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种持续“上新” 让新工种及时拥有“身份证”

　　“5分钟卖出1.5万支口红的带货主播李佳琦，作为特殊人才落户上海了，他和同行们也有了名正言顺的‘身份’——直播销售员。”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邮区中心局邮件接发员柴闪闪说起疫情后走红的带货主播近况，引得不少代表感叹:“这真是一个人尽其才的好时代。”

同样来自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安徽淮北矿业集团公司高级技师杨杰，对于新职业近年来的发展感受颇深。不过，他将视线转向那些新技术领域里还没被“正名”的新工种。

最新的《职业分类大典》颁布于2015年。按规定，《职业分类大典》每10年修订一次。但随着技术设备的发展升级、社会需求不断变化，工种“上新”的速度加快，远超新职业和相关技能标准的发布速度。

“没有官方认可的‘身份’，从业者难有社会认同感，技能标准和评价体系更无从谈起，这阻碍了新产业、新技术领域的人才培养。”代表委员们呼吁建立职业分类动态更新机制，及时颁发相应的职业技能标准，让更多的新职业从业者更有干劲、有奔头。

“身份不明”，需要职业认同

柴闪闪的同行也有了正式身份——网络配送员。

近年来，快递小哥、外卖小哥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方便，尤其是疫情暴发后，他们成了维系城市生活运转的“摆渡人”。

“过去，不少人觉得找不到工作的人才去干网络配送，很多从业者因此有些自卑。”疫情防控期间，网络配送员被确立为新职业，柴闪闪的“小伙伴们”觉得自己的工作被认可，“觉得自己是千千万万劳动者中的一员”。

自2004年首次发布新职业以来，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了160多个新职业。不过，在杨杰代表看来，新职业的发布数量和速度，远赶不上新技术带来的职业变迁。

37年前入职淮北矿业集团时，杨杰代表是矿井绞车司机。当时，他的同事多从事采煤工、爆破工、采煤机司机等。

近几年，煤矿中引进了自动化、智能化采煤机器，使得煤矿开采中的工种重新“洗牌”，杨杰和许多同事当年的工种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煤矿智能设备巡检工和“操作检修维”合一等“大工种”。因暂无“身份”，杨杰代表一时间不知该如何称呼这两个工种。

“一个职业的确立，并不只是有了职业名称那么简单，更意味着获得社会认可。”在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看来，“身份不明”不仅让从业人员没有职业归属感，也不利于吸引更多人从业。

类似情况，在新兴产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深耕汽车行业30多年，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奔驰汽车公司汽车装调高级技师赵郁，以发展迅猛的新能源汽车制造为例介绍，因电动汽车增加了动力电池组和电子控制设备，企业对高压电池检测工、电池安装装配工等新工种的人员需求大幅增加，但这些劳动者因没有准确的职业称谓，遭遇身份“尴尬”。

“无证上岗”，呼唤颁发技能标准

2019年以来，网络配送员、互联网营销师等38个职业获评新职业，引起广泛关注。记者梳理发现，目前，人社部门仅对其中的9个新职业制定颁发了技能标准。

职业技能等级评定，对技能人才来说，是一种水平的认可。装配式建筑施工员是其中暂无技能标准的新职业之一。

去年，以装配式建筑施工方式快速建起的火神山和雷神山两座医院，演绎了以“建筑为生命争取时间”的奇迹。随后，装配式建筑施工员这一新职业确立。

“确立了新职业，但一直没颁发职业技能标准，这让不少施工员无法‘持证上岗’，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与动力。并且不同企业标准不一，容易误导劳动者。”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总承包公司项目质量管理员邹彬呼吁，加快建立新职业技能认证体系，完善技术标准。

长期以来，我国将“蓝领”的技能水平划分为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5级，并将工资待遇与技能等级挂钩。职业技能标准的缺失，不仅意味着职业发展通道尚未建立，还影响着从业人员的工资待遇。

赵郁代表调研时发现，在一些新能源汽车企业中，与新技术相关的岗位因没有技能评判标准，企业无法为员工发放相对应的技能等级证书，“进而导致不好根据他们的技术水平来发放工资，无法体现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从业人员感受不到收入提升空间和职业发展前景。”

去年底，人社部发出通知，企业可以自主评定工种的技能水平，这让不少操作新技术的劳动者看到了未来。

捕捉市场需求，加快人才培养

目前，新职业人才缺口较大，迫切需要加快人才培养。

“没有技能标准，拿什么培训?”邹彬代表直言不讳。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广东省委会副主委、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表示认同:“技能标准缺失，职业技术院校很难判断什么样的技能算高水平。”

近年来，国家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对参加培训的企业和个人提供补贴。张成刚告诉记者:“目前，公共就业培训机构开展的新职业培训较少，主要是新业态的中小企业在培训。但由于缺少职业技能等级，培训内容和成果不明确，培训企业拿不到补贴，加上培训可能造成的人员流失，导致企业在新职业技能培训方面积极性不高。”

“这几年工厂大规模引进自动化设备后，需要庞大的机器人维修技术员队伍，但企业普遍招不到人。”许玲委员在调研中发现，新职业涌现的速度越来越快，职业教育总是处于追赶态势。

“职业院校要紧跟市场变化，及时捕捉行业需求，调整和新增专业。”全国人大代表、杭州技师学院教师杨金龙说。

考虑到技能人才培养需要3年～4年的周期，许玲委员建议强化国企发挥社会责任感，增强产教融合的意识，前瞻性地和职业学院协同设置专业、培养人才。

(工人日报北京3月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