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行，教育学理论落伍了吗

在教育学名下的10个二级学科里，教育技术学似乎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搞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等学科研究的学者，往往瞧不起教育技术学，认为其缺乏理论支撑;搞教育技术学的学者，同样瞧不起搞教育理论的，认为他们不懂技术落伍于时代。用华东师大教授李政涛的话说，理论或技术的恐惧让这两类学者彼此隔阂，“老死不相往来”。

隔阂的不仅是学者们，也包括学术期刊的主编。《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副主编李春萍见到《现代远程教育研究》的田主编，第一反应就是想知道教育技术论文高被引背后的秘密。

2018年岁末的华东师大丽娃河畔，围绕“信息技术时代的教育学理论重建”话题，老死不相往来的两拨人终于坐到了一起。“一个学科是否成熟，决定于其学科的系统性和知识的丰富性”，华东师大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说，如何让教育学科分出层次、有系统的知识，在传统的教育学上找不到答案，但在信息技术时代有了新的可能性。

技术改变教育形态

翻转课堂、智慧教室(教育/教学)、慕课、微学习……不管你在不在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一些新的教学组织形式正在中国各地课堂进行探索。教育大数据、数字化学习、深度学习、混合学习、自适应学习等新鲜词汇，甚至让人有些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梳理近几年的教育技术实践，西北师大教育技术学院院长郭绍青总结为7个方面的“互联网+教育”现象，包括基于自主学习的视频公开课、基于选择性学习的智力资源共享、基于教师协作的团队教学组织等。西北师大的团队在四川大凉山的雷波县进行了一年多的实践，在同步课堂、专递课堂之上，他们又探索组建县级为单位的虚拟学校，利用少量的英语、美术、音乐教师，解决农村教学点开足开齐课程问题。甚至他们还尝试让学生利用网络资源，进行自组织学习的探索。

西南大学副校长靳玉乐认为，过去认为人的思维发展推动了技术进步，今天技术不仅促进了人的思维方式变革，而且重构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整个社会文化的改造。信息时代很多的知识不仅仅通过文字符号来传递，教育研究者更应该关注网络在线课程发展、重视电子课程资源创建、推进课堂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既不能用狂飙突进的技术“裹挟”课程，也不能以课程的“自负”无视技术。

华东师大教授马和民的研究领域是教育社会学。在马和民看来，新技术、新媒介正在以革命性的方式引领着教育变迁，“黑板、粉笔，表情严肃的老师、认真听讲的学生”正在消失，很少再有人愿意花3个小时聆听一场学术报告，极少有人还愿意“坐得十年冷板凳”探索一个学术问题。马和民甚至担心，教育技术学正在发展为技术教育学，读书、思考、辩论的理性时代正在消失。

教育真的改变了吗

因为前校长是教育信息化专家，华中师大教育学院院长雷万鹏“被迫”看了200多篇教育技术学的论文，涵盖国内所有的知名专家。读得多了，他对信息技术如何在教育中落地、如何去产生效果，产生了多样的疑问。比如“非显著性效应”，既然不同的技术手段在教育与学习结果的影响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为什么还要用信息技术、不用相对传统的手段呢?

雷万鹏认为，一个技术如果真正融入教育，最后会让大家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不会去刻意寻找它。现在很多人都大力提倡教育技术的发展，恰恰暴露了这个技术在教育领域用得不太好。因此，从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的角度看，教育技术未来应该回归人性、承载人文、以人为本。实证主义、解释主义、批判主义的范式，应该成为信息技术教育发展学科研究的重要支撑。

江南大学教授陈明选是2018年国家教学成果奖的评委。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教学成果奖看，教育技术学在其中的话语权并不大。陈明选认为，教育技术学必须重视学术成果的分享与转化，特别是要进行一些跨界的交流。江南大学人文学院设有中文系、教育系、教育技术系、音乐系和舞蹈系，5个系之间的经常交流让陈明选对教育技术学有了更深的体会。陈明选认为，哲学层面的价值取向、科学层面的准确方法和艺术层面的直觉，应该是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基本追求，而不仅仅是那一堆数据。

“为什么IT改变了几乎所有的领域，却唯独对教育的影响小得令人吃惊?”乔布斯生前曾发出过这样的疑问。华东师大教授祝智庭认为，在其他领域特别是服务业，信息技术带来了直接的便利性，由此产生了价值。但对教育而言，便利性只能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科学研究发展规律，技术应用实现价值，创意设计提升价值，文化取向影响价值，智慧教育应该是科学性、技术性、艺术性、人文性的有机统一。因此，对于智慧教育我们要有新的研究范式，现在研究所用的一些数据，很多都是浪费时间，没有太多价值。

理论如何回应现实

近几年，一些综合性大学取消了教育技术学学位点，社会上热衷于互联网教育的很少有教育技术学专业的毕业生，科班出身的多数选择留在高校，教育技术学人才培养进入一种自循环式封闭模式。教育技术学脱离教育创新实践，与教育信息化两张皮的现象甚为严重。

如果把学术研究比喻成一棵大树，树干应该是核心理论、基本理论，枝干是一些分支理论，叶子可能就是一些社会热点。陈明选认为，目前教育技术学研究很多仅仅是聚焦于叶子上的研究，没有吸收养分去强化主干。这些叶子上的研究虽然很耀眼，秋风一吹叶子都落掉了;明年春天又有新生的叶子，然后又根据这个叶子做研究。

北京师大教授杜育红认为，信息技术对教育最大的影响，是对教育需求、技能需求的影响。劳动力市场上需要什么技能，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需求发生什么变化，是杜育红等教育经济学研究者最为关心的事。在杜育红看来，信息技术的进步，使量化研究中采集数据的手段、范围更多了。但是，大家都在发问卷、采数据、做模型，实际上很机械、很程序化，忘了研究最本质的东西。

大数据是当前的一大热点。学校不仅每天接收外部的大量数据，内部也会产生海量数据。大数据改变着学校传统的决策模式、组织结构、领导方式和评价模式，必然将引起研究范式的变革。对于大数据时代的教育管理学研究而言，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黄崴认为，要分析与某事物相关的所有数据，而不是依靠少量的数据样本;乐于接受数据的纷纭复杂，而不再是追求精确性;不再探求难以琢磨的因果关系，转而关注事物的相关关系。

海南师范大学教授蔡宝来认为，“未来已来”意味着人类长期追求的人工智能已经成为现实，技术主导的教育实践跑得太快，教育学理论已经跟不上了。对于教育研究者而言，这将会带来“课堂教学革命和学习革命”。因此，教育学理论第一要开放，不能是自说自话的闭环;第二要引入和学习新的技术，实现跨界融合;第三要承担起引领和创新的功能，否则就失去了理论本身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