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上调人民币sdr权重意味着什么 侯小溪「人民币在sdr中的权重」

2022年5月1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上调了SDR篮子货币中的人民币权重。 （视觉中国/图）

2022年5月1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董会完成五年一次的特别提款权（SDR）定值审查，并确定了新的SDR货币篮子权重，人民币权重获得提升。

这是人民币自2016年入篮后经历的首次审查。新的SDR货币篮子将于2022年8月1日正式生效，并于2027年开展下一次SDR定值审查。

在调整后的篮子中，货币构成未变，但人民币权重由10.92%上调至12.28%，美元权重由41.73%上调至43.38%，其他三种货币的权重即欧元（29.31%）、日元（7.59%）和英镑（7.44%）各有小幅度下降。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对南方周末表示，人民币权重的提高意味着人民币与人民币资产的国际接受度提高了。

SDR是IMF创造的一种储备资产。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赵雪情对南方周末解释，SDR不是货币，也不是对IMF的债权，而是IMF成员国对可自由使用货币的潜在求偿权，可用于偿还IMF债务、弥补国际收支逆差、补充国际流动性。

具体来看，SDR创设主要用于三个方面：一是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利用 SDR 换取外汇予以弥补；二是成员国之间可以根据协议换回对方持有的本国货币；三是成员国可以利用SDR偿还IMF提供的贷款及相关利息费用。

据IMF官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SDR价值被定义为一篮子货币。IMF的执董会每五年或在必要时会提前检查SDR篮子，以确保篮子能反映各组成货币在世界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

2022年的这次检查，本应在2021年进行，但因新冠肺炎疫情延期。此次SDR篮子权重调整依据的是2017年—2021年期间的贸易和金融市场发展情况。

据IMF在2015年11月确定的《特别提款权定值方法审查——修订后的建议采纳决定》中，SDR篮子中的货币必须同时满足出口标准和可自由使用标准。

赵雪情介绍，出口标准反映货币发行国或货币联盟在全球商业活动中的相对重要性；可自由使用标准则从金融交易角度进行考察，要求货币事实上被广泛用于国际支付交易，具体包括“广泛交易”和“广泛使用”两部分。

她还表示，出口标准是此次人民币份额提升的重要基石。人民币国际化缘起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商品与服务出口既是中国的传统优势，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服务宗旨之一。在本轮审查发行国商品与服务出口占比中，人民币份额由此前的10.5%上升至12.0%，稳居世界第三大货币地位。

在广泛交易方面，人民币亦有较好表现。

据赵雪情提供的相关数据，人民币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占比从2013年的1.1%增长至2019年的2.2%，全球排名从第九位晋升至第八位。从官方外汇储备来看，自加入SDR以来，人民币被他国作为外汇储备的体量持续增长，全球占比从2017年的1.2%增长至2021年的2.8%；从国际债务证券存量来看，由于西方央行实行超宽松货币政策带来全球低利率环境，人民币计价国际债券融资的市场意愿有限，市场份额处于0.3%的相对低位；从国际银行业负债来看，人民币计价占比从2017年的0.8%上升至1.1%。

针对其余几种货币调整，赵雪情表示，经历全球重大政治经济动荡，美元国际地位进一步强化，始终位居全球第一大主导货币，在SDR货币篮子中的份额上升至43.38%。

而欧元区经济低迷，货币政策处于负利率区间，虽然出口指标总体稳定，但在可自由使用方面遭到削弱；对于日元来说，出口、国际债务融资、全球外汇交易等指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促使SDR货币篮子份额下调。

赵雪情认为，SDR定值反映了国际货币乃至发行国的力量对比。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SDR定值与黄金相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SDR采取1973年标准，定值于国际贸易份额超过1%的16种主权国家货币；1980年，SDR货币篮子进一步简化为5种货币；欧元诞生后，IMF于2000年起开始采纳现有SDR定值体系，篮子货币合并为4种，即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随着人民币崛起，2015年，SDR货币篮子改为现有的5种货币。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对南方周末表示，SDR应用于一个对公领域，而不是对私人领域，权重提升，老百姓可能并没有太强烈的体会，但反映的是中国金融开放取得了切实的进展。

IMF官网发布的新闻指出，执董们普遍对中国金融市场改革的进展予以认可，同时呼吁中方采取更多措施，进一步放开和深化在岸人民币市场。

IMF规定，SDR不用于非主权债务的贸易或非贸易场景，但多位受访者对南方周末表示，人民币权重的提升，对人民币地位和人民币投资产生的影响，可以在各种国际贸易场景中切实体会。

“在没有纳入到SDR篮子里的时候，无论多么受欢迎，（人民币）都不能叫做国际储备货币。但当你跻身到SDR篮子里面的时候，就名正言顺地获得了国际储备货币的合法地位。”鲁政委说，人民币入篮后，可以折算为国际储备，其他国家以此应对国际支付需求，可以激励海外央行持有人民币。

