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一场战争需要消耗多少钱「军事经济学」

作者｜连禾

编辑｜嘉辛

从2021年10月开始，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不断升级。

最剑拔弩张时，俄罗斯在靠近乌克兰的俄罗斯边境地区集结了近15万名士兵，英国向乌克兰交付了第一批反坦克武器、美国军援了乌克兰170吨武器和130吨军事装备。

当战争看似走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2月15日，俄罗斯国防部高调宣布从俄乌边境撤离部分部署军队。俄乌边境开始呈现出缓和迹象，但这场冲突还远未划上句号。

从古至今、从西方到东方，战争的本质向来都是利益冲突。

用恩格斯的话说，战争一度是某些民族满足贪欲、获取财富的最重要的生活目的，恩格斯将他们称作野蛮人，在他们看来，进行掠夺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

不过，聪明的政治家及军事家可不会盲目发动战争，因为战争实在是一件太劳民伤财的事情，算不好这本经济账，不仅获得不了利益，甚至还会让一个国家的经济陷入瘫痪。

打一场仗要花多少钱？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美国持续78天的空袭行动耗费了70多亿美元；2001年持续两个月的阿富汗战争，美国单军费就花了100多亿美元。

始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不到两个月的进攻时间里，美国的成本支出在280亿美元到300亿美元之间。

我们不妨以美国为例，来梳理一下美国在过去历次主要战争中付出的开支：

这些白花花的银子花在了哪里？军火和人员是主要支出。

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1918年的战争总成本接近当年度GDP的36%，为了准备这场战争，美国还将30%的汽车生产能力转向了坦克生产。

再到二战期间，美国军费开支进一步增加，顶峰年代，仅军费开支就占到了美国GDP的三分之一，1944年这个数字是37.9%，无论是总直接成本还是人均直接成本，美国的战争开支都达到了顶峰。

尤其是珍珠港偷袭事件后，美国再次加大了武器生产。

1918年至1933年，美国只生产了35辆坦克；到1940年，美国生产了309辆；1943年，美国坦克的产量增加到惊人的29500辆。更宏观一点来看，整个二战期间，美国总共生产了88430辆坦克，作为对比，英国是24800辆、德国是24050辆。

飞机也是如此，年产量最高的1943、1944这两年，美国分别生产了85898、96318辆飞机。

再来看军队人员的扩张，一组数据对比极具代表性：1939年以前，美国军队人数一直没有超过1920年《国防法案》所规定的28万人的一半，但到1942年，美军人数已经超过了900万人。

除了直接投入到战争中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消耗之外，战争还会让国家、政府背上军人退伍后的福利或补贴支出。

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有10万多名军人患上了与化学物质相关的“海湾综合征”，其中4万多人长期致残。即使在战争结束16年之后，美国政府还需要向20万名退伍军人提供超过43亿美元的补助、养老、抚恤金。

除了这些直接成本，战争对国民经济造成的伤害更巨大，影响也更长远。

之所以要大力投入战争资源，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在于，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是战争进攻方还是战争防御方，其进攻绩效或防御绩效都是进攻成本或防御成本的线性递增函数，即进攻成本或防御成本越大，进攻绩效或防御绩效就越大。

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高新技术的背景下，当战争一方在武器等资源方面持续增加投入，战争将走进另一个逻辑：非对称战争。

简单来说，通过大量的军费支出培养起来的战争机器，造成对敌双方实力悬殊。

美国作为军事强国，它越增加军费开支、扩军备战、发明新式武器，就越能提高它的攻击威力，也就越能够在以强凌弱的非对称战争中取得越大的胜利，这在客观上鼓励了美国在世界上动用武力的欲望和意志。

既然战争要付出这么高的成本，那这些钱从哪儿来？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著作《三万亿美元的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真实成本》，在其红色腰封上赫然印着这样一段对话：

这一段虚拟的对话，既点明了通行的战争融资渠道，又指出了作为全球的军事金融强权国家，美国所特有的战争融资方式。通常而言，战争融资主要分为征税、发债、印钞。

先看第一种融资方式：税收。

税收是一种古老的充盈国库，并为战时提供经济支撑的手段。从中国古代开始，历代皇帝都靠征收盐税、人丁税、土地税等来获得。

税收是国家公共财政最主要的来源和形式，一般用于城市基建、教育、医疗、公务人员工资发放、军费开支等。战时，军费开支提升，相应地，用于非军费方面的支出会减少。

仅仅是税收的腾挪自然支撑不了庞大的战争开销。在打仗时，常常会出现临时的税种以开源。

比如1799年，英国对拿破仑战争时，为了应付战争费用的需要，当时的英国首相皮特首创了所得税。它与后来的所得税有不同之处，属于临时课征的战争税，在1802年随着战争的平息而停止，1803年，战争复起后，恢复开征，直到1815年随战争结束而废止。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一些国家也开征过“战争税”或“战争暴利税”，筹措战争经费。

