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对当时的中国产生的积极影响有「辛亥革命孙中山的思想主张」

人是历史的主体，已是历史研究的共识。然而，关于历史人物的研究，还有很多值得拓展和深化的空间。如关于历史人物的思想和活动，或混淆"时代意见"与"历史意见"的品评，造成历史人物生前与身后形象的重影或脸谱化特征，或拘泥于历史人物本尊具体的行为和言说，难以剖析历史人物跨时空的直接、间接影响及个人与集体思想的关系。

若能打通历史人物本尊活动轨迹与其跨越时空的多元历史形象和多样性形态，重新梳理清末逋逃海外的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国内各阶层、各重大事件中的影响，细致地呈现这类影响的实际形态，特别是如何重现他们的言论和思想在国内传播影响的具象化，无疑有助于丰富晚清历史人物研究的复杂内涵。

以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在国内的实际影响而论，由于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到12月25日返抵上海期间，他因身在国外并未亲身参与国内革命，当时即引起某些政敌和同道的非议，后来也成为坊间诟病他重理论、轻实际的口实。本文以辛亥革命时期各方关于孙中山与革命的论述为依据，细致梳理孙中山对国内革命思想、革命政权及革命领袖的具体影响，希望能够呈现一位不在革命现场的革命领袖对于辛亥革命影响的具体形态，不仅可以避免以政论为史论，而且能够正确认识和理解历史人物多样性的影响。

一、制度的规划者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爆发，以及随后各省陆续光复的革命形势，标志着中国在20世纪第一个全国性革命高潮的到来。按照蔡廷干一个月后从武汉带回的信息，武昌起义"纯粹是军事行动"，言外之意则是此次新军活动与孙中山多年来倡导的革命无涉。如果武昌起义的新军仅是"纯粹的军事行动"，那么所争的无非是改善新军待遇，或表示对湖北疆臣大吏的不满，至多不过逼宫清朝统治者变革政治或军事，表达在清朝体制内的政治诉求罢了。然而，细绎武昌起义后民军的制度建设，不仅冲破中国两千多年皇权体制的藩篱，而且显然是在孙中山关于革命程序设想和革命制度建设的规划之内。

在武昌起义之前，湖北革命党人已经在筹组革命后的新政权组织和人事安排，即组织军政府和推举"军政府组成人员"。在起义的次日，10月11日，诸公群集湖北咨议局，再次筹商军政府的组织和都督人选，最后推举黎元洪出任都督。此后陆续宣告光复的各省，在革命政权组织方面也纷纷成立军政府，推选都督。

既往研究多关注各省军政府的人事问题，对军政府的组织渊源脉络及法理问题往往关注不多。需要指出的是，军政府的制度设计源于孙中山革命建国的军法、约法、宪法的革命程序，是孙中山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81年，学者已经注意到，在同盟会成立之前，至晚不过1904年，孙中山已经形成革命程序的系统性思考与设想。其中最关键的依据是刊载于1904年《中国报》的一则"孙文之言"，称：

今青年之士，自承为革命党者虽多，实则皆随风潮为转移，不过欲得革命名称以为夸耀侪辈，未必真有革命思想。其真有革命思想，而又实行革命之规划者，舍孙文以外，殆不多见也。吾尝闻彼党人述孙氏之言曰：...... 中国数十行省之大，欲囊括而恢复之，必有数统帅，各将大军数十百万，各据战地，呜叱往来，即使诸统帅慕共和之治，让权于民，为其旧部者，人人推戴新皇，各建伟业，咸有大者王、小者侯之思，陈桥之变所由来也。欲救其弊，莫若于军法、地方自治法间，绾以约法。军法者，军政府之法也。军事初起，所过境界人民，必以军法部署，积弱易振也。地方既下，且远战地，则以军政府约地方自治。地方有人任之，则受军政府节制，无则由军政府简人任之，约以五年还地方完全自治，废军政府干涉。

