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能否避免 「避免战斗」

2022年第一个月，哈萨克斯坦“黑天鹅”起飞，乌克兰“灰犀牛”起跑，地缘政治危机让世界感受到战云密布的恐惧。

目前，俄罗斯已在乌克兰边境集结10万俄军，还将军力部署在白俄罗斯。另一边，乌克兰军队正在乌东部停火线附近集结，北约也加大了东欧地区军事力量部署，宣布让部队进入待命状态，美国已在乌克兰投放两批军援，考虑派军进驻东欧加强防御。同时，美英已下令驻基辅大使馆人员撤离，开始安排撤侨。

乌克兰局势火速升温，剑拔弩张，让很多人感到困惑：如今这个时代真会爆发大规模战争吗？

一战前，欧洲精英根本没有想到一场大战即将爆发。一战爆发后，欧洲精英也认为战争将在几个月后结束。战争结束后，他们认为这场毁灭欧洲自由与传统的战争是一场“不应该发生的战争”。随后十多年，欧洲政治精英小心翼翼地试图避免战争，但是二战还是爆发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乌克兰局势会不可避免地升级为战争，而是让我们思考：战争是如何爆发的？谁在发动战争？为何要发动战争？战争的本质是什么？能否完全避免战争？

本文从国家与战争的关系入手，探索人类该如何避免战争。

本文逻辑

一、王朝战争

二、国家战争

三、消灭战争

【正文8000字，阅读时间35'，感谢分享】

01

王朝战争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战争占据了不少时间，而多数战争都是“王之战争”。

现代人习惯于用民族主义及国家概念理解封建王朝，这种认知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逻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时代的国家是国王的国家，“家天下”的国家，而不是人民的国家。在封建时代，没有国家主义的概念，国家主义的兴起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事。封建国王只会让臣民效忠国王，而不是效忠国家。因为效忠国家意味着国王是可替代的。封建时代讲究帝王、王朝、江山与天下，但不讲国家，比如李家大唐、赵家大宋、朱家大明、爱新觉罗氏大清。封建时代的爱国者只有一个人，卖国者也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国王，古代的人民不具备这个条件。

封建时代几乎所有战争都是王朝战争、王之战争。清军入关是爱新觉罗氏与朱家之间的战争。在《走进共和》中，李鸿章被“隐居”寺庙的恭亲王逼急了，说出了这一句话：可这……这天下是你爱新觉罗的天下啊！李鸿章只能算是臣，还够不上奴才，更别说是国家的主人了。在王朝战争时，王室成员为了“保家”往往一马当先，欧洲骑士均为贵族，李唐之前的封建骑士也多为王室贵族。人民在王朝战争中往往是中立角色，乡民自保，谁赢了给谁纳税，只是中立的人民均被迫卷入王朝战争。但是可以明确的是，王朝战争与人民无关。米塞斯在《人的行为》第三十四章《战争经济学》中指出：“战争不是人民的事情，它只与统治者有关”，“武装冲突的唯一原因，是专制君主的贪婪”【1】。

贪婪，或许还无以深刻解释君主发动王朝战争的动机。其实，王朝战争的根源在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一个合法性政权必须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一是权力来源的正当性，即由民众或有效代表自由选举产生；二是权力状态的公共性，即暴力、司法、立法、行政等权力不被私有化；三是权力使用的有效性，即公权力对国民利益负责。但是，通过王朝战争建立的政权，均不具备以上三个条件，尤其是第一与第二，这是内战的源泉；国王会往往在第三个条件想办法，这是外战的源泉。

华夏地区的王朝战争始于启发动的“甘之战”。当时，大禹死后，部落联合体议事会推举伯益为法定继承人。但是，禹的儿子启联合大禹旧部，发动了对法定继承人的攻击，最终杀掉了伯益，夺得继承人之位。另一支实力派部落有扈氏公开反对，启讨伐有扈氏发动了甘之战。

