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高窟雕刻时光的年轻人

图①：李晓洋在修复雕像。　　资料图片　　图②：樊雪崧在查阅资料。　　魏 力摄　　图③：薄龙伟在做数据采集。　　孙德强摄　　图④：俗称“九层楼”的莫高窟第96窟窟外木构建筑。　　资料图片

在敦煌，时间是一种特别的存在。

时间是静止的，上千年的文明仿佛凝固在一尊尊雕像、一幅幅壁画上；时间又是流动的，一代代莫高窟人在这里孜孜以求，奉献青春。

据敦煌文献《莫高窟记》所载，十六国前秦建元年间，禅师乐僔途经敦煌三危山，在此地开窟修行。此后渐渐有僧人、民众来此开窟造像。有人认为，“莫”原指“漠”，意为“沙漠的高处”。后因“漠”与“莫”通用，故改称为莫高窟。

莫高窟，对游客来说，是新鲜的奇观；对坚守在这里的文物保护利用群体而言，却是真实的生活。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一批批年轻人来到莫高窟，被敦煌艺术所吸引，选择扎根大漠。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莫高窟人将青春留在敦煌，让风沙染白两鬓，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

如今，新一代的莫高窟人正接过老一辈的接力棒，在这里挥洒青春，书写崭新的篇章。

敦煌美术研究者樊雪崧：

“希望为敦煌艺术研究出一份微薄之力，以回报历代无名工匠”

从敦煌城往东南25公里，经过一片茫茫的沙漠，就到了鸣沙山东麓，那座标志性的“九层楼”映入眼帘。崖壁上700多个石窟静立，散发着神秘的光芒。8年前，硕士毕业的樊雪崧第一次来到敦煌研究院面试，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来到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扎根大漠。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在戈壁沙漠中种粮，寻找锁阳、草籽等植物充饥。如今的莫高窟，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参加工作后，樊雪崧住进了一室一厅的单身宿舍，浴室、厨房一应俱全。

硬件设施虽有了很大的提升，但生活还远远算不上丰富。每天宿舍、单位、食堂“三点一线”，下班后，除了宅在宿舍看书、上网，就是在“九层楼”前散步。周六周日是采购日，他们结伴坐班车下山，买零食、饮料、小家电……跟搬家一样往宿舍搬东西。

孤独，是莫高窟年轻人的日常。冬天，莫高窟的游客少了，天一暗，万籁俱寂。“遇到沙尘暴天气，沙子从关着的窗户钻进来，人一连好几天都出不了门。”樊雪崧说，“这样的日子久了，很多人见了人也不爱多说话了。”

莫高窟的年轻人有自己的消遣方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里的年轻人多少带点浪漫情结。爬沙山、走孤道，从研究院到敦煌市区，他们可以徒步穿越沙漠，从早上6点走到下午1点。

也不是没有动摇，毕竟远离城市，家人要多陪伴，孩子面临上学，这些现实的问题，年轻人也会考虑。“但莫高窟有很好的学术平台和丰富的学术研究资源，这是让我留下的重要原因。”樊雪崧说。

在莫高窟第254窟的南壁上，樊雪崧一次次观看舍身饲虎的故事。壁画采用“异时同图”的形式，将所有情节都置于一幅画面中。光从石窟外照进来，绚烂的颜色、严谨的构图、强烈的共情，都给樊雪崧无比的震撼。他一次次地观摩壁画，每一次都有新感受。

壁画的精妙，在樊雪崧看来，是一种精神。

在敦煌的岁月，樊雪崧找到了自己的方向——研究美术。在岁月的变迁中，是什么力量让敦煌艺术诞生于戈壁荒漠的深处？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敦煌美术又记录下哪些珍贵史料？带着这些疑问，他考入南京艺术学院攻读博士，师从费泳教授。“希望为敦煌艺术研究出一份微薄之力，以回报历代无名工匠。”樊雪崧说。

VR制作师薄龙伟：

“用数字化手段，让敦煌艺术焕发新的活力”

“是什么让你留在敦煌？”

这个问题，薄龙伟也问了自己好多遍。2012年，从南昌大学影视动画系毕业后，薄龙伟冲着敦煌离家近，来到研究院工作。那一年，敦煌研究院招收了16个人，薄龙伟是其中的3个女生之一。她记得，班车接着新人们来到研究院，“路上一片荒凉，车开了好久都没到，我都快绝望了。”在参加新人培训时，面对密集的石窟知识、浩大的艺术宝库，薄龙伟有些发蒙：“我对莫高窟知之甚少，感觉很惶恐。”

改变发生在2014年。当时，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改名文物数字化研究所，薄龙伟负责石窟的VR全景制作。数据采集、后期制作、相关研究性课题……都由他们几个人组成的团队承担。

她就这样一头扎进了洞窟，做起敦煌石窟的数字化。“小洞窟数据采集需要一到两天拍摄，大洞窟需要两三天，后期制作还需要两三天。VR还需要加入语音讲解、图片展示、小视频等，一个就得花上一两个月的时间。”薄龙伟说。就这样，一点点、一个个，她所在的小团队完成了200多个石窟的VR制作。