"军政府"的名称，孙中山或袭自欧美历史，或从留日学界倡军国民主义演化而来，唯其"绾以约法"为独特的创制。及至中国同盟会成立后，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黄兴和章太炎等人拟定《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仍延续"军政府"的革命政权组织思路，刊发《军政府宣言》等文件，其中规定革命的第一期为"军法之治"，凡脱离清政府的各地，军民皆受军法节制，"既破敌者及未破敌者，地方行政，军政府总摄之，以次扫除积弊"。至于军政府长官则定名为"都督"，"奉军政府命，以军政府之宗旨及条理"，向国民颁发政令布告。

《革命方略》关于军政府与各处国民军的关系，亦略作约定：

一、各处国民军，每军立一都督，以起义之首领任之。

二、军都督有全权掌理军务，便宜行事。

三、关于重大之外交，军都督当受命于军政府。

四、关于国体之制定，军都督当受命于军政府。

五、国旗、军政府宣言、安民布告、对外宣言，军都督当依军政府所定，不得变更。

六、略地、因粮等规则，军都督当依军政府所定;惟参酌机宜，得变通办理。

七、以上各条，为军政府与军都督未交通前之关系条件;其既交通后，另设规则以处理之。

不过，《革命方略》并没有详细规划军政府内部的组织设置，所谓军政府与军都督"交通后，另设规则以处理之"，都为军政府后来的制度建设和组织设置留下变通的空间，这也成为各省军政府组织参差不一的重要因素之一。事实上，正因如此，如何组建军政府的各部各司，成为各方力量在各省相互制约与平衡的取舍标准。例如在推举黎元洪为湖北都督之后，湖北革命党人即在军政府内部设置谋略处，作为裁决和处理军政府一切大事的实权机构。后来各方又围绕着湖北军政府组织条例进行政争。

此外，孙中山提出的在军政府与地方自治之间"绾以约法"，后来演变为"约法之治"。"约法"这一制度规划也在湖北军政府成立后迅速见诸实施。1911年10月中旬，宋教仁等人在湖北拟定约法，后来颁布为《鄂州约法》。有的独立省份也仿照湖北，颁布临时约法。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也积极拟定和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中国的共和体制勾勒了一个基本框架，成为国人建设共和体制的坚实基础。

在外国人看来，革命后各省的新政权虽然是"军事政府"性质，但是已打破中国此前两千多年的政治体制，走上了共和体制的道路。10月13日，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日报》（The Denver Daily）报道称："反抗军宣布中国为共和国"，而"黎元洪当选总统"，又称："若消息无误，革命者将于今日使中国成为共和国，政体为共和体制早已宣布。革命党人将担任要职。"这个报道自然有很多不实之处，如将黎元洪当选都督解读为当选总统等。不过，外国舆论对革命政权性质的判断，至少偏向积极的评价。

二、革命的吹鼓手？

辛亥武昌起义后不久，《时事新报》馆编辑发行《中国革命记》，述各地革命情形。首册刊有《论中国革命之由来》，论述孙中山倡导和传播中国革命思想的贡献，称："吾国革命主义之传播，盖远在十余年前。光绪丙申，有粤人孙文创立兴中会于广东，纠合同志，欲起革命军，事泄，遁至英格兰"，"于是往来欧美及南洋、日本，鼓吹其主义"。而其他倾向革命的舆论还冠之"革命元祖"名号。

不过，由于孙中山当时不在国内，其与武昌起义的关系，时人颇有异辞。1911年11月10日，承袁世凯之命的谈判代表刘承恩、蔡廷干至武昌，提出和平方案，要求承认"君主立宪"，与黎元洪代表汤化龙等议和。刘、蔡随之带回黎元洪致袁世凯的信函。有意思的是，袁世凯的亲信蔡廷干返回北京后，于16日专门找《泰晤士报》（The Times）在华记者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会谈，透露他所了解的革命内情。在会谈时，他们谈到孙中山在武昌起义中的作用，蔡廷干称：

