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有韩春雨现象，今年更是爆出了某地方院校数学系超越北大数学系的笑话。
单单就规则而言，这所学校并未直接进行作假，也并非贿赂排名机构，而是很多数学系老师对规则的娴熟掌握与利用。USNEWS排名规则中对高引用率权重较高，人为制造高引用率，让该校一举超过北大雄踞数学第一。
如果说追究该校的责任，大约只有一条，对高引用率的奖赏。但全国很多高校不也是这么做吗?区别无非是程度与规则严密与否的问题。引用率本来是科研领域评价学术价值的一把重要的尺子，一旦我们把这个尺子作为衡量学术水平的重要甚至唯一的指标，就彻底被异化了。当下，有个别大学与科研机构甚至直接出台奖励政策，鼓励引用同一个学校或者单位同事的论文，以提高学校或某科研机构整体的学术声誉，则是对规则的功利化利用。
评职称看论文，于是就有一些教师制造出一堆没有价值的论文，甚至是雇佣第三方不顾廉耻地定制论文。专利一度作为科研效果与成绩的一部分，于是专利就井喷了，大量没有实际意义的专利多如牛毛。
表面上是我们评价尺子出了问题，过于重视一些数字评价了，才有了“四唯”“五唯”的问题，但我想更进一步追问，我们为什么会喜欢用数字评价?难道大家都很傻?
肯定不是，首先是因为诚信。诚信文化的缺失，导致我们不相信定性评价，更喜欢用定量评——数字来衡量，认为数字评价一定能够实现公平。
然而，只采纳数字评价，功利文化就开始上阵了。极端功利化的应对，不断扭曲各种指标，玩坏各种规则。比如SCI，比如引用率。
学术诚信不是独立的，是整个社会诚信的一部分，也不可能独立存在。因此，学术诚信的建设，需要从每一个人的诚信上下手。
诚信文化难道是人性的优势?不是，是严惩重罚出来的。撒谎和作假成本太高，大到你无法承受，让你不敢越雷池半步。就如法律的意义，是靠威慑实现的。
2014年8月，日本著名科学家笹井芳树(Yoshiki Sasai)在研究所附近悬梁自尽，时年52岁。原因是其牵扯到一起学术不端事件，即日本著名科学家小保方晴子学术造假案。羞愧难当。而曾经声名显赫的小保方晴子则再也没有机会进入研究领域，被“社会性死亡”。
去年，美国也被揭露出招生舞弊丑闻。一些有钱人通过贿赂体育教练，通过招生的旁门进了名校。被揭露后，不仅学生被退学，相关教练被罚重金、被判入狱，行贿的考生父母也一同被罚重金，被判刑入狱。
我们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比如酒驾入刑。酒驾屡禁不止，相关部门最后拿出杀手锏，酒驾入刑，这一恶劣风气迅速得到了遏制，甚至催生出代驾这一新兴职业。
如果我们一些教授、科研人员一旦被发现有学术不端或学术舞弊，不仅是开除、停职，而且一辈子不得从事教师与科研工作，丢了饭碗，他还敢吗?
近年来，中央和教育主管部门多次下发文件，提出加强学风建设。例如，在《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中，响亮地提出“科研诚信是科技工作者的生命”;在“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再次提及加强学风建设，坚守学术诚信。
我认为，只有从底层解决诚信的问题，才能顺理成章地建立学术诚信的风气;只有以最严格的措施惩戒学术道德失范者，才能切实捍卫科研诚信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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