通过甘之战，启夺取了继承权，但是存在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于是，剿灭有扈氏后，启在都城阳翟召集各方首领，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献祭神灵的活动。这就是钧台之享。钧台之享废除了传统的部落禅让制，确立了王位世袭制，开启了“家天下”的帝王统治。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国王都试图通过君权神授、“行天之罚”来解决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以确立王位世袭制。

但是，这种意识形态控制法有掩耳盗铃之嫌，并不全然奏效。在中世纪欧洲，神权至高无上，君权神授赋予了政权的“合法性”，几乎没有发生过王朝战争。但是，王朝战争被宗教战争所取代，教派间为争夺神旨解释权而发动根深蒂固的战争，如十字军东征。中世纪刚结束，世俗政权崛起，众多欧洲城邦国家就发动了一场超过半个世纪之久的王朝战争，即意大利战争。在华夏，世俗政权长期压制神权，君权神授不足以解释政权的来源问题。从甘之战开始，启打开了华夏争夺政权的内战魔盒。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政权，李斯焚书以愚民，管仲管控盐铁铸币以弱民，商鞅设郡县与职业军队以控民，李唐设科举立文官体系以管民，意识形态、先进技术、生存必需品与社会精英被纳入封建君王的统治工具之列。但是，驭民之法千百，也不足以谋万世，王朝频繁更替，神州战乱不断。

王之战争，有内战，也有外战。国王没办法根本上从解决权力来源的正当性和权力状态的公共性，他就会在权力使用的有效性上想办法。比如，对外发动战争或制造战争威胁。对外战争保卫人民，是国王捍卫合法性唯一行之有效的手段。独裁君主发动外战引发民众恐惧，可以强化斯德哥尔摩症。往往内部经济衰退萧条时，国王就会制造外部威胁以强化民众对其的依赖。所以，权力来源存疑的独裁君主更具有发动对外战争、制造外部威胁和民族对立的动机。

如何解释对外战争的合法性？国王往往会高举民族主义大旗，以捍卫本族共同利益。民族以血缘为纽带，是“家天下”的根基。五帝时代，炎帝、黄帝两大部族发动阪泉之战。阪泉之战后，华夏部族、东夷部族、苗蛮部族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原始战争。管仲最早提出“华夷之辨”，联合北方部族以抗击山戎族，但“攘夷”的目的是“尊王”。

在农耕时代，不管是内战还是外战，都是马尔萨斯式战争。古代生产力低下，经济长期停滞，当人口增长到一定规模，就会出现人地矛盾、人多粮少的社会危机，爆发瘟疫、饥荒和战争。王朝危机均来自财政危机，上面机构臃肿，下面饿殍满地，一旦遭遇水患蝗灾，饥民暴乱，兵变四起。

由于经济长期停滞，经济规模依赖于数量型增长，封建王朝极度依赖于天然要素禀赋，土地扩张的野心强烈，试图控制更多的疆土、人口、资源及要塞（地缘政治）。古代所有的帝国都是疆土广大、人口众多的数量型国家。恺撒、亚历山大、成吉思汗致力于开疆拓土、攻城拔寨，吞噬更多的资源，建立更宽广的护城河。

在一些国家，这种惯性延续至今。乌克兰与俄罗斯原本属于同一个民族，最早由留里克王朝统治，定都于基辅。但是，1240年，蒙古人西进扩张吞并了东部领土，控制了俄罗斯族；西部乌克兰地区又被立陶宛瓜分，逐渐形成了乌克兰族和乌克兰语。17世纪，乌克兰并入了俄罗斯帝国，但两个民族已无法共存，叶卡捷琳娜对乌克兰实施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02

国家战争

要终结王朝战争，就必须解决政权合法性问题。

1689年，英国通过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寻得政权合法性之路。但是，除了具有保守主义传统的英国，大多数国家都要经历一场残酷的战争才可能迎来格林尼治时间。这种战争，人们称之为革命，最为典型的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非常残酷，社会一度陷入恐怖状态，法王及王后被砍头，数万名贵族被屠杀，革命党人相互残杀。