在武昌时他曾问道孙中山在这场革命中起了什么作用？人们告诉他，孙中山在起义中没有起任何作用，起义纯粹是军事行动。与蔡廷干会见的革命者以几分蔑视谈到他不过是一个革命的吹鼓手，没有参加过任何实际行动，为了保住性命总是躲到一边。他们说尽管在日本受过训练的人当中有一些曾是孙中山的党人，但不能说孙中山在当前这场革命中起过任何作用。

这条材料屡经学者和坊间引用转述，作为武汉革命者定位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依据。不过，其中尚有许多信息值得深思细品。其一，他们将孙中山定位为"革命的吹鼓手"，强调孙中山在革命思想和舆论方面对辛亥革命的影响，缺乏亲身参与这场革命行动。"这个"革命的吹鼓手"到底是武汉革命者的原话，还是蔡廷干的概括，抑或是莫理循的理解，似乎难以厘清。其二，作为袁世凯的代表，蔡廷干显然还有探查革命内情的使命，其中之一就是了解孙中山与武昌起义及各省革命的关系，因此专门向武汉方面的革命者询问孙中山与武昌起义的关系，得到了武昌起义不是革命、孙中山并未发挥实质作用的回答。他向外人莫理循透露的"革命内情"，显然对于袁世凯有利，不仅可以达到矮化孙中山的目的，而且还揭示出革命阵营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其三，袁世凯一方无法回避孙中山与这场革命的关系，无论其是否在国内亲身领导民军，都必须尽可能弱化革命、孙中山的影响和作用。无论蔡廷干从武汉带回来的观感真实与否，但最重要的是需要向外国方面传播这样的信息。事实上，蔡廷干的目的达到了，莫理循很快就把他们的会谈内容向《泰晤士报》中国新闻的负责人布拉姆进行了汇报。

综合而言，蔡廷干关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关系的记述，直接反映出革命的对手方最期待的答案。其实，同样的表述早在四年之前就曾出于法国驻华公使巴思德（Edmond Bapst）之口。1907年，因革命党在国内的活动影响，清政府以孙中山来"指称那股威胁它的力量"时，巴思德就称孙中山按照欧洲方式生活在国外，"太注意使自己远离危险，而其他人却在冒着风险"。

问题在于，重要政治人物的政治影响力，并不能仅以本尊的活动轨迹来衡量。特别是他们的言论和思想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和媒介，实现跨越时空的渗透与传习，深刻地制约不同时空接受者的思维与行为。从各方意见来看，孙中山多年的革命思想与宣传对辛亥革命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因此，"革命的吹鼓手"固有贬低孙中山的意味，但也有难以否认的思想鼓动作用。

况且政治尚有名与实的分别及联系，借虚名影响实事，也是政治常情。10月30日，湖北军政府的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就由查光佛假借孙中山的名义，以总统孙文之名刊发两份革命布告，既可巩固湖北革命和军政府的革命合法性，又宣扬"各省同胞竟同声响附，殆无不认革命为现今必要之举"的影响力。这些布告还获得各类报刊及文献汇编的转载。

以孙中山之名颁发革命布告，对于湖北革命政权争取列强的中立产生了重要作用。据田桐称，武昌起义后各国驻汉口领事起初对革命政权颇为敌视，以"义和团"视之，德国领事甚至主张向武昌民军开炮，此事为法国领事罗氏（Ulysse-Raphael Reau）所阻。因罗氏与孙中山熟识，"适刘仲文草一布告，署临时大总统孙文之名"，罗氏在会议上声称"武昌布告，临时大总统为孙文。孙文，我之老友也。其人所言，主张共和政体，甚有规模，安可以义和团目之？"各国驻汉口领事团遂严守中立，并颁布中立文告。