此外，中国给出的是储备货币，能够提升与周边国家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的积极性。比如在对外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正在越来越多地使用人民币。

当人民币被国外的接受程度提高，人民币资产也会被更加青睐。

鲁政委指出，近年来，大量外资流入A股市场以及粤港澳跨境理财通，说明不仅标准化场内产品被海外市场接受，还有理财产品也在被逐渐接受。外资不断流入中国，反映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持续深化。

入篮权重提升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有助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鲁政委表示，SDR中人民币权重的提升，小到可以助力企业规避汇率风险，大到可以帮助国家避免货币错配。此外，还有助于在当下的全球摩擦中，减少一些国家长臂监管带来的风险。

货币错配，指一个国家没有美元收入，只有本币收入，但是却有美元负债。

“二战以来，很多经济体反复出现周期性的货币危机，这其实是货币错配的问题。”鲁政委说，一旦兑美元的汇率发生大幅变化，尤其在美元生息周期，容易出现本币贬值，而相应情景大范围发生在银行和企业身上，可能导致更为危险的问题。

赵雪情也给出了相似的判断，她认为，提高人民币权重，将进一步强化IMF对人民币的国际背书，提振人民币使用信心，也将推动SDR成员国和使用者增加人民币使用，开立人民币账户，建立银行间联系，更多地将人民币纳入相关借贷协议、交易安排，充分参与人民币市场。

一位国际贸易领域从业律师告诉南方周末，未来如果外方针对“汇率操纵”开展相关调查，她会以此次人民币提高SDR权重作为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重要佐证。

虽然目前SDR不用于非主权债务的贸易或非贸易场景，主要应用于对公领域，但作为一种可以避免单一货币波动造成企业或个人利益受损的计价工具，SDR还存在更多应用的可能性。

2018年4月11日，IMF在其官网发布一篇题为《基金组织执董会讨论特别提款权的作用》的文章，其中提出，特别提款权有三种不同的形式，一是官方SDR（O-SDR），即SDR是由IMF管理的储备资产；二是市场SDR（M-SDR），也即由官方或私人发行的SDR标价的金融工具；三是计价提款权（U-SDR），也即SDR被用作计价单位和数据统计单位。

距离普通人更近的，是M-SDR 和U-SDR ，即SDR标价的金融工具和以计价单位出现的SDR。

上述律师对南方周末表示，最开始接触到特别提款权主要是在海商法的相关运用中，一些跨国运输赔偿条例方案里会使用到SDR计价。海商法采用了SDR这一价值计算单位作为责任限额的计算单位。

“货运时间比较长，拟定跨国运输赔偿条例时，会使用SDR做方案，相当于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货币。或者在与部分汇率不稳定、外汇管制有问题的国家进行交易时，拟定方案时可能会考虑用SDR进行计价。”上述律师说。

此外，民航领域的赔偿也会运用到SDR计价，如空难、行李延误等。

一位曾乘坐汉莎航空国际航班丢失了行李的乘客告诉南方周末，“当时行李延误了，逐条查阅托运规则，发现其中注明了这种情况下，会赔偿十几个SDR。”

鲁政委表示，SDR在计价领域使用，可以避免单一货币剧烈波动造成的影响，“SDR计值对大家总体是公平的”。

2016年世行副行长奥特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年8月，世行2016年第一期SDR计价债券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名为木兰债。该债券认购类型丰富，既有银行、证券、保险等国内投资者，也有境外央行、国际开发机构和境外金融机构。

但后续并未见到更多木兰债相关产品诞生。

一些受访者表示，美国并不希望SDR发挥更大作用。用美元计值，对美国来说汇率风险为零，但用SDR计值，每提高一个百分比的其他币种，就提升了一点美国自己的汇率风险。

SDR在对公应用时也面临一些障碍。

赵雪情介绍，迄今为止，IMF进行过四次SDR普遍分配和一次特别分配，SDR累计规模为2041亿SDR。相较于国际金融往来体量，SDR供给规模明显不足，无法充分满足全球储备资产需求。

此外，SDR机制是一个封闭体系，利息收支内部抵消，仅发生在货币当局、国际收支层面，私人实体与个人不能持有使用SDR。对于一国货币当局，SDR不能用于金融市场干预及交易，难以较好地实现保值增值，交易便利性也较为有限，无法满足储备资产管理的需求。同时，SDR机制还存在定值周期较长、双向交易容量有限、流动性成本较高、时间安排繁琐等问题。

鲁政委指出，此前，全球为了救助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第三世界国家，SDR贷款规模扩大，说明SDR的应用范围相对过去有所扩大，但其中还存在更多的国际经济政治博弈因素。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侯小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