但是，世人期望，革命是“根绝一切战争到最后战争”。

民主制度如何抑制战争？人民的选票替代了枪炮，解决了政权合法性问题，避免了王朝战争，也消除了国王发动外战的动机。在王朝外战中，人民充当炮灰，国王攫取胜利果实。在现代国家中，人民直接承担着战争的后果或和平的好处，除了战争之外，还有第二选项、更为理性的选项，即外交和谈。

民主政治不仅解决了政权合法性问题，还开辟了现代国家的概念。可以用霍布斯最早提出的社会契约论来解释，主权者的权力来自民众，主权者与民众是契约关系，国家是契约的产物。

但是，现代国家的兴起源自一股古老的力量，那就是民族主义。美国历史学教授大卫·A.贝尔《发明民族主义：法国的民族崇拜，1680-1800》一书中提出一个令很多人感到意外的史实：欧洲的民族主义是从法国大革命时期才开始兴起的。民族主义之血缘是家庭、宗族、部落、酋邦、城邦国家、王朝国家、现代国家等政治组织建立的内在动力。但是，在欧洲，民族主义长期让位于神权意识形态。贝尔指出，当一个民族处于宗教失范的境地时，“民族”就会被推上神坛。

中世纪结束后，世俗政权崛起，城邦领主们面临一个难题：用什么力量团结人民打败其它城邦？两股力量发挥着作用：一是政府债券，二是民族主义。“民族与祖国概念的兴起，首先发生在欧洲人意识到神与世界之间根本分离的时候，他们寻找在上帝缺席的情况下理解和维持尘世秩序的方法，并且努力把宗教归入一个新近定义出来的人类活动的私人领域而与政治相分离。直到法国人不再将自己视为一个结合了天堂和尘世（这种结合是通过使徒教会和一个神定国王实现的）的巨大等级秩序的一部分，他们才能开始将自己视为一个独特的、统一的主权国家的平等成员。【2】”

以民族主义与民主政治建立的（民族）现代国家，是不是人类和平的制度？

米塞斯认为，“民主政制替代君主专制，会完全消灭战争”，“要使和平得以永久维持，就要废除独裁政制”【1】。

事实上，并非如此。法国大革命时期，王之战争向主权者之战争转变，王朝战争迅速地向国家战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战争转变。拿破仑终结了法国大革命的混乱，并且发动了一场征服半个欧洲的战争。拿破仑战争是王朝战争向国家战争切换的典型案例。拿破仑兼顾独裁者与主权者的双重身份。拿破仑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但是其对外战争得到了议会与民众的支持，最后拿破仑下台亦被议会驱赶。

为何人民的国家也会发动战争？

德意志的三次王朝战争，属于威廉一世、俾斯麦及容克地主的战争。没轻没重的威廉二世发动的一战是典型的德皇的战争。但是，从拿破仑战争开始，战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具有国家战争特质。二战中的欧战是典型的国家战争。二战是一战的延续，但性质有所变化。先看英法，一战结束时，英国首相乔治、巴黎和会首席谈判代表凯恩斯等政治精英均不主张过度制裁德国。但是，当时最大的阻力来自英国内部。当时英国正值大选，谋求连任的乔治为了争取民意及各党派的支持选择了妥协，他将裁决权从财政部转移到战时特别委员会。法国则全民上下一致支持严惩甚至瓜分德国。

可见，一战后的欧洲政治失衡是英法无能的精英和汹涌的民意共同造就的。英国的精英政治第一次在狂热的民粹政治中妥协，凯恩斯极为失望，他愤而辞职，将对英国精英政治的沦丧、美国人的愚蠢、法国人的傲慢、政治斗争以及欧洲赤贫化的无奈与痛恨，倾注于笔端，写成了一本小册子——《和约的经济后果》。

