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推进媒介素养教育迫在眉睫—— 大学生网民活跃度和辨识能力“倒挂”？

刚刚结束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让网络安全和网络文明再次成为社会焦点话题。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今年3月，国内20~29岁网民的占比为21.5%。网民群体中学生最多，占比26.9%。学生群体，特别是大学生网民在网络中的参与度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大学生深陷网络暴力、社交网络沉迷、网络谣言、网络安全陷阱的事件频频发生。身处“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信息洪流中，大学生们如何保持“定力”?新媒体时代，高校如何与时俱进，发挥引导作用?记者近日就此采访了省内高校的有关专家和一线教师。

媒介素养，现代大学生不可或缺

有感于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小道消息”，台州学院外国语学院辅导员戴玲斐在疫情期间给自己的学生写了一篇题为《信息疫情，媒介素养，你准备好了吗》的网文。“自媒体时代，媒介素养越来越重要”。戴玲斐希望，学生们能在网络信息面前提升自控能力和思辨能力，并积极参与公民表达。

“媒介素养关注人们面对各类媒介信息时，如何进行接触、选择、辨别和理解。”中国广播电视组织联合会媒介素养学术研究基地秘书长、浙江传媒学院媒介素养研究所副所长宋红岩说。今年暑期，她的研究团队对疫情以来大学生的媒介使用情况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由于居家学习和社交距离的变化，学生对网络媒介的依赖大大加强。同时，媒介的不当使用也给学生们的心理和情绪带来了明显影响，甚至导致了焦虑、抑郁和更严重的压力感。

西南大学一课题组今年2月针对全国45所高校大学生的一项调查也显示，12.8%的大学生表示自己或身边同学转发过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谣言，还有8.3%的大学生表示自己或身边的同学发布过不当疫情言论。

“大学生群体是各类媒介信息传播的活跃力量，但同时他们的心智尚未完全成熟，选择和辨别媒介信息的能力又较弱，形成了媒介使用和能力之间的‘倒挂’现象。”宋红岩说。“网络信息更多元，分辨难度也更高。如果没有进一步验证的能力，很容易成为谣言的推波助澜者。在泛娱乐化的信息世界里也更容易沉迷。”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网络传播学院院长何海翔告诉记者。

“媒介素养是每个公民不可或缺的能力。”宋红岩说。早在十多年前，浙传就成立了专门研究媒介素养的机构，并发出了“像普法一样普及媒介素养教育”的呼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发布的“202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接近六成的青少年没有掌握使用网络工具来甄别网络信息真伪的技能。“现在的学生从小被各类媒介信息包围，大学阶段补上这一课越来越重要。”

普及媒介素养课程难在哪

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常凌翀从2004年起便开始关注媒介素养的问题，此后更是在湖师院开出了媒介素养通识课程。去年起，这一课程也开始面向研究生群体。在常凌翀看来，媒介素养是公民素养教育的内容之一。面对不同专业的学生，他会在课堂上结合新闻案例，让学生浏览和比对来自不同消息源的信息，通过观点碰撞、理性思考形成自己的认知。

“多一些这样的思维练习，以后学生再读到有争议的新闻时，就不容易被牵着鼻子走。”课下，常凌翀也会布置一些调查和实验作业，例如让学生尝试一段时间内不使用手机，体验减少网络依赖后的身心状态。

浙江传媒学院2008年起面向新闻专业开设媒介素养课，并于2011年开出公共选修课。近两年，学校又引入了新的通识课程“数字素养教育实务”。这门课程将理论讲授与实践结合在一起。“16个课时被分成了个人隐私保护、防范网络暴力等不同的主题，各个主题都需要学生去进行相关创作或调研，从实践中获得启发。”宋红岩介绍。

像这样的媒介素养通识课程在省内高校中仍然较少。宋红岩告诉记者：“虽然多年前我们就在呼吁加强媒介素养教育，但目前在高校中的普及程度仍不高。”“长期以来，我们对媒介和信息技术的教学集中在技能方面，在素养方面则被大大弱化。”何海翔认为。

“媒介素养教育在顶层设计上有自己的尴尬之处。”宋红岩表示。在她看来，媒介素养教育没有自身清晰的学科定位，既不属于教育学，也并非传播学的主要范畴，这给教育推广带来了难度。此前在中小学进行媒介素养教育试点时，宋红岩发现，在试着和艺术、信息技术、品德等课程分别融合后，还是与品德课程“搭档”最为理想。“高校也可以在思政教育中寻找更多可以结合媒介素养教育的契合点。”宋红岩认为。

“对于没有开设新闻传播院系的高校来说，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难度会大一些。虽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思政课会有所涉及，但往往也只能点到为止。”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铤认为，高校应将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纳入人才培养体系，面向所有学生。同时，有条件的高校还可以尝试成立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中心等部门，调动校内校外相关资源，合力推进媒介素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