑。”

由于劳动人口越来越少，需要供养的老年人则越来越多，因此养老金相比薪金在下降。那么要想在老年时维持生活水平，就必须要储蓄更多。这种储蓄过剩在压低利率，而低利率反而接着让额外的储蓄变得必要，因为用来防备老年生活的储蓄产品的利息变少了。

全球范围内，进入21世纪以来，储蓄的增长比经济的增长更强劲，储蓄额度每年超过20万亿美元。储户原本通过储蓄来为其老年生活提前做防备，却毁掉了传统储蓄产品的利息投资回报——这实在是一种苦涩的机制。

除了人口结构问题，还有一个至今被忽视的影响因素在压低着利率：不断增加的不平等。

西方社会正在分化成两大群体，一边是穷人和中产阶级，另一边是富人。一个典型的英国公司老板在任何一年的1月5日挣的钱和一个典型的工人一整年的收入相当。在奥地利和德国，财富的分配尤其不平等。新自由主义针对富人和企业的降税举措，普遍加大了不平等的鸿沟：在美国，最富有的人向税务局缴纳的税款比任何其他群体都要少。

相比以前，国民经济所生产的财富更多地流进了少数人的口袋，这些有钱人储蓄得更多。人们可以语带嘲讽地说：即使购买了纽约的复式公寓、里埃维拉的别墅和私人飞机，他们还有很多很多的钱。

而对于穷人和中产阶级而言，工资都用在了租房、吃饭和其他日常花销上面了。较为贫穷的一半美国人压根就没有什么储蓄，三分之一的德国人也是如此。

由于利润攀升，相比之前，企业储蓄得也更多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对近50个国家超过25年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企业储蓄部分隐藏在私人储蓄之中。当一个企业是家族企业时，其储蓄实际上就属于这个家族——恰恰在德国，家族企业分布广泛。经济学家们质疑德国经济模式，而这种模式曾被视为在希腊等危机国家实施痛苦的紧缩政策的榜样。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分析称，1750 年之前，事实上是没有什么经济增长的。从 19 世纪开始，机器的出现使得经济开始爆发性地增长，而这通过农民满是老茧的双手是无法实现的。

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写道：“在世界历史中，像第一次工业革命那样具有深远影响的变革可能只有一个：即大约 1 万年前，人类从狩猎文明过渡到从事农耕的定居社会。”

很快，人口数量和人类的预期寿命都迅速增加，进而出现双重效应：越来越多的人工作时间变得更长，他们的工作也变得更有效率了，因为他们接受了教育。

仅仅是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在1740 — 1840 年之间的增长就超过了 4 倍。机械化、电气化和批量生产不断地给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二战”之后经济重建和大众消费激起了一场经济奇迹，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有了超过 150 年的迅猛扩张，但是其增长的影响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小。

今天，每个西方家庭都至少拥有一台冰箱、一辆汽车和一台电视机，相比这些产品刚刚出现的时期，他们购买这些产品的可能性因此变得更小。

无论是受教育水平还是预期寿命，都不再像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时那样继续扩张了，无论是服务业还是数字化，都不再像以前的机械化和批量生产那样能够刺激经济发展。从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导致大规模失业出现以来，这种情况就叫作经济停滞。

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之前，德国经济有大约 10 年的平稳增长，这已经被视作是繁荣了。但是这次繁荣时期带来的增长远远低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增长。西方成熟经济体的投资比过去少，因此不再需要提供那么高的利率来吸引储蓄。经济停滞与低利率相伴出现。

相比以往，数字化颠覆正在更快地扼杀整个行业，无论是百科全书出版商、音像商店还是相机制造商，均在劫难逃。硬件已经过时了。越来越多的产品是以非物质化的形式被生产出来的：谷歌替代了百科全书，Apple Music替代了CD光盘，脸书替代了信件，网飞 （Netflix） 替代了录像带。大众汽车公司每生产一辆新的汽车，都要投入新的材料，而谷歌、苹果和脸书公司却几乎不用为其每一个新的用户投入什么成本，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它们会有巨额的利润。

新冠肺炎疫情强化了对利率的压力，历史告诉我们，伴随着糟糕的疫情而来的，往往是长时期的低利率。这一点将疫情与战争区别开来。战争毁灭工厂、机器和房屋，在战争之后需要的是更高的利率以吸引资金投入重建；新冠肺炎病毒所摧毁的是人们的生活而非工厂。自从疫情暴发以来，更多的人居家办公，这推进了数字化进程——而正是数字化进程在压低利率。另外，中央银行有必要将利率保持在低位以刺激衰退之后的经济复苏。

主要发展路线已经被勾勒出了清晰的图景。几十年来，诸多强劲的因素至少和颇具争议性的中央银行一道，共同引导利率下行：无论是资产避险、老龄化、不平等、经济停滞、数字化、全球化，或最后的新冠肺炎疫情等，都在这个方面大显神威。

主要的经济发展脉络显示，工业化国家中的数百万传统储户必须要在长时期内适应低利率。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储户必须奋起反抗，最终摆脱落在他们头上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