凯恩斯在书中发出警告：“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蓄意让中欧（主要指德国）贫困化，我可以大胆地预言，中欧的报复心态是不会弱的。【3】”不幸的是，凯恩斯的预言成真了。战后，德国经济崩溃，极度恶性通胀，催生了极端民族主义，释放出了“纳粹主义”魔鬼。但需要注意的是，一战后，德皇垮台，德国逐渐转变为一个民主国家，纳粹党和希特勒通过竞选上台。希特勒对欧洲发动的战争，是一场彻底的国家战争——尽管希特勒存在哄骗成份。二战后，德国人对战争的反思更为彻底。为什么？根本上来说，纳粹党及希特勒的权力来源是议会及德国人民。

民主政治为何没能抑制战争，反而将现代国家沦为更加恐怖的战争机器？

如果把王朝战争解释为马基雅维利的“新君主”的战争，那么，国家战争就是霍布斯的“主权者”的战争。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推崇强有力的主权者来主持正义与维护和平。霍布斯的“主权者”是独裁君主吗？不是，主权者是人民选举的执政官，是权力滔天的国会的代理人。霍布斯认为，民众将大部分权利转让给主权者后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主权者，反过来高尚的、至高无上的主权者必须保障民众的自由与平等。

但是，主权者对内可能以自由之名实施“多数人的暴政”，对外也可能以国家利益之名发动侵略战争。

法国大革命的吉伦特党领导人之一罗兰夫人也被雅各宾派送上断头台。临行前她留下一句话：“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卢梭是一个比霍布斯更激进的主权者支持者，革命党人把卢梭的遗体移入巴黎先贤祠，将其奉为共和国的英雄。英国哲学家埃德蒙·伯克在一封信中称：“他们全都是卢梭。他的血液，注入到了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举止之中。卢梭，他们孜孜研究；卢梭，他们沉思入迷；卢梭，他们透彻探讨。【4】”。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艾希曼审判。艾希曼是纳粹德国的高官，是执行屠杀犹太人的负责人。在耶路撒冷的审判台上，艾希曼为自己辩护：“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在纳粹德国，他为一个合法政府服务，只是一名服从命令的执行者。问题来了，如果他没有罪，到底谁有罪？最终，艾希曼被判处绞刑。《纽约客》特约撰稿人汉娜·阿伦特报道了这场审判，在其《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概念：平庸之恶【5】。阿伦特的报告描述审判席上的艾希曼，“不阴险，也不凶横”，彬彬有礼，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阿伦特认为，艾希曼这种罪恶属“平庸之恶”，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在一个现代国家，当这种放弃价值判断、绝对服从顺从之恶蔓延时，一定是主权者沦为了极权主义者。

如何才能遏制现代国家的战争机器？

03

消灭战争

独裁君主，天然是战争制造者；但，主权者，并不一定是极权主义者。

法国贵族学者托克维尔，作为法国大革命的受害者，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民主、主权者、卢梭主义做了深刻的批判。托克维尔、庞勒、哈耶克等学者更加推崇欧洲的传统思想——自由，而非民主。不过，托克维尔在1831年游历美国后，改变了一些对民主的看法，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发现美国人对民主不像欧洲人那样迷信和狂热。他说： “美国人的最大优势是他们无需经历一场民主革命就实现了一种民主形态。”

北美的开国者们最早也以法国思想家为“马首是瞻”，支持法国大革命。但是，当革命党人把法王和王后的头颅砍下时，他们开始探索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从《独立宣言》中可以看出，北美开国者更多受到洛克、孟德斯鸠的影响，而非霍布斯、卢梭。开国者们坚持洛克的个人自由主义，把民主（政府）当工具，而不是目的。什么才是目的？保护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是目的。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在制宪会议期间说：“政府的目的是保护个人才干的多样性，个人才干的多样性是一切财产权的起源”。在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来自各州的代表对民主都是谨慎的甚至是堤防的。这源自他们对权力集中的不信任，哪怕这一权力来自人民。最后，他们对人民选举的联邦政府施以分权制衡之法。这就有了宪政民主——联邦制及三权分立制。

