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线上文物览古今历史

　　良渚文化刻纹玉璧

　　“黔宁王遗记”金牌背面

　　“黔宁王遗记”金牌正面

文物，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也维系着生活在同一文化圈里人们的情感认同。那些平素里“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宝贝精品，如今因为一场场“云展览”，与艺术爱好者们的距离陡然拉近了。零距离观看，让观者与文物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变得不再遥远。

上周起，首都博物馆微信公众号推出“首博电台”，从现有的特展——“穿越——浙江历史文化展”“1420：从南京到北京”里，各选一件重点文物，结合图片、音频，呈现“物之声”。无独有偶，中国园林博物馆的“线上课堂”同步开讲，带观者再次“回到”展厅，让观者宅在家里也能独享专场导览。

从距今四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到战国时期号称“战国第八强”中山国的兴衰起落，再至明代沐氏家族绵延百年的清正家风，它们如同时空里一颗颗璀璨明珠，向后人昭示一段段依然鲜活的历史。

良渚礼器“三大件”

现陈列于首都博物馆的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刻纹玉璧，是目前国内出土的面积最大的良渚文化刻纹玉璧。其重要性不仅在于个头大，更重要的是它的两侧各有一个罕见的刻画符号，刻痕极其纤细，其一为阴刻盾形层台，中间有一飞鸟纹饰，有学者认为这个符号与祭坛相关；玉璧的另一面刻有形似玉璋的纹样，至于具体传递何意，目前尚未有定论。

去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良渚古城遗址，除了发掘出大量建筑群，出土的众多文物中，玉器是当之无愧的焦点。出土于良渚反山十二号墓的一只玉琮，高8.9厘米，内圆外方，是迄今为止品质最佳、体量最大的玉琮，堪称“琮王”。发掘于同一地方的一块玉钺，是目前唯一雕琢有神人兽面纹和鸟纹的玉钺，堪称“钺王”。透过它们，今天的人们才得以看出当时社会的规制。

可以说，要解读良渚文化，得先学会识“玉”。因为它不仅是良渚文化的重要内涵和特征，也是中华文明进程中极具特色的物化形态。众所周知，中国自古崇尚玉文化，玉比青铜器更早成为“礼”的象征物。而且，古人生前多佩玉。《礼记·玉藻》有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征角，左宫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不过，与中原地区有所不同，在良渚文化中，大量玉器还被发现运用于祭祀与征战，其中，玉琮即为祭祀所用，而玉钺常为征战之用。

有学者由此推论，处于东南沿海的良渚地区，人们凭借殷实的农作物生产，较早搭建起庞大的社会结构，进而从自然崇拜转向君权（神权）崇拜。这也佐证了以玉琮、玉钺、玉璧为代表的良渚礼器“三大件”，成为军权、王权的标配。

揭秘“战国第八强”

言及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人们大多会想到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然而，撇开“七雄”，彼时中原大地还存在诸多名声稍逊、自带神秘光环的国家，中山国便是其中之一。

中国园林博物馆举办的虚拟展览之“剑指苍穹的执着——走进古中山国”，便为人们揭开了这个有着“战国第八强”之誉的古国风采。

“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如今的河北省所辖区域，在两千多年前除了分属燕国、赵国外，还有一片区域乃中山国的势力范围。这个并非周王室分封的非“正统”国家，同样曾经拥有辉煌的历史。出土自这里的三件刻有长篇铭文的青铜器被称为“中山三器”，上面记录了此前未见与历代史书的有关中山国的史实。此外，铭文还提到了“皇祖文武，桓祖成考”，从中可知中山国有名号为文公、武公、桓公、成公的几代国君。

生逢乱世，为了在列国之间求生存，由狄族的鲜虞部落建立的中山国效仿华夏诸国，逐步完善政权及礼乐制度，居民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展出的不少文物都能看出中原传统文化的印记，其中较知名者，有错金银双翼神兽、十五连盏铜灯，以及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等。从这些器物上不难发现，无论是车马器、屏风座还是连接扣器都运用了云纹造型，色彩绚丽，动感十足，说明起于北方草原的中山国历经数百年已与中原民族渐趋融合，呈现出刚柔并济的风格。

尽管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方面已逐渐华族化，中山国依然有着游牧民族的鲜明烙印，素好田猎便是例证，那时的田猎活动既是娱乐，从某种层面看也是军事演练。也正是这种好武之风，让它得以屡屡以弱胜强，绵延国祚。《战国策·齐策》载曰：“中山悉起而迎燕赵，南战于长（房）子，败赵氏；北战于中山，克燕军，杀燕将”。其以千乘之国力而迎战两个万乘之国，其国力、军力之强，可窥一斑。

沐氏金牌传家训

首博今年的开年特展“1420：从南京到北京”，围绕明代迁都北京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叙事展开。

此番走进“首博电台”的“黔宁王遗记”金牌，是我国古代墓葬中发现的唯一一件来自显赫家族的家传遗训，属国家一级文物。金牌通体呈圆形，直径约13厘米，由纯金打制。金牌上部装饰有两片蕉叶，顶部有一圆形穿孔以便系绳。正面居中刻“黔宁王遗记”五个空心大字，左右两边分别刻“此牌须用”“印绶带之”两行文字，字体略小。背面刻字五行，内容为：“凡我子孙，务要忠心报国，事上必勤慎小心，处同僚谦和为本，特谕，慎之，诫之。”

不难看出，这块金牌实则是“家训”，背面所刻文字乃明代开国功臣、黔宁王沐英对后代的教诲。对于沐氏，读过金庸武侠小说的人们，对《鹿鼎记》里单纯可爱的沐剑屏应该不会陌生，没错，她便是沐氏后人、云南沐王府的小郡主。至于这份传世家训，其意在训诫子孙供职朝廷首先要忠心报国；对上级要敬重有礼、谨言慎行、勤勉尽责；与同僚相处则要以诚待人、谦恭平和。蕴含着儒家为人处世之道的此三十字家训，意在提醒后人秉持清正家风。翻阅史书，不难看出，有明一朝，沐氏家族历12世，两百余年间屹立不倒，或许与他们奉行严格的家训不无关联。

吊诡的是，这块传自先祖的金牌，出土于沐英后人、明黔国公沐叡之墓。在他镇守云南期间，由于平定叛乱不力，被人掳走府印，因此获罪夺爵下狱。在其墓中随葬品里发现刻有祖宗遗训的金牌，更显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