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化雨育英才“人民教育家”显风采

于 漪

卫兴华

高铭暄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在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广大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教师群体默默耕耘，无私奉献，为提升全民族素质、培养合格的建设人才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新中国70华诞即将到来之际，于漪、卫兴华、高铭暄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以表彰他们在长期的教研生涯中，启迪智慧、传承知识、塑造人格，以璀璨的生命光华照亮学子的心灵和成才之路，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步培养了大批建设者和接班人。

于漪：育人师表教改旗帜

“我常反思，我的课有多少上在黑板上，有多少教到学生心里。”

“一辈子做老师，一辈子学做老师，这绝不是空话，我一辈子都在学。”

这是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曾任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的于漪对教师职业的深刻认知。正是这种勇于自省、追求卓越的精神使她成长为中国基础教育变革的引领者，推动新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向纵深领域推进，被誉为“育人一代师表，教改一面旗帜”。

于漪1929年2月7日出生于江苏镇江。小时候，她遭遇了日本侵华的苦难，艰难求学，抗战胜利后，她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教育系，师从曹孚、周予同等著名教授，学到了扎实知识，增强了对教师职业的认同感。1951年，她被分配教高中历史。虽然不是其所学专业，但凭着钻研劲儿，她编撰了历史教学小册子，积累了丰富的教学方法。

7年后，于漪根据组织分配改教高中语文，这意味着她必须适应新任务，进行新探索。在实践中，她认识到，教师必须是设计专家，精心设计教学过程。一堂课如何开始，怎么铺展开，怎么形成高潮，怎么结尾，怎样做好与下一堂课的衔接，对这些必须做到心中有数。不仅如此，老师还要锤炼教学语言，克服口头语言存在的问题，既要通俗易懂又要有逻辑性、连贯性，增强吸引力。通过不懈努力，她在语文课教学中崭露头脚。

1978年，趁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于漪的语文教学进入新阶段。她系统整理多年语文教学经验，完成了《中学语文教学探索》《中学语文备课手册》等多部著作。此后，她研究教师学，出版了《现代教师发展丛书》和《现代教师学概论》等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在中国教育界产生重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随着电视机进入千家万户，于漪主讲的直播公开课为很多人所关注。在上海等城市，其影响甚至超出教育领域，成为社会热点话题。据不完全统计，她先后共开设了约2000节公开课。于漪课堂或于漪教学成为中国教育的闪亮品牌，不仅春风化雨，滋润了众多学子的心灵，而且为广大教师尤其是中青年教师树立了榜样。

“我就是一块铺路石，让中青年老师踏过去，指引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学好语文，帮助建好精神家园，创造中国教育的未来。”90岁的于漪至今仍在实践着自己的诺言。

（张保淑）

卫兴华：经济学理论“清道夫”

有这样一位几十年孜孜不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专家，对推动改革开放进程起了重大作用，在经济学学术圈内声名远播。他就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经济学科规划小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卫兴华。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届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经济学家，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贯穿新中国70年历程。其著作《卫兴华选集》《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论》等，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大胆理论探索。日本《中国研究月刊》称其为“中国稳健的改革派经济学家”，《中国经济时报》则称其为“经济学理论清道夫”。

1925年10月，卫兴华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日本侵华战争使世代务农、没有家庭文化渊源的卫兴华求学之路异常坎坷。幸运的是，他从1939年开始受惠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先后就读于多所学校并于1948年进入华北大学。1950年，以华北大学为基础的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他被分派到经济系学习，之后跟随苏联专家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1952年，卫兴华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走上了经济学教研之路。

回首教研生涯，卫兴华总是会提及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位是引导其走上革命道路的中学校长，另一位是伟大的精神导师卡尔·马克思。他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汲取智慧与力量，挖掘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具有指导作用的规律性认识。

在丰硕的研究成果中，他感到自豪的包括几个方面：一是纠正了上世纪50年代苏联和中国经济学界在资本主义级差地租与绝对地租加总计算上普遍存在的纰误。难能可贵的是，在当时全民所有制内部非商品经济论和生产资料商品外壳论等理论观点流行的时代，卫兴华明确肯定了全民所有制内生产资料的商品性质；二是在上世纪80年代突破了流行的生产力二要素或三要素论，提出了在经济学界影响广泛的生产力多要素论；三是澄清了学界对于货币本质属性的误解。

今年，卫兴华已94岁高龄了，但其研究步伐并没有停下来，几乎每年都有论著问世。“不惟上、不惟书、不惟风、不惟众”是卫兴华的座右铭，“把理论作为真理的喉舌，在研究中绝不做‘风派理论家’”是他的坚守。

（张保淑）

高铭暄：为国哪曾半日闲

获知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91岁的高铭暄动情地说：“是党和国家培养、教育了我，使我由不谙世事的学生逐步进入法学殿堂。党和国家对我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我会永远铭记在心！”

1928年，高铭暄出生在浙江省玉环县的一个小渔村。父亲曾经在浙江省高等法院任审判官，后到杭州国民政府的地方法院任推事（即法官）。父亲当年的职业在他身上多多少少打下了一点烙印，觉得自己是“法”门子弟，与“法”有天然联系，并由此暗暗立下了从事法律工作的志愿。1947年秋季，高铭暄进入浙大法学院读书，走上了刑法学研究之路。1951年，他毕业后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攻读研究生学位，从此他就与该校结下不解之缘。1954年，他走上讲台，给本科生和低年级刑法研究生上课，开始了为新中国培养法学人才的历程。

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高铭暄积极投身科研，推进刑法学科发展。除了主编或者参编100多种著作、发表300多篇专业论文之外，他还主编了7种刑法学教材，出版了8种个人专著。他积极参与新中国法制建设，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刑法立法工作，全过程参加了1979年刑法典的起草制定工作，成为一名自始至终参加刑法典起草工作的刑法学者。

作为当代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高铭暄可谓功成名就。回顾取得的成就，他提到最多的有两点。一是学习。他的座右铭是“活到老学到老”。据了解，虽然已经91岁高龄，但是他仍然坚持每天学习英语1小时，不想落伍，求知若渴，这是他保持思维敏捷、学术常青一大秘诀。高铭暄酷爱京剧，他最爱的唱词是《洪羊洞》里的那一句“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这正是他的人生写照：在从事法学教研的60多年间，他孜孜不倦地投身国家立法育人事业。二是感恩。他说，吃水不忘掘井人，知恩图报方为君子。他要记住学校对他的恩情，记住大家对他的关怀和帮助，把获得的荣誉看成是对自己的鞭策，荣誉越高，责任越重。他表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工作，继续前行，把自己的余生，持续地奉献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

（蒋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