所以，在民主政治之上加入“宪法至上”，现代国家的概念更加充分，可以有效地约束主权者，遏制“多数人的暴政”，抑制以国家之名的侵略战争。

但是，美国有没有主动挑起过战争？

美国建国200多年内部没有发动过王朝战争，但出现过一次内战。南北战争是美国的一场宪政危机。对外方面，美国作为参与方，加入了一战和二战；同时与苏联长期“冷战”，发动过越战等战争（暂且不论讨论战争的正义与否）。

民主政治与宪法至上的现代国家，依然有发动国家战争的可能，还必须加入第三股关键力量，那就是自由市场。

米塞斯指出：“这些英国的自由主义者和欧洲大路上他们的友人，都有敏锐的眼光看出了永久和平的维持不能单靠民主，而要靠自由放任的民主政治。在他们的心目中，自由贸易是保持和平的必要条件，就国内讲如此，就国际讲也是如此。”

这源自于亚当·斯密开创的道路——繁荣与和平之路。当时英国的小皮特首相及托利党人是斯密的拥护者。议长阿丁顿创作了一首诗歌盛赞斯密：“我热忱地欢迎您，及您那睿智而充满爱国情怀的篇章，优美地谱写了通向富裕和和平的道路。【6】”自由贸易开创和平与繁荣之路，在十九世纪形成了一股自由主义学说，即曼彻斯特主义。

人类历史上的多数战争都是马尔萨斯式战争——独裁君主、极权主义者和宪政民主国家都可能为争夺存量而发动战争。跳出马尔萨斯陷阱的根本力量在创造增量的自由市场——企业家才能及技术创新，自由价格及交换秩序，市场契约、个人产权制度及较低的交易费用。

但是，最近几百年，自由贸易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与马尔萨斯式战争，几乎是同时存在且相互抑制的。

早期，英国在发展自由贸易的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发动殖民战争。斯密在1776年急于出版《国富论》的直接原因是批判英国在北美的殖民政策——东印度公司特许经营及垄断政策，试图阻止英国对北美的战争。他在《国富论》第七章《论殖民地》中指出：“禁止一个伟大的人民去对他们自己产物的每一部分进行他们所能从事的一切制造，或禁止按他们认为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去使用他们的资本和劳动，这是对最神圣的人权的明显的侵犯。【7】”

殖民战争是一种依赖于数量型增长的掠夺思维，试图控制更多的疆土、劳动力、资源及港口要塞。但是，殖民战争逐渐消失在历史的灰烬中。一方面殖民反抗不断地抬高殖民成本，另一方面自由贸易带来巨大的财富增量，改变了世界秩序。

自由交换和技术进步减少了对资源禀赋的依赖，降低了土地入侵与资源掠夺的风险。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在《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的第一部分将比较优势分为外生和内生。资源禀赋属于外生比较优势，杨小凯用李嘉图比较优势来解释；技术资源属于内生比较优势，他用斯密的分工理论来解释【8】。在全球化时代，外生资源禀赋会随着价格均等化而丧失，真正持久的比较是制度内生性、技术内生性和较低的内生交易费用。

曼彻斯特主义推动的经济全球化抑制着马尔萨斯式战争。但是，这条道路遇到一个巨大的对手，那就是干涉主义与统制经济。纳粹德国开启了一条通往奴役的路：从干预主义到统制经济、极权主义，再到国家战争。1921年，乌克兰加入了苏联，成为了苏联的粮仓。但是，苏联实施的农业计划经济导致粮仓大幅度减产，引发了30年代乌克兰大饥荒，饿死人数达数百万，大量农民和知识分子在这场灾难中被处死。这加剧了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仇恨。米塞斯直言：“干涉主义孕育出国家主义，经济国家主义孕育出黩武精神”【1】。

米塞斯认为：“完全废除战争是国际分工的必要条件。这正是曼彻斯特的自由放任哲学的精髓”【1】。国际分工催生的内生比较优势，在创造增量财富的同时，自发形成了一个囊括不同国家、性别、种族、宗教信仰的协作秩序。这种人与人之间网络密布的关系不容被侵犯，可抑制国家战争。

