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确定“十四五”时期教育事业的主要目标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强调“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这对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我国教育新发展格局提出了更高要求。
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央高度重视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所列出的主要发展目标中,“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排在首位。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指出:要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构建方式更加灵活、资源更加丰富、学习更加便捷的终身学习体系。
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形成人人皆学、处处可学、时时能学的学习型社会,是文明进步和国家强盛之基。终身学习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60年代,以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报告为标志,开展多次性、个性化的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逐渐成为各国政府的决策理念和广泛共识。在我国,1999年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第一次使用“终身学习体系”的概念。终身学习强调学习者自觉利用各种学习资源和机会自主学习,为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也为终身学习体系的打造奠定了基础。
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建设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发展日新月异,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浪潮正重构人们的生活生产、学习形态和思维方式,并将导致学习方式的更新换代。当下,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当顺势而为,从学习开始。唯有持续不断学习,更新观念、升级知识、拥抱变革,才能增强与时代和发展同行共进的过硬本领。
为此,应以观念转变为行为先导。终身学习既包括每一个人从婴儿到老年各个不同发展阶段所受到的各级各类教育,也指每一个人从学校、家庭、社会各个不同领域受到的教育。学习型社会建设已不再局限于正规学校学历教育,也不仅服务于青少年儿童。现如今,我国基础教育规模庞大,普及化率达到了较高水平;高等教育规模发展也已迈入普及化阶段,国民教育体系的发展重心得到了大幅度跃升,为更新全民终身学习观念打下了坚实基础。基于此,应尽快推进终身学习的法律规章和制度政策建设,建立政府主导,学校、企业、行业、机构等共同参与的运行机制,明确以终身学习为目标的发展战略框架和社会各方权责义务,为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提供制度保障。另外,终身学习优质资源应精准惠及各个年龄阶段、不同教育需求的社会成员。面向青少年,应注重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遗产等社会机构的免费开放或优惠力度,满足其健康成长需要;面向成人从业人员,应加强职业岗位适应能力、转移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满足其职业发展需要。面向老年群体,应采取健康养生、文化休闲等多种形式,满足其身心发展需要。应当强调的是,高校可发挥人才和人力资源的“母机”优势,整合学科专业资源,提供高质量教育方案,做好全民终身学习的连接器,推动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现代教育体系。
脱离开放、共享的理念,就不可能产生高水平的终身学习体系。高质量内涵式的新发展阶段,应充分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聚集、整合和推广国内外各类优质学习资源,实现课程、师资、设施、数据等全方位共享,建立人人皆可随时随地自主选择,享受个人所需学习资源的“泛在学习”,以更大范围的学习者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作为检验尺度,培养全民终身向学的兴趣和能力。现代教育的承诺是要让学习者持续获得有意义的学习经历,未来教育将来自于在学识上各有所长的无数机构,孕育学习者持续产生学习提升的渴望。对此,应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向非传统学习者开放场地设施、课程资源、师资力量、实训设备等;依托社会机构建立实践教育基地和体验式学习基地,推动校内外场景互联互动;为特殊群体学习者提供良好环境和条件,提供必要的专业支持和服务;面向在岗职业群体开展“工学交替学习”“送教入企业”等,畅通学习成才通道。
在信息科学技术、人工智能的强大推力下,“互联网+教育”已然诞生了容纳科技、教学法和知识的极度空间,构建起网络化、立体化的全民终身学习载体,以及开放便捷、一体化的学习服务平台,有力促进了泛在学习、混合学习、个性化定制学习、社群学习等新形态,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能。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预测研究,近几年在线教育市场将每年增长5%,教育和学习的环境与生态将面临重塑的可能。在学习内容上,通过在线教育深度开展研究式、工作式、拓展式学习,提升信息意识、知识、伦理等信息素养,不断增强学习者综合素质能力。在学习方式上,通过在线教育实施监测、互动、研讨等方式,在不同地域、人群和机构之间开展跨域合作和联通学习,整体提升学习效能。在学习制度上,以在线教育为保障,搭建开放灵活、优质高效的终身学习资源服务体系,健全完全学分制、课程互认、学分累积转换、弹性学制,以及转学、转专业的国家资历框架体系,搭建衔接沟通的成长“立交桥”,满足学习者不断变化的学习需求和多样化发展需要。
(作者系天津大学研究生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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