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一道持续半个世纪的未解题

“减负=制造学渣?”近期，部分地区教育部门出台的相关教育举措，让减负再度成为家长热议的焦点，一些家长喊出“家长已疯”的呼声。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的减负为何一次次引发热议，且到如今仍然无解?

半个多世纪，减负一直在路上

1964年2月，北京一位中学校长给上级写信，建议为中小学生“减负”，后来信被转至中央。从那时起，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教师，形成了给学生减负的共识。这就是现代教育史上有名的“二月来信”。

时隔半个多世纪，给学生“减负”依然是中国教育需要解决的问题。到如今，减负已成为教育主管部门的“自觉追求”：这些年来，全国各地教育部门几乎年年都要推出减负举措，措施也大同小异，主要集中在作业量、上课时间、规范招生编班等方面。

比如，此次引发热议的南京市教育局的教育督查工作：按照家长们的说法，先是各种“不许”：不许补课，不许考试，不许公布分数;然后是突击检查学校，查看学生书包里有没有课外辅导教材、作业本;改课表，一天少一节课，小学两三点就放学回家……这些减负措施引发当地家长强烈吐槽。

之后不久，浙江省也公布了一份中小学生减负工作实施方案，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小学生晚9点、初中生晚10点后可拒绝完成作业”“严控校内考试次数”“严禁发布考试成绩和排名”等相关内容同样引发热议。

不仅仅是江苏、浙江两省，这些年来，减负一直行进在路上，包括教育部、各省市县各级教育部门都多次颁布减负令。

2018年末，由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号称史上最严减负令的《中小学生减负措施》重磅出台，剑指中小学课业负担重这一痼疾，对校内、校外、家庭、政府四方面减负工作全面明确责任并提出要求。目前，已经有20多个省份出台了具体实施方案。

“囚徒困境”下的减负现实

曾有人借用经济学中的“囚徒困境”描述“减负”的现实：所有孩子“轻负”健康成长本是最优选择，可一旦家长、学校从现实出发，为求个体最好，做出了“增负”的“理性”选择，就会出现所有孩子不得不加码学习的局面。

半月谈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从小学生到高中生，只要是学生，每天就要背负沉重的课业、补习负担。一些家长甚至在孩子幼儿园小班时就把孩子送进校外培训机构。

广州某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家长说，孩子所有的课外时间已经排满，语数英三科都在上机构的补习班，每天有大量的作业要做，还要去参加各种机构组织的“秘考”，家长孩子都非常辛苦，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重。

半月谈记者采访中，很多家长表达出对子女成绩的焦虑：强中更有强中手，网络时代信息获取便捷，使得“牛娃”似乎无处不在，而择校带来的高分生源日益相对集中，更加剧了竞争的激烈程度，学霸还会受到学神“摩擦”。

在望子成龙的心态中，在别人家孩子的刺激下，在上一个好小学-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学的心理路径设计下，家长们一掷千金、甚至是奋不顾身，从孩子幼儿园、甚至从母亲孕期就开始“抢跑”。

许多家长提出，在当前情况下，不给课内机会，家长就转课外，负担没有减下来，却增加了经济负担。从一个维度看，这种减负，实际上进一步加大了教育的差距，影响了教育公平的实现。

在“减负”政策制定实施中，政府出力不讨好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在谈到如何正确看待减负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减负不是让学生没有学业负担，搞什么所谓的“快乐教育”。减负是要减去强化应试、机械刷题、超前超标培训等造成的不必要、不合理的过重负担。减负不能搞“一刀切”减负，应按照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科学减负、有减有增，让学生的负担保持在合理的、适度的范围之内。

有教育专家指出，当前仍是分数决定一切，在教育领域，行政官员的考核看分数，校长的提拔看升学率，老师的绩效也是看班级平均分，以升学率为标准的分数制度，带来的必然是应试的结果，造成一切为成绩服务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