1991年，苏联解体，乌克兰终于独立了。俄罗斯告别了苏联时代的干涉主义与统制经济，排除了这类的战争威胁；俄罗斯进入政治民主“夹生饭”阶段，逐步告别了王朝战争，但极权主义者的国家战争还在。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依然冲突不断。为什么？乌克兰问题实际上是“冷战”的延续，内部有亲俄势力，也有亲美欧势力。俄罗斯、欧盟与美国最大的战略失误是俄罗斯没能进入国际分工体系之中——这是俄罗斯与乌克兰地缘政治风险的关键因素。

与北极圈接壤的俄罗斯具有数量型扩张的传统，渴望土地、资源、港口、要塞等天然禀赋优势。2014年，普京派俄黑海舰队装甲部队进入克里米亚，支持发动顿巴斯战争，夺回黑海战略要地的控制权。但是，克里米亚危机导致俄罗斯、乌克兰、欧盟及美国陷入了“囚徒困境”。美国与欧盟制裁俄罗斯，俄罗斯与国际市场硬脱钩，国际关系的稳定器被破坏。在俄罗斯内部，克里米亚效应发挥作用，普京的军事威慑反而可以赢得更多选票。在俄罗斯的问题上，美俄欧需要在根本上调整外交战略。

每当地缘政治危机爆发，人们都会怀疑：经济全球化真的能够完全消灭战争吗？

经济全球化可以做到，但是如今的全球化思路错了。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国家主权不断对外让渡的过程。长久以来，经济学家认为，这条欧洲式道路是人类和平的福音，毕竟德法两国都已携手。但是，这条道路是有限的、不是完全的。

这种方式是蒙代尔的思路。蒙代尔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用区域性货币替代各国的法币，如欧元。但是，这其实是用一个更大的法币替代各种法币，最终出现的是超级央行、超级财政、超级政府和超级国家。当然，并不是说这条道路不可取，而是说有限的，因为我们不能忽视交易费用的存在。欧债危机的爆发对这种模式提出挑战，欧盟协调成员国的货币、财政及外交事务上耗费巨大的交易费用。在乌克兰问题上，德国与法国就存在分歧，德国不愿意乌克兰纳入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相反，德国更愿意将俄罗斯纳入欧洲的经济体系中，与之有更多的能源及商品贸易。

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思路，并不是组建一个或多个超级国家，而是形成各种自由化国家（开放型社会）。哈耶克说，法币是自由主义需要攻破的最后堡垒。由此延伸出，最后的堡垒是国家。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应该是，自由化国家和竞争性政府。各国信息、技术、货币（自由货币取代法币）、资本、人口自由流通，关键是打破人口迁移限制，竞争性政府建立公共制度，提供公共用品，设置竞争性税率，吸引人口、企业与资本。未来，国家是一个全球化的公共用品市场，移民者可以以竞价的方式在线购买国籍，享受该国的公共用品；当然，离开者也可在线卖出。这种每个人以市场原则组成的国家，有别于由出生决定、血缘传承的民族国家，更像是哈耶克主张的开放型社会，最后走向个人的全球化。

所以，在一个人口自由流动的世界里，还会有国家战争吗？米塞斯回答是：“在这样一个没有贸易障碍和移民障碍的世界里，就没有引发战争和征服的诱因了。【1】”

从王朝战争到国家战争，从极权主义者到“平庸之恶”，真正能消灭战争的是斯密所说的对个人权利与利益不可侵犯的观念。米塞斯给了世人一个现实的提醒：“一个国家最坏的敌人，是那些把嫉妒心的发泄置之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人们。【1】”

参考文献

【1】人的行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夏道平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发明民族主义：法国的民族崇拜，1680-1800，大卫·A.贝尔，成沅一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3】和约的经济后果，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张军、贾晓屹译，华夏出版社；

【4】政治哲学，史蒂芬·B.斯密什，贺晴川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5】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安尼译，译林出版社

【6】亚当·斯密传，伊安·罗斯，张亚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7】国富论，亚当·斯密，杨敬年译，陕西人民出版社；

【8】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杨小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