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泛滥使美西方国家疫情雪上加霜

当前，西方国家疫情难以控制，美国疫情更是出现加速蔓延态势。据报道，今年7月5日，全美有19%的人口生活在高风险地区，到8月9日这一比例已暴增至98%，也就是说98%的美国人生活在疫情高风险环境。美国等西方国家医疗条件先进，但疫情却加速蔓延，除变种病毒传染力强、疫苗免疫效果不如预期等技术性原因外，个人主义泛滥是导致西方疫情防控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反智主义的社会根源

美西方国家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统治可谓无处不在，它不仅主宰经济、掌控政治，还直接参与社会价值观塑造。从经济角度看，资本统治建立在剥削和压榨他人劳动成果基础之上;从政治角度看，它建立在少数资产阶级统治多数劳动者之上。因此，资本的统治是一种“做得说不得”的政治秘密。为了维持非正义的经济剥削和阶级专政合理化，使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心甘情愿地接受奴役，其价值观必然是颠倒黑白、混淆主次的反智主义。

在社会科学领域，反智主义刻意回避阶级分析法，竭力用全民性或个体性内容取而代之。只要不谈阶级问题，不谈剥削问题，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谈，如女权、环保、人权、种族歧视等。其目的只有一个:避免将矛头对准资本。由于回避实质问题，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普遍很“装”，表面花里胡哨，实则囊中空空，理论水平低不说，还很道貌岸然。

在政治学领域，资本主义社会明目张胆地将政治学“去价值化”和“去问题意识化”，使本来应该研究人类社会头等大事的政治学变成聚焦于计量方法之类的次要问题。在经济学领域，则是为资本辩护的庸俗经济学流行。“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教条化地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

在价值观领域，以笃信宗教掩饰无视客观规律和现代科学，导致谬种流传。民调显示，美国迄今仍有1/3的人不相信进化论。而社会主义的世俗化理论，以及唯物论和无神论等，对这些宗教信徒没有吸引力，甚至排斥。

为麻痹多数民众，布热津斯基等美国政界精英还提出“奶头乐”理论，主张为了让20%的上层人士高枕无忧，用温情、麻醉、低成本、半满足的办法，使占人口80%的大众阶层安分守己。一种办法是发泄性娱乐，如开放色情行业、鼓励暴力网络游戏、鼓动口水战;另一种办法是满足性游戏，如拍摄肥皂剧和偶像剧、大量报道明星丑闻、播放真人秀等大众甚至低俗的娱乐节目。这些娱乐消遣占用人们大量时间，让其在不知不觉中丧失思考和反抗能力。布热津斯基的提法看似极端，但恰好说明资产阶级的价值体系带有很强的“反智”倾向，其出发点就是“精神催眠”，使民众像吃了安眠药或吸鸦片一样，令人浑浑噩噩。

个人主义价值观迷惑性大、危害性强

在各种反智主义观念中，迷惑性最大、危害性最强的就是个人主义价值观。从理论上说，个人主义凸显共同体中个体的价值、尊严和权利，相比于封建社会的依附性社会关系，无疑有其历史进步性。然而，个人主义本体论的缺陷显而易见，并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首先，掩盖和放任资本剥削劳动者的不平等生产关系。资本力量相对于劳动者阶层毕竟属于少数，要想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占据主导地位，前提条件就是设法使无产者“化整为零”，让劳动者以个体身份抗衡强大的资本力量，以此确保资本力量对劳动者的压倒性地位。为了将劳资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合理化，资本力量必须创造一种新理论，将个人苦难合法化。宣扬个人主义价值观，无形中将原本相互依存、以社会为主要依托的广大民众进行“原子化”处理，使之独自面对庞大的资本力量。根据个体自由至上的观点，劳动者个人与资方展开自由竞争和博弈，而工会无疑是个闯入者，它不仅侵犯了资方的自由，而且阻碍了劳动者通过个人奋斗获得成功。

崇尚个人自由、个人至上、个人奋斗、个人负责，这些言辞看似无比美妙，实则用“原子化”个人打散了劳动者团结联合的可能性，掩盖的是资本剥削大众的本质。相比于奴隶社会的强制劳动和封建社会的劳动依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的所谓“个人自由”，不过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不过是接受哪个资本家剥削的自由。因此，个人主义看似最关注个人福祉，实则是为资本扩张和增值服务的，最终目的是将资本剥削劳动者的行为合理化。就此而言，个人主义价值观乃是“杀人不见血的刀”。

