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呼吁加强青年租房权益保护

住过没有私人空间的8人间青年旅舍，也尝过合租的不愉快经历后，“90后”李亚最终选择搬进公司提供的双人间宿舍。

“公司宿舍只能是个‘过渡’，近期还是想重新租房，希望能遇到个良心中介和友好的室友。”2019年7月，硕士毕业后，李亚和许多社会“小白”一样，开启了毕业后的“第一课”——租房。她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她的租房经历没有那么顺心，但也还算幸运，没有造成财务损失，“我的一位同事就在签署租房合同时还签了一份租金贷款合同，租期内申请退房后，除了被扣押金，还要被迫继续还缴未住月份的贷款。”

今年，全国政协委员王锋提交了《关于规范住房租赁市场解决青年住房难问题的提案》(以下简称《提案》)。提案聚焦租房青年之困，呼吁从房源供需保障、规范中介平台市场行为、加强行业监管等方面，切实解决租房青年安居“痛点”。

困境:青年租房易踩坑，权益受损难解困

在青年旅舍的日子，李亚仿佛回到了大学宿舍。但不同的是，室友变成了陌生人。

“每个人作息不同，在卫生间使用、熄灯时间等问题上常常要让步于其他室友，并且大家都不熟悉，很少沟通，十分影响心情。”李亚也曾打算寻找价格适中的长租公寓，但由于还欠有助学贷款，没能通过公寓平台的租金贷款审核，只能和朋友合租。

两居室中的另一间房入住的是一对情侣，常常深夜争吵，严重影响了李亚的睡眠。李亚坦言，她还遇到过房屋设备损坏没人维修，邻居因流水声大提出不准用洗衣机等要求的情况。

“我这‘无处安放’的青春啊!”李亚苦笑道，“身边的同事基本都是租房，被房东驱赶、到期不退或少退押金、中介一房两租、陷入租金贷纠纷的不在少数。”

去年刚毕业的张巧，参加了某长租公寓平台毕业租房优惠活动，签订了一年的租金贷。没想到，入住到第4个月，因平台未给付房东房租，房东上门要求张巧立刻搬离。

“我还有权住下去吗?”在经历房东多次上门争吵、马桶被房东拆掉后，张巧决定诉诸法律。

王锋在《提案》指出，对租赁企业“长收短付”“租金贷”等交易要求，租房青年缺乏应对经验。一旦出现纠纷，青年租户可能面临无家可归、经济损失和征信受损等多重难题。

“现实中许多房屋中介平台是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认缴出资往往偏低，因经营风险导致公司对外承担责任的范围不超过股东出资额，最终赔付的金额远远低于卷走的租金，最终买单的还是租客个人。”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文定曾受理许多房屋租赁纠纷案件，他表示，由于目前我国关于租房权益保护的法律尚不完备，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租房青年难维权。

“一旦他们的青春‘无处安放’，会带来社会不稳定性增强、城市活力不足等风险。”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廉思认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无房青年既是建设发展的主力，又是租房的“刚需夹心层”，“住房对于青年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有很强的正向驱动作用。现有的政策性住房还没有充分覆盖到大城市的青年群体，且他们需求最大的小户型一居室的市场供给总量不足。”

监管:租房市场竞争内卷，须加强立法监督

近几年，像张巧一样深陷长租公寓平台纠纷的案例不在少数。2020年8月24日，上海岚越公寓在浦东的办公室连夜消失，报案者将派出所门口围得水泄不通;三天后，杭州长租公寓友客被查封，留下一地鸡毛。

为何备受青年人青睐的长租公寓频繁“爆雷”?上述《提案》指出，为尽量获得房源、赢得租赁市场定价权，很多长租公寓企业实现“高收低出”和“租金贷”等模式，一旦资金链断裂，业主、租客、平台、金融机构这一营销链条就无法再顺利运转。

“在线租房行业综合管理人才少，统一的行业标准并未形成，租客的租金如何管理也是难题。”王文定表示，仅2020年7月至12月，就有20多家长租公寓项目因急速扩张造成资金链断裂，“当居住权变成一种理财产品，容易引起法律纠纷，不利于社会稳定。”

据天眼查大数据《房地产行业企业数据报告2020》显示，截至2020年10月,源于传统的“二房东”模式的长租公寓相关企业已有900余家，已注销的约占15%。

“房东也在北京的话，可能会申请租房登记备案;委托亲属或朋友处理的，一般就不会办理了，也就不用缴纳‘房屋租赁税’。”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随机从几家房屋租赁企业工作人员处了解到，房东和租客签订书面租赁合同后，很少有按照规定向房屋所在地房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租房信息的。

“加强行业监督、全面整顿租房市场是当务之急。”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院长赵万一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2020年，正在起草的《住房租赁条例》正在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对租金贷以及依法履行联网备案责任均有明确，“出台后将成为我国住房租赁领域首部条例性规范性文件。”

对策:规范房源信息备案，大数据和立法缺一不可

“下个季度的房租估计是要不回来了，三个月后我还有没有权要求租客搬离呢?”最近，郑民都在为自己在河北的房屋收租奔波。

原来，郑民将房屋通过一租房中介以季付的方式租出，每个季度由中介将租客给付的房租转付于他。不料，前段时间，中介收了租客租金后“跑路”了。

“租客已经给付了房租，如果房东要求搬离房子，损失三个月房租之外，还要花时间重新找房。这对在大城市工作忙碌的年轻人来说，代价不小。”廉思表示，当“安居”成了问题，群体性焦虑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将随之而来，继而影响青年对社会的认知和向上流动的信心。

近几年，针对租房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一些城市做出了积极探索。如杭州规定，住房租赁企业从2020年8月31日起需将相关租赁资金缴入专用存款账户管理;今年3月1日，被称为北京“最严租房新规”的《关于规范本市住房租赁企业经营活动的通知》实施首日，8家住房租赁企业被纳入押金托管……

上述《提案》提出，应完善信用管理机制，建立存款风险防范制度，针对高风险企业规定最低实缴资本金，设立监管账户和风险保证金并纳入监管。同时加强租赁金融业务管控，严格落实贷前调查和贷后管理制度，控制“租金贷”去向。

针对健全监管体系，《提案》建议借助大数据技术，引入房屋唯一核验码，确保不同平台房源信息一致，能精准核验房源信息真实性以及进行动态监管，引导向无房青年提供租期稳定的租赁房源和标准化租赁服务。

加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方面，《提案》建议推动各地落实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制度，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由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鼓励各地建设面向青年的政策性租赁住房，明确将包括灵活就业青年在内的青年群体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

实现“租购同权”，必须从立法层面予以重视。《提案》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住房租赁市场各方主体明确法律地位和法律关系，实现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

(应采访对象要求，李亚、张巧、郑民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