由于各地信息传递不畅，各方所掌握的孙中山、各省军政府、革命内情自然有许多不尽不实之处，而且在政权形式选择与权力角逐之中也着重偏向己方的政治利益。

11月1日，日本《中央公论》第11号上发表西本愿寺中国布教僧水野梅晓的《孙逸仙在长江一带的声望》一文，称在过去三年间，游历湖南、湖北及江西三省时，有一位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新军军官称："长江一带，民族主义思想风起云涌，他们都崇仰孙逸仙，并愿在他手下为达成汉民族的独立而奋斗。"而湖北政界中热衷于地方自治的少壮派政治家认为"真正能够救清国，为汉人谋幸福的，说实在话只有孙逸仙其人"，"湖北的政界，把孙逸仙几乎当作神来尊敬"。最后总结称："我旅行长江一带，发现学界、军界、政界，而至于贩夫走卒，都具有革命思想，尊敬孙逸仙如神如救星是事实。由于我不认识孙逸仙，所以就不敢论其人物，但我相信，孙逸仙这种声望、受尊敬，绝非来自策略，而当是孙逸仙的天爵和天位。"这类言论显然是以革命同道中人宣扬孙中山在长江一带的政治影响。

11月17日，即蔡廷干向莫理循透露革命情形的次日，湖北《中西日报》居然刊出一份湖北共进会鄂部总会志愿书，称："谨祈本会参谋长宋教仁保送，本会总理刘公承认，本部特派员谭人凤申报军政府大总统孙中山注册。"有学者指出，这应是当时湖北人杜撰此前共进会的志愿书。此说应无误，但应注意的是刊发这个志愿书的湖北革命界人士，认可孙中山为"军政府大总统"。因此，"革命的吹鼓手"之称难以呈现孙中山在湖北革命运动中的实际政治形态。

同日，有人在《申报》上发表评论，品评与革命有关的人物，其中称黎元洪为"一介武夫，素不口谈革命"，但于此次起义能够"措置裕如，孤守武汉半月有余，以为革命军之基础"，对于革命的"建树之功，实非鲜尠"。至于孙中山，则称：

孙文，数十年来专心一志，以谋中国之革命。其始之也，人人无此观念，而于彼独先其继之也。屡仆屡起，人人无此坚忍，而于彼独不屈。其现在也，人人不料有此伟大之结果，而彼尚奔走于海外，以为国是之前途计。不急急于归国，以就浅近之荣誉。以革命言，彼固有首创之大功也。

首创革命之大功，延续了此前章士钊编译《孙逸仙》一书时称誉孙中山为"革命初祖"的思路。《申报》是辛亥革命时期较早转向革命方的报纸，早在10月23日便以《孙逸仙之言》为题，刊出其1905年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关于"民族主义"及"共和"的演说辞，积极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

除了假借其名义、旧文新刊等形式外，孙中山在获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也积极向外国争取支持，宣传中国革命的原则和未来执政计划。他在离美赴欧之前，曾发表一通"对外宣言"，后经由旧金山的革命党人邮寄给列强驻华代表。孙中山以其名义向他们保证革命政府将承认此前条约中确定的外债，希望他们晓谕在华的国民，"革命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违令者将受到军事法庭的制裁"，还呼吁各国支持中国革命，"对真正扶助民国的国家，将给予种种优惠和荣誉"。

以后见者之明，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赴欧洲游说接洽之行的成效，自然可以利用各种记载进行客观的评估。无庸讳言，此行并未取得什么实质性的外交成果。然而，在中国革命形势和未来政治走向不明朗之时，政治人物的出牌未必只打实牌，利用虚张声势来保留底牌的神秘性，恰也是政治运作的一种重要规则。在民军方面，孙中山归国可能带来的政治资本是巨大的鼓舞力量，而在袁世凯一方，则又可以成为向清皇室施压的力量，至于孙中山在海外的实际活动状况或许反而容易为当时各政治势力所忽略。

三、革命领袖与总统人选

辛亥革命后新政权组织的建制，归根结底还是在推翻帝制之后如何建立一个以民权为基础的共和体制。不过，在共和肇始的初级阶段，与从帝制到共和的体制和观念的巨变不同，权力的角逐仍成为新政权的常态：在各省表现为军政府都督、各部门的人事安排，在民军筹划组织的"中央政府"方面则表现为总统职位的竞逐。