其次，个人利益高于社会利益，最终导致“整体利益最小化”。长期以来，资本贪婪逐利的行为始终面临巨大社会道德舆论压力，但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出现则使上述问题迎刃而解。个人本体论将分离的、孤立的、自足的原子状的个体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实体，并由此得出“个人至上”“个人先于社会”“个人高于国家”等一系列推论。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曾说过:“没有所谓的社会，只有个体男人和女人。”就此而言，个人主义价值观先天具有反社会、反国家属性。极端的个人主义者眼里只有自己，完全无视各种社会性评价标准(如是非曲直、善恶好坏等)，也缺乏对他人健康快乐或痛苦的任何共鸣和体恤。

从个人主义本体论出发，顺理成章地会出现为利己主义正名、为资本牟利辩护的观点和理论。18世纪的哲学家、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休谟等认为，实现有序社会的关键不是自利，而是找出驾驭自利的动源，并使之服务于具有社会价值的目标和方法。亚当·斯密曾说过:“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继亚当·斯密之后，西尼尔提出“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式，认为“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的财富”。约翰·穆勒则将人的各种动机抽象为追求财富的最大化动机。

“经济人”(理性人)假设更是明确将个人界定为精于盘算、矢志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抽象个体。“经济人”主要遵循自利原则和理性行为原则，任何偏离自利原则的行为都会被视为“非理性”。这一假设理所当然地认为，人们根本不关心他人，一切行动都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甚至不惜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且只有符合他们的个人利益时才会遵守社会公德。

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导致整个社会的评价标准日益颠倒和错乱。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贪得无厌的行为总是不招人喜爱，被人鄙弃。但随着资产阶级发展壮大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盛行，尤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定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大行其道，人们对逐利行为后果的评价标准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几个世纪前被社会唾弃的贪婪逐利行为被正当化，对财富的贪婪被视为人类再正常不过的合理诉求。恰恰是在这种“非道德化”过程中，资本力量日渐摆脱了社会道德的束缚，行为日趋肆无忌惮，最终导致资本的反社会属性从汩汩细流变成滔天洪水。

然而，人类社会不断走向文明与进步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日渐脱离动物/自然属性，不断强化社会属性和共同体意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始终与社会属性、道德水平以及合作意识的增强直接相关。正在这一意义上说，“人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观点的达尔文，事实上十分强调互助意识的重要性。他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详细描述了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的道德品质。他认为，“社会本能”的发展才是人类进化的关键。而个人主义价值观及其依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恰恰鼓励人们重新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时代，使人类道德水平倒退到原始社会状态。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倡导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先天具有反社会、反共同体倾向，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方向背道而驰。

再次，整个社会一盘散沙。在个人主义产生之前，个人被视为团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个人只有在与整体的联系当中才有意义。个人主义产生后，“人民”的概念不再是个集体概念，而更多是个人的集合体。在个人主义者看来，个体在所谓的自然状态中孤立存在，是他们自己的身体和能力的占有者和所有者，因而是其能力(如劳动)所生产的果实的所有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个人主义的空前盛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自我隔绝，也更加冷酷无情。

美国是其中典型代表。美国本身是个移民国家，号称“合众国”，实则境内各个族群、各国移民从未“合众为一”，形成统一的文化和心理。美国大力宣扬的推崇竞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将整个社会变成“原子化”个人的集合体。“原子化”个人的副作用就是整个社会四分五裂，难以形成有凝聚力的社会共同体，民众就像麻袋里的马铃薯，看似紧密相依，实则各不相容。

疫情暴露反智主义价值观的缺陷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典型的公共卫生危机，新冠病毒的杀伤范围不分国籍、种族、阶级。因此，应对疫情最需要的就是实事求是的科学主义精神，以及朝野同心的集体主义精神。遗憾的是，面对疫情，西方政客不是向病毒专家和防疫专家求教解决之道，反而回避矛盾，到处甩锅，并乞灵于各种旁门左道。

与此同时，西方资本力量长期推行愚民政策最终结出恶果。在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多年浸淫下，许多西方民众执着于“个人至上”信条，对所谓自身权益不受侵犯抱有执念。这使西方民众面对疫情时各行其是，一盘散沙，由此极大延误了疫情防控。在这些人看来，政府采取的种种限制性举措(如居家隔离、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是对个人权力的限制乃至侵犯。由此我们看到，即使在疫情最严重时期，西方民众经常公然违抗政府禁令，在不戴口罩的情况下举行抗议、集体聚会乃至开个人演唱会。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无疑加重了疫情蔓延态势。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个人主义盛行、集体主义缺位，才使西方民众很难像东亚国家那样，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

没有比较发现不了真理。中国能够取得令世界羡慕的抗疫成果，与中国长期倡导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直接相关。中国历来有“家国一体”的文化传统。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后更是大力倡导集体主义价值观。正是这种集体主义价值观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中国民众能够积极配合政府的防控举措(如封城、居家隔离、公共场合戴口罩等)，使中国抗疫斗争真正成为没有死角的人民战和总体战，并最终确保了抗疫斗争的胜利。

(作者:田文林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