税收过重往往会造成内乱，所以有一些“战争税”会落在富人/商人的头上。

如清朝后期的卖官，根据一些估算，很多时候清朝战争开支大概有30%是靠卖官位得到的收入来补贴；再如，上文提到的所得税也是一种针对富人的税收，名义是保护富人的私产。

这种方式并不总是行之有效，尤其是富人掌权之时。中世纪的欧洲各国战争连连，贵族、诸侯有钱有势，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自发形成了阻碍加税的坚定同盟，统治者们必须另想他法。

再看第二种融资方式：借钱、发债。

可能很难想到，人类历史第一次的主权放贷就是为了战争，战争是借款的原始动机。

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方是古希腊的财富中心，另一方还在使用低廉笨重的铁币做交易，只比以物易物先进一点。

斯巴达的同盟军，一些城邦小国，因常年向强国雅典进贡，没有多少军费，旷日持久的战争让斯巴达陷入弹药不足的困境，不得已借用了奥林匹亚和特尔斐神庙的储备金，通过给予荣誉鼓励民众解囊相助。最终，这场持续了27年的战争结束了雅典的古典时代和强国地位。

此时的借钱属于统治者的私债范畴，将统治者的私债变成以国家信用支撑，并向民众支付利息的公债，是在议会出现以后。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英格兰银行的设立（1694年）就是为了开辟市民储蓄的渠道，筹集用于对付路易十四的军费，发债也是成就其日不落帝国的经济支撑。

此后，发债成为筹措军费常见的渠道。

这种常规融资方法，日本人学会了，清政府没学会。这也是日本以弹丸之地赢得甲午战争（1894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时北洋水师被称为亚洲第一，在世界也排得上号，并不输于日本，最终却打到没钱买弹药。根源固然是清王朝的腐朽落后，但金融业弱于日本也是打了不到一年就认输和谈的原因。

除了上文提及的税收卖官，当时的清政府也就能搜刮搜刮民间和钱庄，没什么搞钱途径。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深远，融资渠道也不多。但在明治维新之后，学习了西方的很多金融制度，先是发债搞经济、军事改革，然后是发债打仗，就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还发行了巨额债券。

第三种融资方式，是发动印钞机。

税收、发债，都是货币总量的腾挪，而货币总量未必能够满足战争的需求，创造货币成为战时经济的惯用手法。

美国内战时期，美国北方政府向银行发售国库券和债券，但银行发现这些国库券和债券在二级市场上转售难度高，也就不再愿意用有限的黄金去承接政府的债券。

于是1862年，政府开始印制1.5亿美元的美国钞票，使其成为合法货币。

一般情况下，钞票不是想印就能印。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之间，世界货币体系是金本位制。能发行多少钞票，要看有多少黄金储备。

金本位制天然具有通缩的倾向，原因在于黄金储量有限，开采速度慢，而生产力的提升、经济增长的速度更高。对黄金的需求在战时更迅猛，于是暂时放弃金本位制是常有的事。

超发货币，实质上已经是以国家信用做背书，而不是黄金的储量。

一战、二战时期，一些国家无法生产战争所需要的物资，通常需要借款、消耗大量的黄金储备等方式来融资以购买物资。为了支持这些赤字，大多数参战国会对黄金出口进行限制。

战时这些临时政策都有副作用。加税会增加百姓负担，使政府失去民众支持；削减非军事支出会降低原本在医疗、教育等民众福利；发行债券，政府需要承担利息，甚者可能导致国家破产。

比如1557—1575年间，西班牙国王宣布两次宣布国家破产，尽管并非国家身无分文，但无法履行债务对国家信用是极大的伤害。

以国家信用背书的货币体系下，货币超发带来的影响可能数倍于发行的货币量。

战争的代价在战争的最后一枪结束后，还长远地影响着人们。这是斯蒂格利茨告诉我们的另一句话。

“柏林什么也没有剩下，没有住宅、没有商店、没有运输、没有政府建筑，纳粹留给人民的遗产……仅是若干断壁残垣……柏林如今只是一个破碎砖瓦堆积如山的地理坐标”，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的这段话，无疑是对战争代价的最好注脚。