"总统"在清末曾译为伯理玺天德（音译）、大统领（日文转译）。关于"总统"概念与人选问题，在孙中山的清末革命生涯里，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如1900年孙中山致函刘学询，希望由平山周面托刘学询主持国内革命大局，"先立一暂时政府，以权理政务。政府之格式，先以五人足矣：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推举刘学询的事，或为权宜之计。因平山周奉令回国，未能赴上海将此函交付刘学询，此事不了了之。

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以"总统"（The President）名义，发行中国革命政府军债券，债券面值一百元，上印"一九〇六年元月一日总统孙文"，下刊白日徽章，两面分别为英文与法文，语意相同。当时清朝官方的探报，则将署名译为"伯理玺天德孙汶"。这应当是孙中山在辛亥前明确自称"总统"的例证。

不过，法国驻华公使巴思德于1907年6月评估中国政局时，并不看好孙中山在未来革命政权中的地位。巴思德判断称："即使满清皇朝垮台了，他也不会被请来当中国的领导人"。原因在于孙中山长年不在国内从事革命行动，逃避风险。岂料在四年之后，孙中山在国内的政治威望不降反升，在武昌起义后成为各方讨论中华民国总统的重要人选之一。

1911年10月29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致电外交部，针对中国局势的变化，认为清朝统治者似乎不可能妥协，而民军方面又"没有任何一位起义领导人被看成是整个革命党的代表"。换而言之，就是说民军方面群龙无首，缺乏一位具有旗帜性的革命领袖。

巧合的是，10月30日，就在朱尔典认为武昌起义领导人缺乏革命党代表的第二天，湖北军政府方面便刊发《中华民国公报》，将孙中山冠名为中华民国总统，且以此名义发布革命布告。这或许也是蔡廷干赴武汉时，想要了解孙中山与这场革命运动关系的原因。

孙中山后来称，获闻武昌革命的消息后，"道过圣路易城时，购报读之，则有"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这种自述或许很容易被解读为自夸之词。事实上，孙中山当时虽不在国内，却成为海内外分析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和中国政局走向难以回避的政治人物。

梳理辛亥革命时期的各方舆论，可以看出孙中山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代表沪上立宪派的《时事新报》馆在武昌起义后不久，就开始博采各方舆论，编辑出版《中国革命记》，后共出30册。出版于辛亥九月的第1册，在"传记"栏专门介绍"孙文"其人，不仅刊布孙中山的照片，而且对孙中山革命履历进行了评述，尤其是突出他最早倡行革命之功绩，以及在日本与黄兴等留学生组建"中国革命大团体"（即中国同盟会），共谋推倒清政府，最后总结称："今日革命军突起，数旬之间，天下响应，共和政体不久将成立，则孙文之功固伟矣。"同册的"文牒"栏，还转载了《中华民国公报》上的《中华革命军总统檄告天下文》与《中华民国鄂军都督黎檄告天下文》两份檄文，只是没有像《中华民国公报》那样直揭孙中山之名，而是以"□"代替。这可能也有虚位以待之意。

10月29日，黎元洪在给袁世凯的信中称："今亿兆同心，共谋"共和立宪"之福胤，自主将以至下士，勇往无前，皆有牺牲一切，惟求公众乐利之决心，绝无有人怀卑鄙自便之见，借大众之热血，以耀少数之虚名，谋少数之利益"。"诚以吾国方有万死一生之危运，共和不成，必致瓜分"，若能"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这似乎为首次提出以袁世凯为总统人选。

随着各省革命形势的发展，各立军政府，推选都督人选，确有各自为政的情形。由此而衍生的两个问题：（1）如何组成一个"中央政府";(2）如何推选一位领袖。这两个问题也构成各省军政府权力竞逐的关键，尤以湖北、江浙两方的竞争较为突出。据上海《申报》馆所编《中国光复史》称，11月7日，鄂军都督黎元洪通电各省，从对外交涉和获得各国承认为交战团体的考虑，认为各省不宜"分建政府"，倡议"已起义各省共同组织政府"。据此，则以黎元洪为都督的湖北军政府为首倡独立各省组织政府。因当时通信不便，加之鄂、沪之间电报一度中断，其他省获知该电的时间及响应，都较为滞后。无独有偶，11月11日，在上海的赵凤昌等人也酝酿推动组建"临时政府"，作为独立各省的统一机关。

