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教委：高校“相对封闭管理”仍非常有必要

疫情防控常态化，高校“相对封闭管理”仍非常必要

——专访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

记者：新学期，北京迎来大学生返校，这对高校防疫提出哪些要求？

李奕：今年秋季开学，北京预计将迎来约93万大学生返校，其中有63万是京外的学生。面对如此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全面恢复教育教学秩序的背景下，开学后的高校管理和防疫工作无疑面临巨大压力。

北京市教育两委在暑期经过认真思考和研判，提出了开学后高校管理的几项要求，比如坚持校园相对封闭管理，学校的单元管理，重点环境的消杀，包括北京的校园内仍然要戴口罩等管理措施。

客观来说，这些举措的确会改变学生在校学习生活方式，给学生带来一些不便。以“单元管理”的举措为例，我们提出了几个“限”——限流量、限规模、限方式。比如：洗澡要限流排队，吃饭要保持间距，上图书馆要错峰隔位，文艺会演、开学典礼、学术讲座等校园活动人数被严格限制……这些规定短期内会让学生觉得不适应，但这需要一个逐步适应和调整的过程。

记者：自7月20日北京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下调至三级以来，疫情防控整体形势向好。实施这一系列相对严格的管理措施，必要性在哪里？

李奕：我们的答案是：非常有必要。主要考虑到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教育系统的特殊性。教育系统跟社会其他部门不一样，是广大青年学生较长时间聚集活动的特殊场所。

其次是高校的特殊性。相比中小学和幼儿园，高校人员密集程度更高：几个人一间宿舍，几十人一个班，上千人共用食堂，宿舍一层楼共用一个水房和浴室……一旦校内出现病例，极有可能出现暴发性疫情。在高校中实行单元管理的目的，就是一旦出现问题，可以最快地溯源和确定风险范围，把对师生健康的影响降到最小。

再次是环境的特殊性。秋冬季北京气候变化大，感冒、流感、诺如病毒等流行病多发，更需要采取相对严格的防疫措施。考虑到这一点，虽然《高等学校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更新版)》中明确师生在校园内可以不戴口罩，但我们依据北京秋冬气候条件、传染病易发等现实情况，要求北京高校师生在校园内继续戴口罩，这也是对师生健康安全负责任的体现，也得到了教育部的认同和支持。

上述的管理措施既不是脱离实际的，也不是形式主义，更不是为了简单的脱责，而正是一种负责任的设计的体现。

记者：据媒体报道和学生反映，部分高校在开学后对校园管理过于严格，导致“相对封闭管理”变成“全封闭”，“非必要不出校”变成“出校难”。“相对封闭管理”如何理解？

李奕：事实上，我们说的相对封闭管理，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要严把校门关，无关人员禁止入校，任何人进入校园都应当严格落实身份核验登记和体温检测。另一方面，倡导“非必要不出校”，但对于确有需要的，可以申请出校，学校要通过信息化等手段，简化学生出校的申请审批程序，指导学生做好个人防护。

记者：当前社会舆论对于“严把校门关”基本达成了共识，目前矛盾的焦点主要出在“非必要不出校”上。其中最困扰大家的问题就是，到底哪些出校门的要求为“必要”，哪些为“非必要”？标准由谁来界定？

李奕：要得到以上问题的答案，我们首先就要理解提出“非必要不出校”这一举措的目的和背景。

一方面，要理解提出“非必要不出校”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限制师生出入，实际上是为了明确每个离校人员的行动路径和接触对象，以实现出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筛查、追溯。这其实是“单元管理”模式的一种延伸。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当前我们的防疫工作，已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战时状态”过渡到了疫情防控的“常态化状态”。在这种常态化背景下，社会治理的特点是强调个人发挥自我的防控意识和承担对社会的防疫责任。

因此，现阶段高校的治理理念和管理方式，也应从“战时状态”下主要靠行政指令，慢慢转变到多方沟通协作、激发每个人的主动性上来。

哪些情况出校算“必要”，哪些算“不必要”，高校不应通过制定“一刀切”的标准来对学生做出要求，而要通过和学生积极沟通，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实行“非必要不出校”的根本目的和必要性，引导每一个学生自己做出符合现阶段防疫要求的判断。

记者：高校应该如何引导学生正确理解“非必要不出校”？具体怎么操作？

李奕：学校应引导学生认识到，当前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恢复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作为学生，在疫情风险仍未完全解除的当下，应将主要精力聚焦在学习、研究上，有一些外出娱乐、旅游、健身活动的安排，可以做一些适当的压缩和调整。