改变就这样悄然发生了，以前进入石窟，她转一圈就走了，现在她一进洞窟就半天出不来。看绘画方式，研究构图方法，对比不同朝代的用色、下笔……不知不觉，她就可以看上好几个小时。之前进石窟看不出门道，现在只要一进洞窟，她就能大概判断是什么朝代的石窟。薄龙伟形容这是“内心的改变”：“进洞窟状态不一样了，我变得爱看壁画了，进了洞窟就觉得清净。”

她喜欢壁画上的小动物。294窟壁画上有一只朱雀，因为年代久远，颜色褪去，没了光彩。在对洞窟进行数字化过程中，她将朱雀的线稿调出来，根据之前的研究成果给朱雀填色复原。看到小小的朱雀在屏幕里活起来、动起来，她的喜悦无以言表。随着时间的流逝、环境的变化，石窟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壁画也在慢慢消失。“用数字化手段，可以实现敦煌石窟文物的永久保存、永续利用，让敦煌艺术焕发新的活力。”薄龙伟说。

在研究院，她收获了友情，年轻人凑在一起聊天、喝茶、做饭，其乐融融。让她高兴的是，当年和她一起进入研究院的16个同事，一个也没有离开。她也在这里遇到了爱情：她在61窟拍摄，他在66窟修壁画，他一下子看见了她。如今，他成为她的丈夫，他们的孩子3岁多了。

薄龙伟计划就196窟的本生故事做一个敦煌壁画故事绘本，那是一个褒善贬恶的故事。她想将壁画故事做成儿童绘本，讲给孩子听。

敦煌的气候并不舒适宜人，尤其是对于爱美的女生。夏天光线格外刺眼，需要戴墨镜、口罩，冬天天寒地冻，需要裹长羽绒衣。但这里，有薄龙伟最爱的雪天。下雪天，她会爬到三危山上，雪飘落在远处的沙漠、飘落在近处的石窟。天地间空无一人，眼前一片纯净、雪白，一切都好静、好美。

壁画修复师李晓洋：

“壁画也是有生命的，我们要善待它们”

一边是绵延的石窟、一边是浩瀚的星空，敦煌的夜晚是如此璀璨、如此奇幻——这是李晓洋从小就熟悉的星空。1989年出生的李晓洋是在敦煌长大的孩子。他的爷爷李云鹤，是敦煌研究院壁画修复大师，参与修复壁画近4000平方米，修复彩塑500余身，当选“大国工匠年度人物”。

尽管是个名副其实的“敦煌三代”，但成为一名壁画修复师，并非李晓洋最初的人生设计。高中出国，室内设计专业毕业，他本想着在外闯闯。作为家中独子，他是被父母劝回敦煌的。

来到敦煌研究院上班，李晓洋的第一课是和泥巴。因为做石膏没有达到要求，一向和善的爷爷发了脾气。在李晓洋的印象中，“这是爷爷第一次对我发脾气”。

对修复壁画的兴趣，发生在真正接触这门手艺后。

2015年冬天，李晓洋参与了莫高窟360窟的壁画抢修。360窟在莫高窟不算一个大窟，大概有40多平方米。李晓洋刚进入360窟的时候，壁画起甲（指壁画颜料层与绘制颜料层的泥层脱离并卷起的一种病害状态）非常严重。经过他们团队持续一年多的工作，第二年5月工作组照例拍摄了修复后的照片。回到办公室，看到壁画修复前后对比图，李晓洋惊呆了。这是主室北壁西侧的壁画，色泽鲜艳、构图精巧，画中人物的鼻子、眼睛栩栩如生。虽然有些颜料层脱落了，但整体画面妙不可言。“那一瞬间，忽然觉得很震撼。”李晓洋说，“这件事情后，我忽然觉得这份工作有意义了。修复能把壁画原来的样子展现给大家，很有成就感。”

壁画修复是一件非常耗时的工作，“一个工程耗时几年，是很平常的事。”李晓洋说。在外人看来，他们面对墙壁，波澜不惊。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指尖涌动着波涛汹涌，稍有不慎，就可能对壁画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爷爷常跟我说，壁画、塑像就像病人，我们就像是医生，它们生病了，才需要我们去修复。”李晓洋说，“别看它们不会说话，壁画也是有生命的，我们要善待它们。”

颈椎不好，是久坐落下的职业病；与家人聚少离多，是修复工作的常态。但年轻的李晓洋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工作生活节奏：除了在莫高窟修壁画，甘肃天水、河北曲阳、山东泰安、四川成都……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还参与了援外项目。

2017年，李晓洋离开敦煌研究院，组建了自己的修复团队。

尽管离开了敦煌研究院，但李晓洋的心还在莫高窟，觉得自己离莫高窟的星空仍然那么近。“今年是修复壁画的第九年，我感觉每一个新项目都是新的起点、新的尝试。”李晓洋说，“修复壁画已经变成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接触越多越热爱。”

“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也是李晓洋的座右铭。带着这些“财富”，他选择继续面壁而“修”。

版式设计：张芳曼

《 人民日报 》（ 2020年12月13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