此外，11月11日，山东巡抚孙宝琦一度宣告山东独立，照会英国驻威海卫办事大臣称"业已将山东省建设临时政府"，自署"总统"之衔，用黄帝纪年，但又在照会上加盖"山东巡抚"关防。同时还以"总统"之名电饬烟台军政分府保守治安。这颇令英方疑虑。

组建临时政府与推选临时总统为一个问题的两面，彼此既有紧密联系，又有一定的独立性。针对各地纷纷组建临时政府的提议（关于组建临时政府的方案及分歧，另文详论），11月14日，江苏都督程德全致电各省都督，主张请孙中山回国组织临时政府，称"中山先生为首创革命之人，中外人民皆深信仰，组织临时政府，舍伊莫属"。程德全推举孙中山的倡议，或兼有削弱湖北方面与挟孙自重之意。

11月15日，《申报》评论称"近日光复省分渐多，各处纷纷宣告独立，若不组织统一机关，不独对内易冲突，亦恐对外无主归，黎都督议设政府通电原文已载昨报"。后来探得江西民军方面情形称："现因大局已定，适接武昌黎都督来电，有组织政府之议，当即公同会议，拟以武汉为华盛顿，即于其地先行组织临时政府，推黎元洪为临时总统，已经决议，电覆鄂军政府核议矣。"这似是首次公开拟议黎元洪为总统之说。

在总统人选的讨论期间，孙中山从海外致电上海《民立报》馆，表达对民国总统人选的态度。他称："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吾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电文内容无疑摆出"天下为公"的政治姿态，也表现出一种"功成不必在我"的态度。

11月16日，《申报》评论指出，"组织临时政府之事，凡与以前革命之经营无关，与此次未出大力于革命者，均不当预闻此事。若使预闻之，则于共和之前途，非徒无益。而又加之害也。"舆论矛头显然有所指，也可以解读为有所期。

经过综合权衡，一些军政府关于组织临时政府的人选更倾向孙中山，同时又注重平衡湖北方面的权重。11月17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召开，商讨组织政府事宜，这个会议组织渐获得民军各方面的认可，实质上成为组织临时政府的立法机构。同日，程德全再次通电各处称："敝处前日通电请中山先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计邀明察。惟事机急迫，未能久待。中山未回以前，拟认武昌黎都督为临时政府"，同时主张由黎元洪领衔主稿致电清朝内阁一事。程德全此举为统一和平衡民军各方提供了一个权宜方案，引起各省的积极响应。

很快，各省军政府陆续通电表达政见。江北都督覆电称"沁电敬悉，电请逸仙先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未回以前，拟认黎都督代理临时政府，敝处甚表同情。惟电商清廷派袁赴鄂，时机急迫，万不能待，莫如各省急请代表赴沪会议，公举大统领，速维大局。"安徽都督李烈钧的意见相近，覆电称："电请孙中山先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未回以前，拟认鄂都督代理临时政府。此论为现时第一要着，敝处极表同情。现宁省指日可克，宜联邦以促进行，务达共和目的，大局幸甚。"安徽方面还立即派代表赴会，参与讨论。

有的军政府不仅通电赞成组织临时政府，而且在通电中直接推选孙中山出任总统。沪军都督陈其美在通电中引述"江北都督来电"时，特地强调应举孙中山为总统，称"各省独立强半告成，若无统一机关，恐起外人干涉，亟宜各派代表赴沪，组织临时政府，大统领一席，非孙中山莫属"。贵州军政府枢密院认为"组织临时政府，自不可无代表之人。推孙逸仙总统，敝处赞成。但中央政府所在地亦须虑及，就目前形势而论，总以广东为宜，立不拔之基于南海，北向以定中原"。至于广东方面，通电意见仅持"大总统一职，拟举孙中山先生"之说。