子弹不能用于再生产，战争只会摧毁资源。

二战，是人类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一次战争，60多个国家，20多亿人口被卷入其中。因战争而死亡的人口超过7000万，1.3亿人受伤。

作为战败国，德国死亡士兵超过500万，平民约200万，二战前，德国总人口约8000万（吞并奥地利等地之后，自身有6600万左右）。近十分之一的人口因战争消失，大部分是青壮年。

战胜国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苏联死亡人口超过2000万。

每次战争的发生，都会带来大量的伤亡。工业体系下，男性劳动力的缺失，基础设施、工业设备等资源的摧毁让战后的经济重建尤为艰难，再加上战时特殊的经济政策，不管是战败还是战胜国，都陷入了经济的困顿之中。

第一重影响是，通货膨胀。

在一战结束之后，德国不仅要归还战时借款，还要承担1320亿马克的巨额赔款，德国拿不出这笔钱，法国就联合比利时、波兰毫不客气地进入了德国的经济命脉——鲁尔工业区，史称“鲁尔危机”，德国只能选择疯狂印钱。

货币供给过高，商品不足，导致物价飞涨，德国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

战前，4.2马克就可以兑换1美元，战后，1美元可以成立一个家族基金。物价上涨的速度近乎荒诞，一个典型的场景是，一个人以8000马克买了一杯咖啡，等喝完走出去时，咖啡已经卖10000马克了。

到了1923年，德国出现了面值100兆的钞票，小朋友把钞票用来做风筝，纸钞被当成柴烧都是随处可见的景象。此时的马克已经失去了货币的价值，以物易物开始盛行。

同样，二战后的日本也经历了一场通货膨胀，相关数据显示，在1945年—1949年之间，日本东京的零售物价指数增长了240倍。

非主战场，又是战胜国的美国，统计其上个世纪的M2，也就是货币供给量，包括现钞支票和短期储备，可知，在一战、二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都是阶段性的高位。

（1901—2000年美国通货膨胀率）

1917—1918年、1941—1945年、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越战）以及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也是美国通胀率高峰时期。其实包括战后的一两年内，通胀率也处于较高的位置。

不过，相对于德国和日本来说，美国的通胀率要温和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美元作为国际通行货币，它的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可以由全世界来买单，这也是上文虚拟对话为什么说由其它国家承担战争成本。

第二重影响在经济总量上，也就是GDP水平，不同的国家会有所分化。

一个简化的GDP公式是投资、消费、净出口和政府购买之和。主战场国家战后经济的恢复需要时间，战败国人民一般信心不足，更容易出现战后GDP下降，这也是战争的代价之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日本人均GDP至少下降了一半，货币也在战后大幅贬值。

对于大赢家美国来说，战时GDP则上升，1941年—1945年，GDP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1%，失业率下降。但在二战过去之后，因军事需求等不再旺盛，美国也无法保持GDP的高速上涨。

第三重影响是给参战国带来巨额的债务。

英国，老牌日不落帝国，最先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是世界发展的领头羊，它的衰落和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额债务有关。

因为一战，英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位置上被拉了下来，美国补位。因为二战，彻底失去了主宰世界金融秩序的权力，取而代之的还是美国，英国则变成了经济上依附的角色。

二战期间，根据罗斯福签署的《租借法案》，美国对盟国进行战争补贴，英国是最大的受益者。这一法案还有附加条件，即英国必须使英镑能自由兑换。

没有人会愿意持有陷入战争中的国家的货币，自由兑换的放开，会使人抛售英镑，换取更为坚挺的货币或者是黄金。

英国的一些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这一条款导致了英镑的长期疲软，是美国削弱英国超级大国地位的一步。

二战过后，一方面是英镑疲软，另一方面世界上75%的黄金储备捏在美国的手里，美元通过与黄金挂钩，成为世界货币，英国再无与美一争之力。

而二战时期，英国欠美国和加拿大的债务，直到2006年才还清，足足60年，英国才翻开新的一页。德国还清1320亿马克的赔款加利息，用了90年。

凡是战争，都有胜负之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参战一方能够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那它就是赢家？

当然不是。

战争的野蛮性在于，在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下，胜利的一方重新掌握游戏规则，他们总能在利益分配中掌握更高主动权，让自己成为最大获益者。

但战争又有着无法抵挡的破坏性，它以流血、死亡为代价，带来流离失所、颠沛流离、鳏寡孤独，它的强大摧毁性足以让一座城市沦陷、让一个民族沉沦、让一种文明消亡，这同样是人类历史上血淋淋的教训。

经济账或许算得明白，但涉及到普通的人，这笔账怎么算，都没有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