举例来说，现阶段大家普遍认为“必要”的事，主要有教育教学、科研、就业、校际之间的学术交流，还有生活当中必须做的一些事，比如生病去医院等。具体到每个学生，“必要”与“非必要”的情况可能存在差异，这就需要学生结合自身情况和学校安排，作出理性判断。

在这方面，目前已有一些高校做出了良好的示范。例如清华大学目前实行的就是备案制，学生离校，只需在在线系统中提前报告出校事由、出行轨迹、进出校时间等相关信息，提前报备后，无须审批即可进出校园。这样做看似缺少对学生的约束，但通过给予学生一定的自主权，激发每个人做好防疫的自觉，最终反而能将防疫举措落到实处。

记者：近期，部分高校在校园防疫中的一些做法，引发了部分学生的议论。应该如何解决？

李奕：截至9月6日，北京返校大学生已有41.8万多人。从目前学校反馈的情况看，大部分学校运行秩序还是井然的，并且大部分学生都很自觉地戴上了口罩。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长期坚持和新冠病毒的斗争是需要多方共建共享共治的。这个多方，除了高校管理层，还包括学生、教职员工以及其他外来入校人员。大家齐心协力，来确保高校各项防疫举措落到实处。

当前，高校在实际管理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以及学生对高校管理的一些抱怨，大都是由于没有处理好这几方的关系造成的。要实现多方共建共享共治，就必须理顺这几方的关系。

记者：一些学生抱怨，回到学校后自己的行程在辅导员、导师那里成了“公开的秘密”，感觉没有了个人隐私。还有的同学因为进门扫码、测温和工作人员起了争执。这些情况该如何处理？

李奕：高校要处理好学生和教职员工、学校的关系。

一方面是处理好学生和辅导员、导师的关系。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辅导员、导师有必要了解每个学生的活动范围和规律。对于这一点，学生要充分理解，这并不是要侵犯个人隐私，而是要对可能存在的风险提前做好准备。此外，学校实行单元管理，也会对学生的活动范围和时间做出一些限制，比如不能大规模串班，尽量避免和其他院系同学有太多接触等。辅导员和导师要将这些防疫要求准确地解释和传达给学生，学生也要尽可能配合落实。

在学校里，同学们进校门、食堂、宿舍、实验室等不同场所，可能都要不停地扫码测温。要引导同学们主动配合相关工作人员，出现问题要心平气和地沟通，避免争吵。如果遇到问题需要联系老师、学校，也要畅通相关沟通渠道，确保学生的意见得到传达。

记者：一些学生反映，为什么学校对学生提“非必要不出校”，但对老师职工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如何看待？

李奕：这需要高校处理好对学生管理和对教职员工管理之间的关系。

在大部分情况下，对学生和老师、职工的防疫管理应该实行统一的标准，而不是说老师、职工可以完全自由出入，学生就要严格管理、“一刀切”不让出去。对老师、职工也应该提倡“两点一线”，非必要的聚会和活动不参加，尽量跟对学生的管理要求靠近。但是大部分老师职工住在校外，决定了在管理上没法和学生完全一致。这里就需要通过多方沟通，取得相互的理解。

记者：当前部分学校提出“十一假期”不放假、不许出校门。“十一假期”学生到底能否出校？从境外返京的师生，在校园防疫方面又该遵守什么安排？

李奕：当前，总体上跨省的交流和社会生活都逐渐恢复。学校在具体防疫措施上可以相对严格一点，但是总体上管理要求要跟社会的管理要求节奏一致。高校要处理好学校管理和整个社会防疫管理措施之间的关系。

“十一假期”是一个相对长的法定节假日，学校不能把它当成一次停课再复课的过程，管理上应当和普通的周六日假期一样对待。具体到这个假期学生出校如何管理、出京怎么进行健康监测和落实防疫要求等问题，学校在制定方案时，应当参考社会整体的防疫要求，做出合理安排。

另外，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向好，国际航班可以直航北京，境外返京的师生数量也会增加。学校也要按照国家和北京市对待境外回京人员的要求，处理好对这部分师生的防疫与健康监测工作。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各个高校应当结合本学校和所在地的特点，合理设定防疫的措施和要求，在切实落实“四方责任”的基础上，通过多方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发挥每个人在防疫方面的主观能动性和自觉性。

我们希望通过多方共建共治共享，让一些防疫举措和意识，比如在校内戴口罩、排队时一米间距，包括学校在组织大型集体活动时的防疫意识，能慢慢成为大家的习惯。即便以后没有硬性要求，大家也能自觉实行，这是我们期望达到的理想状态。

(本报记者 唐芊尔 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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