综合民军内部意见而言，关于总统的人选，"各省代表多数拟举孙文为大总统，次即黎元洪"。孙中山获誉之高，固然与其革命领袖的地位有关，也有伴随着革命声势发展而不断提升的新声望。后来《申报》刊发舆论，评议上海在当时的重要地位，除南北议和外，"一二日后，革命家首领孙文，亦将到上海。凡钦心革命党以及与革命党有关系之人，无不来此上海，以瞻仰革命名人之仪表，及领其言论"。这也反映出孙中山在当时南方政界的威望。

面对上海等地舆论越来越倾向民军方面，袁世凯一方的政治动向也逐渐明确。11月19日，朱尔典称，唐绍仪告诉他，袁世凯内阁的政策在目前舆论中被视为毫无希望，故已婉拒与袁内阁合作。唐期望的最终解决办法是成立民国，由袁世凯担任总统，目前正致力于此，而资政院议员与归国留学生多数赞成建立民国，与唐的目标一致，"可能亦为袁氏本人所默许"。显然，此时袁世凯一方已经较为公开地为大总统之位进行谋划了。

有一种说法称民军方面亦对袁世凯进行合法的争取。12月2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武汉召开会议，议决"先规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群推雷奋、马君武、王正廷起草，又议决"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不过，刘星楠的记载，却没有关于联合会讨论推举袁世凯为总统事项的内容。此事之有无，尚待进一步求证。

由此可见，孙中山、黎元洪和袁世凯三人，是辛亥革命时期各方讨论未来中国总统的候选人。只是各方推举的总统人选，固然可以反映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趋势和舆论倾向，更重要的是，如何构建一个符合法理的选举总统法案。

在孙中山回国之前，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12月3日拟定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纲》，其中规定"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这也是孙中山回国后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时的法理依据。

12月29日，就在南京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投票选举临时政府大总统的当日，张祝南在《中华民国公报》上发表论说，认为革命形势自湖北首倡，全国响应，破坏旧制度之速亘古未有，"必速谋建设，建设之始，吾人所当研究者，非大总统之职任乎！大总统得人，庶政就理，自有条而不紊，居今日之中国，其能负此重大之责任而具有此完全之资格者"，舍孙中山之外，"匪异人任也"。综合而言，孙中山出任临时总统，于中国有利：其一，政治上之解决;其二，声望上之解决;其三，权利上之解决;其四，报酬上之解决。最后称，以孙中山任大总统，"虽为理想上之解决，抑亦事实上有不得不然者"，"吾故不能不崇拜孙逸仙，吾不能不以新立民国之第一次大总统企望之"。而最终的选举结果，亦为推举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

从萌发革命之志，历十余年的奋斗，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就职临时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后来亦称"予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之志，于斯竟成"。孙中山在国内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威望，至此达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多年来奔走倡导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制度，至此成为中国政治前途的首要选项，推动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体制迎来一个巨大的转折。正如学者评价称：这不仅标志着辛亥革命的胜利，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的到来。

四、结语

历史人物的跨时空影响本是历史的常态，但历史研究往往囿于人物的具体活动轨迹。这无疑如同管中窥豹，固然可见一斑，至于能否见其全貌，则只能视此一斑与其他部分是否具有相同的性质。然而历史人物的跨时空影响常常是一种异化的过程，尤其是政治人物由于不同政治需求更会呈现出多样的面貌，不能简单地由一斑推论全貌。

本文以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在国内的政治影响为例，揭示了孙中山的制度设计和政治主张在革命形势高涨的过程中逐渐获得认可的一面（尽管仍有异调），意在展现一位不在革命现场的领袖如何影响国内革命运动的事实。这种政治影响及呈现的形态，无疑是辛亥革命的大势使然。如果将研究视野拉回到武昌起义之前，那么孙中山在国内的政治影响必然更具多样性，这便有待另文详论了。

作者简介，安东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